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番話等於拉響了戰鬥警報，客廳裏的空氣頓時顯得緊張了。民眾的信仰，是政權賴以存在的基礎，這是每個領袖人物熟知的常識。蔣介石回到座位上，把最後一條路也堵死了：“三民主義青年團章程如果革命需要，當然可以修改，不過這純屬枝節問題。根本問題不解決，一切均無意義！”
我們可以看出，蔣先生的記憶好著呢！他不可能忘了毛澤東那封信，說忘記了，說沒有見到，隻是一種需要！需要是個太溫和、太中性的詞彙，它能使不可告人的目的戴上一個不太刺激人們感官的麵具登上大雅之堂。
周恩來坐不住了，問道：“是不是可以采取另外的形式合作呢？”
蔣介石斬釘截鐵地回答：“其它方式均無用，我們當然可以再談，但是，根本問題不解決，一切都無意義！”
話說到這種份兒上，再無回旋的餘地了。周恩來和王明在回曾家岩的路上，撕扯著薄薄的暮靄，一言不發。他們失去了閑談的興趣，對方的主帥已經揚起了令箭，這要比一萬顆人頭落下還要可怕呀！路過冒著縷縷青煙的殘垣斷壁時，他倆甚至沒工夫多看一眼。日本人的飛機不過這麼點能耐，現在需要趕緊把這一情況報告給延安，好早一點做準備。
蔣介石這時根本不能算作勝利者。他坐在壁爐旁的椅子裏，像一隻泄了氣的氣球，塌出一片黑。黃河也炸掉了，長沙也燒掉了，韓複榘也斃掉了，該做的都做了。保衛武漢，動用了百萬將兵，打了三個多月，因廣州失守，一切都完了。是將士不用命嗎？軍長、師長戰死四五個，能責怪他們嗎？眼下，最重要的事是整理內務，尋找其它途徑。西方大國至今仍袖手旁觀，如今周佛海又跑了。如果黨內出現分裂局麵，後果真不堪設想。還有這個共產黨！現在是不是到了該對他們動殺機的時候？還沒有，時機尚未成熟，還有許多借重他們的地方。至少，他們在華北牽製了日軍四五個精銳師團，如果把他們逼到綏、蒙，閻錫山必速降日，山西、陝西少了兩個屏障，日軍將可長驅直入，西安將不保，西南危矣！就是和日本人媾和，也不能讓別人占了先機！《南京條約》簽了六七十年，大清才亡了嘛，一切尚需從長計議！現在，還沒到和共產黨翻臉的時候。那麼，剛才說的話，是不是失了分寸？
蔣介石派人叫來了張衝。
張衝垂手而立，低聲喚了一聲：“校長——”
蔣介石歎了一口氣，“淮南，你去找一下周恩來和王明。找他們幹什麼呢？”
張衝默不作語地站著。
“我問你呢！”蔣介石直起了身子。
張衝小心道：“委座下午似乎說得太直率，恐怕引起他們的誤會。好像應該解釋一下，以免造成更大的誤會。”
蔣介石在昏暗中齜出一口假牙，“太直率，虧你想得出來這個詞，就這麼對他們說。現在就去，馬上就去。你把燈給我打開。”
任何遊戲，一旦亮出了底牌，都會變得索然無味。作為政治的繼續——戰爭，接下來就要上演了。然而，由嘴巴到大炮，尚需奏一段過門。
這個過門是一個長長的，十分耐人尋味的故事。
四
日軍攻陷南京後，日本政府估計國民黨政府不久即可崩潰，1938年1月11日禦前會議決定不以國民黨政府為“和平對手”。
然而，這一決定隻是拒絕了國民黨政府投降的可能性。由此可以看出，日本政府當時缺乏卓有遠識的政治家。常識告訴我們，戰爭隻是謀求利益的手段。日本推行軍國主義的目的在於掠奪他國資源。可見，拒絕對手投降，不是高明的一著棋。但是，日本人物色並建立偽政府的計劃一直在運轉著。隻不過，這個計劃開始時目標沒有選對。
1938年1月，蔣介石和周佛海派外交部亞洲司日本科科長董道寧去日本，探求中日“和平”的可能性。2月中旬，董見了當時的日參謀次長多田駿。董說中國朝野充滿著和平空氣，熱切地期待日方理解並促其實現。作為回報，日情報部中國課課長影佐顏昭寫了一封信大講：“要解決日中事件，不是用條件交易所能解決的。雙方需赤誠相見，把過去的事付之流水。”當時，蔣介石和談的底牌是恢複“七七事變”前態勢，日本人當然認為蔣在做夢。但是，日本方麵有了回音，說明這事可以做一做。
於是，在4月16日，蔣介石再派亞洲司司長高宗武和董道寧一起去香港，再向日本人送和平條件。
董道寧見了日本方麵的人說道：“影佐大佐的信蔣先生看了，他非常感動。目前由於公文傳授有所顧慮，蔣先生把下麵的話口授給我們，望你們細心聽後轉至影佐大佐。蔣先生說：向敵國將軍投寄書信，正同