《李宗仁回憶錄》reference_book_ids":[7272678302614031419]}]},"author_speak":"code":0,"compress_status":1,"content":" ●溫情脈脈的樂章：國民黨推出和平吞並共產黨的龐大計劃，共產黨不屈不撓守獨立●黨內派係紛雜，國民黨出現信仰危機●季米特洛夫勸王明退出競爭，共產黨內部漸至佳境●張國燾叛逃，毛澤東喜大於憂●汪精衛“紅杏出牆”，蔣介石吞咽苦果●兩個大黨的談判成泡影。委員長名言：政治家左手做的事，右手不必知道。
一
1937年底到1939年初，國共兩黨關於大黨問題的談判，無疑是第二次國共合作史上最耐人尋味的篇章。
在這一時期，兩黨內部對信仰、領袖、權力統一問題的處理，又為後世留下了咀嚼不盡的話題。
1938年年初，國民黨進行的“四個一”的宣傳，從利益上分析，可以看出它帶有明顯的全麵吞並對方的意味。然而，這樣一個龐大的計劃，自它開始萌動，不善操作的弱點從來都不曾被克服過。
共產黨人從來不乏操作的行家。2月9日，王明以毛澤東的名義起草的關於批駁國民黨“一個黨”主張的談話在《新華日報》上發表，該文明確表示：“中共決不放棄政治信仰、決不放棄共產黨組織”。“攻其一點，不及其餘”的反擊再次奏效。
國民黨的這種“一個黨”的宣傳，顯然違背了國共合作的宗旨。2月10日，蔣介石約見了周恩來。
周恩來當然明白蔣介石約他談話的用意，一坐下便展開攻勢，“《掃蕩報》等報刊這種宣傳，是一種不計後果的蠢動。限製信仰是十分錯誤的。”
蔣介石隻好回答這個問題：“我在信仰問題上不欲對各方加以限製，先總理說共產主義和三民主義並不矛盾，我相信，任何人也不能反對。至於你說的報刊上的言論，並不代表國民黨，自然不能代表我個人。我對各黨派都無意取消，更不讚成一黨政權。我希望的是各黨派融為一體。”
周恩來機警地問道：“是不是組織你提出的同盟會？”
蔣介石說：“我是說共產黨可以加入國民黨，成為一個派別。兩黨存在，總不免衝突和競爭，你們共產黨講策略，隱蔽在國民黨內來求自己的發展，不是一種很好的策略嗎？將來的國民黨內部，最革命、最能幹的也就成了最基礎的。當然，國民黨也可以改變名稱，黨內可以有不同的派別嘛。”
周恩來答曰：“國共兩黨都不能取消，我看隻能從聯合中尋找出路。”
蔣介石脫口答道：“可以研究。”
周恩來心裏有了底，卻說：“我們黨內對《掃蕩報》這種作法很反感。”
陳立夫在一旁打圓場道：“蔣總裁已經批評了《掃蕩報》，要求各報以後不再登這種文章了。還可以考慮這種辦法，在兩黨外組織一個三民主義青年團，兩黨都可加入。”
周恩來回敬道：“我們研究研究再說。”
從這一事件中，我們能看出點什麼呢？一場轟轟烈烈的政治攻勢，事先不報告總裁，連組織部長陳立夫也不知曉，可能嗎？很可能。從蔣介石和周恩來的答對中，可以看出，蔣先生作為一個政治領袖，顯得太隨意了。對信仰這樣重大的問題就這樣隨意，何況其它？一個黨隻能有一個信仰，怎麼能允許下麵存在不同的派別呢？很顯然，蔣介石這番話不是因戰事不利用腦過度導致的“失言”。重溫一點國民黨的“派係史”，不難明白這一點。在1938年春，國民黨內部至少有這樣幾個派別：以汪精衛為首的元老派，以陳氏兄弟為首的CC派，以宋子文為首的英美派，以桂係、閻錫山為首的地方實力派。以上幾個派別，在忠於蔣介石的黃埔派的維持下，才勉強保持一種均衡，一種麵子上的一統天下。這些派係在麵對利益時，則免不了相互攻訐。國民政府在抗日戰爭期間自始至終的矛盾表現，其政治根源正在這裏。汪精衛後來能在南京撐出一個局麵，沒有派係存在這個事實，實在難以想像。
費正清在《美國與中國》一書裏這樣寫道：“國民黨領袖們在取得政權以後的二十年中變成了保守派，日益關心於保護權力。這是曆史最古老的政治現象之一。”“他們當初並不是像西方國家的總統或總理的繼承者們那樣，按照人們所接受的方式，通過現成的途徑而獲得政權的，而是要在思想和方法上臨時隨機應變。因此他們覺得可以很容易把他們的思想適應於他們的需要。”
美國人費正清接近了問題的實質，但沒有完全把它表現出來。中國在1911年以前的兩千年裏，也有權力承繼的程式，簡單地說就是兒子繼承父親的皇權。在這種古老的政體中，一切之所以顯得有序，在於這樣一個基礎：全體國民都以皇帝的思想、意誌、信仰為自己的思想、意誌、信仰。蔣介石作為一個統治者，他的權力無法像西方那樣以法律固定和保證，同時又失去了皇帝所有的可以當作遺產承傳的對於民眾不容懷疑的權威。到了1938年初，民國的憲法尚是一部草案，靜靜地躺在孫科的紫檀木文件櫃裏，維持國家機器正常運轉的條例法規，不是權宜之計，就是應付之作。它們可以根據需要被隨心所欲地改動。一旦遇上內亂和外敵入侵，這樣的政權便進入了岌岌可危的險境。能把這樣一個千瘡百孔的國家機器帶出危險的力量源泉，隻能是統一的信仰，不會再有別的東西了。
可惜，蔣介石和他的夥伴在他們敗退台灣前，對這一點都沒引起足夠的注意。從他們曆次黨的會議決議中，很難發現可以根治這種絕症的良方，聽到的隻是一片對異黨的謾罵和驚呼聲，而沒見純潔自身的醒世恒言。
蔣介石對於如何鞏固既得的權力，要算是一個專家了。他建立軍統，得到了軍權在手的可靠保證。他建立中統，也得到了黨的總裁不再旁落的果實。但是，最重要的信仰問題卻被他忽略了。
發生在這個時期的，國共合作關係史上另一個重大事件從另一麵說明蔣介石對信仰問題對鞏固政權重要性方麵的無知。
1938年初，國民政府改組軍事委員會，下令設軍令、軍政、軍訓、政治四個部。陳誠被任命為政治部部長。蔣介石要中共領導人周恩來擔任政治部副部長。
蔣介石的日記裏，沒有為後人提供他做這件事的心理動機。政治聯合的常識告訴我們，即便蔣介石要履行諾言，在政府部門中為中共領袖留職位，留的決不會是這種有職有權閃著燦燦金光的寶座。日後，他批準設立了參政院，為毛澤東、董必武等五位共產黨領導人留位置這一事實足以證明，蔣介石並不在這些領域缺乏手段。據陽翰笙回憶：蔣介石提出讓周恩來這樣眾望所歸的人物當空頭副部長，是為了裝璜門麵。這也可作一說。是不是蔣介石對周恩來十分賞識才有此舉呢？不好說。要麼這是蔣介石使的離間之計？也缺乏根據。幹脆存疑算了吧。
陳誠親自登門，周恩來堅辭不出。
行政院院長孔祥熙表示要周恩來到行政院任職後，派副院長張群上門相邀，周恩來婉言謝絕了。
周恩來為什麼持這種態度？道理似乎很簡單：他是共產黨員，是有組織的。他的生命都屬於黨，宣誓的時候舉過拳頭。他不能超越自己的組織。
1月中旬的一天，蔣介石發話了：政治部副部長非周恩來不可。今天看來，蔣介石此舉似乎執意要檢驗一下中國共產黨組織是否真的嚴密到了水潑不進的程度。周恩來答曰：“我做副部長可能引起兩黨摩擦，恐不妥。”如果不是電文有誤，周恩來用“引起兩黨摩擦”相拒，顯得沒說服力。兩黨合作期間，周恩來出任副部長隻能表明兩黨合作的親密程度，何來摩擦之慮？但是，周恩來在外交場合能江郎才盡到找不出一個合適的詞嗎？仔細品味，便知“摩擦”得很有道理。不是嗎？你把這個肥缺給我，必遭盯著這個職位的眾多的人的忌恨，他們目的達不到，對你這個總裁敢怒不敢言，還不是遷怒於我，遷怒於共產黨，而能企盼這個職位的人，肯定又是有相當能量的，為泄奪官之恨，他們能不製造摩擦？蔣委員長不依不允：“你不要怕摩擦，可以避免摩擦。政治工作方針是加強部隊，發動民眾，副部長職權可以明確規定，能負其責。編製人事還沒商定，都可以商量嘛。康澤可以共事，不致搗亂。”從這番話裏可以看出，蔣介石理解了周恩來所說的“摩擦”的內涵。還可以看出蔣介石對政治信仰的遲鈍。他明知政治工作是加強部隊，發動群眾的武器，卻把這樣一個武器送給了和他有不同信仰的共產黨領導人周恩來，這不是發熱病燒糊塗了嗎？
1月21日，中共代表團依照組織程序向中共中央報告了這一情況。未見有中央答複可與不可。2月1日，新政治部開始工作後，中共代表團再電中共中央：“我們認為，孔祥熙為主和者，行政院方麵應謝絕；政治部屬軍事範圍，為推動政治工作、改造部隊、堅持抗戰、擴大我黨影響，可以去擔任職務。如果屢推不幹，會使蔣、陳認為共產黨無意相助，使反對合作者的意見得到加強。”這無疑又是共產黨善於操作的又一明證。共產黨從來沒有忽視思想和組織方法的重要性。
然而，這樣一個顯然正確的建議，卻沒有立即被中共中央采納。周恩來被同意出任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政治部副部長，是一個月以後的事情。
毛澤東和張聞天為什麼不立即同意周恩來當這個副部長呢？難道他們就沒想到事情拖到對方失去耐心另行任命而丟掉這絕好的機會嗎？這個新政治部2月1日掛牌營業時，周恩來到沒到職，至今仍是一個曆史盲點。如果他到職了，這行為就是“邊斬邊奏”。如果沒到職，至少也在口頭上表示同意了，否則就是蔣介石強人所難下的命令。
國民黨關於“四個一”的宣傳告一段落後，中共代表團接令回延安參加政治局會議。
“混亂”，隻有在搖滾樂的歌詞裏才變成了被歌頌的對象。一般情況，政治家總是青睞“秩序”。晚年的毛澤東曾留下這樣一句傳世名言：“天下大亂才能達到天下大治”，然而誰都明白這句話產生於一個非常時期，毛澤東最終的目的仍是“秩序”。1938年的春天，他希望獲得“秩序”的心情肯定比幾個月後希望得到江青的愛情更迫切。在謀求生存的時期裏，必須隻能有一個聲音。可是，這時候的聲音實在太多了！王明到武漢後，立即發表《對時局的宣言》一文，遷就國民黨，服從中央政府，提出什麼“七個統一”，強調什麼“運動戰”、“陣地戰”，講什麼“工作重心應該集中力量保衛大武漢”。怪不得蔣介石這麼慷慨大方，讓周恩來出任什麼政治部副部長了。如果再在“四個一”問題上全線退卻，下一步就該舉手投降了。必須開個會，哪怕爭吵一番，這個會必須開。
於是，中共黨史裏便多了“三月政治局會議”這個詞。然而，這個會議仍沒解決統一思想的問題。雖然張聞天、任弼時的發言很旗幟鮮明，但王明的觀點仍有不小的市場；王明還是談政治問題的權威，周恩來、博古仍持“十二月會議”的觀點。最後，仍是打個平手，各幹各的。毛澤東、張聞天不失時機地指示各地積極創建、擴大、鞏固抗日民主根據地；王明仍在武漢寫文章鼓吹自己的觀點。讓毛澤東、張聞天感到苦惱的是，無法與王明展開公開的鬥爭。五年後，張聞天回憶道：“事實上從王明到武漢後，我們在毛澤東同誌領導之下，曾經同他的路線在許多具體問題上，在中央內部進行了必要的鬥爭，直到六中全會。但是，我們對於王明同誌等某些錯誤的鬥爭，在這個時期內始終限製在中央內部，在公開的刊物上、會議上，我們沒有限製過他們宣傳。他們在武漢《新華日報》上的一些重要文章，我們《解放》周刊一律照登。”鬥爭沒有結出果實，難言之隱就無法清楚。6月初，毛澤東的《論持久戰》就已經打印成形，《新華日報》卻遲遲不予刊登。8月6日，毛澤東給王明和何凱豐發過這樣一份“抗議電”：“致參政會賀電，《新華日報》改易了一些文句，與我發致該會及在《解放報》發表的不符，對外顯示了一點分歧，似不甚妥。爾後諸兄如有意見請先告後方，以便發表時一致。”
對比毛澤東在這些“小事”上的“斤斤計較”，可以看出蔣介石似乎從來不懂“千裏之堤，潰於蟻穴”的道理。
“三月政治局會議”同意周恩來出任政治部副部長，隨後王、周、博三人再返武漢。
二
王明等人返回武漢後，於3月24日，以中共中央名義，向國民黨方麵提出如下設想解決兩黨關係：第一，實行共同綱領；第二，恢複大革命時期的國共合作方式；第三，建立一種包括各黨派在內的民族革命聯盟。顯而易見，中共傾向於第三種解決辦法，在這份提案中，強調民族革命聯盟應依據下麵三個條件：第一，各黨、各派、各團體擬定一統一戰線綱領，作為各方宣傳行動共同遵守的方針；第二，由各方代表組成一自上而下的，即中央與地方的統一戰線組織，以規劃抗日救國的大計和調整各黨派、各團體間的關係；第三，參加此聯盟之各黨派，仍保存其政治上和組織上的獨立。
這一提案，算是中共對三個月前蔣介石那句“可以研究”的一種答複和回響。
然而，這顯然不是國民黨所要的東西。在蔣介石看來，“共產黨要尊重本黨，服從領導，國內現存一切黨派，都必然消融於三民主義之下。”中共的提案當然被國民黨方麵束之高閣了。國民黨這時候正在組織國民參政會，試圖用各方人士參政議政的民主方式，對政府作有限度的改良。同時，他們又決定建立三民主義青年團，試圖從控製青年入手，以便將來達到消融各黨的目的。
在此期間，國民黨臨時全國代表大會又通過了《抗戰建國綱領》。現在看來，這份綱領無疑是一種戰時“烏托邦”，根本無法實現。但是，在當時的中國，這份綱領無疑於一縷和煦的春風，吹得各方人士心旌搖蕩。隻用看看第二十六條，就可以明了這一綱領的實質了。“在抗戰期間，於不違反三民主義最高原則及法令範圍內，對言論、出版、集會、結社當與以合法之充分保障。”
恰在此時，“台兒莊大捷傳出，舉國若狂，京滬淪陷後籠罩全國的悲觀空氣，至此一掃而空。”（《李宗仁回憶錄》）這一抗戰初期第一個大勝仗確實為中國人長了臉，日第十師團戰報有如下描述：“此敵於狹窄的散兵壕內，重疊相枕，力戰而死之狀，雖為敵人，睹其壯烈亦為之感歎。曾使翻譯勸其投降，應者絕無。屍山血海，非獨日軍所特有。”前線將士英勇得讓敵人都讚不絕口了，中國還能沒有救？
中共中央在這時也準備“讚成成立三民主義青年團”的主張。既然認定抗日戰爭是持久戰，希望正在青年身上，何況三青團的建立“可能有助於幫助共產黨對國民黨施加影響”。共產黨又一次看到了問題的實質。
這些事後來不了了之了。它留給後人的，隻是國民黨政府當時在思想上、行動上都很混亂的感覺。作為戰時政府，這種混亂注定要引起某種崩潰；公布《抗戰建國綱領》卻不真心實意執行，想吞並其它黨派卻又無行之有效的辦法，混亂隻能加劇。這種混亂日後被日本人成功地利用了。可以這麼說：日軍能在南京扶起汪精衛政權，與國民黨內部思想上的嚴重分歧大有關係。
4月裏，共產黨方麵反倒先出了大事。
清明節前的一天，張國燾放出風說他想去祭祭黃帝陵。毛澤東、張聞天等人得知這一情況後，並沒產生更多的想法。一個在政治上栽了大跟鬥的政治家，發發思古之幽情，排遣一下心口積下的鬱悶，太正常了！張國燾在《我的回憶》裏，把他在延安的“危險處境”作了誇張性的描述，認為毛澤東等人準備把他打成“托派”，甚至於消滅他的生命。4月2日，張國燾離開延安去祭黃帝陵。《中央關於開除張國燾黨籍的黨內報告大綱》這樣寫道：“4月2日，張國燾以祭中部黃帝陵為名，不經中央允許，自行跑到西安，與當地要人接洽，備受他們的優待與保護。住西京招待所兩天，不住八路軍辦事處。隻是當他7日決意逃跑，登上當地要人所備專車時，才用電話找林伯渠同誌至車站談話。談話時，企圖以造謠汙蔑挑撥離間的手段破壞黨內團結。中央在接到林伯渠同誌報告後，即估計他已走上了脫黨的道路，但為最後挽救他，故即致電武漢中央同誌，尋找他，勸導他，促其覺悟，回黨工作。”
真的開弓沒有回頭箭嗎？這樣猜想，實在太低估了政治家的韌性。如果張國燾在4月7日已經決定叛黨，他的“自白書”應該早發表十餘天。如果他在西安已和“某要人”談妥了自首的事情，周恩來、王明等人就無法在武漢找到他了。曆史沒有留下張國燾被找到後，周、王、博三人苦口婆心勸他回延安的詳細記錄。張國燾對共產黨的絕望，正產生於這場談話之後。張國燾在4月14日晚上哭訴了些什麼呢？他是不是對組織一個反毛的黨內聯盟尚存一線希望呢？一個人徹底否定半生為之奮鬥的東西，需要勇氣，也需要時間，甚至需要經曆一個半推半就的過程。4月15日，張國燾正式拒絕再回延安。第二天，周恩來陪張國燾去拜見了正為徐州戰事忙碌的蔣介石。據史料披露：張國燾在蔣介石麵前表示“在外糊塗多年”。具體這次談話談了些什麼，談了多久，又是一個謎。蔣委員長對張國燾的表白似乎缺乏興趣，沒有承諾張國燾所需要的東西。這一點，張國燾在和周恩來回八路軍辦事處的路上的表現可以證明。他一路上講的都是對政治的厭惡，走至半路，又逃脫了。是日夜，周恩來又派人將張國燾找到，嚴正告訴他：“兩種辦法供你選擇，第一，回延安等候組織處理；第二，你留下一份自動脫黨的字據。”王明和博古又講了些什麼，無法猜度。張國燾答道：“共產黨糟透了，國民黨也糟透了！我願意暫時脫離政治生涯。”
16日夜，中共代表團向中央報告這一情況後特別提醒道：不應對四方麵軍的人抱有偏見。
17日，中共中央決定開除張國燾的黨籍。
5月6日，張國燾發表《張國燾敬告國人書》，對共產黨進行攻擊。之後，他並沒有脫離政治生涯，旋即被委任為軍統局特種政治問題研究室少將主任。
張國燾的叛逃，對延安的工作影響甚微。他舉足輕重的時代已經過去了。作為毛澤東的一個政治對手，在他叛逃前就已經成為一隻“死老虎”，剩下的隻是一些關於他全盛時期的傳說。沒過多久，這些傳說變成了很好的反麵教材。
5月6日，王明、周恩來致電中共中央書記處說：三青團問題日漸具體化，對這個問題不能長期緘默，更不宜無條件讚助。
原來這個程序還在運轉著！國共兩黨對青年的爭奪尚在繼續。5月12日，毛澤東、張聞天等複電指出：我們首先承認，三民主義青年團，為國民黨青年團，為國民黨候補黨員性質的組織。我們的目的是，一，使三民主義青年團實質上成為各階級、各黨派廣大革命青年的民族聯合；二，經過三民主義青年團去改造國民黨，一方麵以青年團的力量推動國民黨進步，另一方麵經過它使大批革命青年加入國民黨，發展與鞏固國民黨內部的革命力量。
蔣介石當然不會讓毛澤東實現這個目標。徐州失守後，他已經意識到了黨內有派的種種弊端，開始考慮整黨問題。4月29日，為整齊黨內步伐，蔣介石下令取消黨內派別小組。三青團剛剛成立，他自然重視這個組織的純潔性。
隨著國民黨主力從徐州撤退，保衛大武漢已經不再是喊喊口號的問題了，在日機頻繁的襲擾中，蔣介石不得不把整黨的想法暫擱一旁，全力考慮軍事問題。6月1日，蔣介石在武漢召開最高軍事會議，決定豫東作戰略撤退，並秘密決定決黃河之堤以阻敵前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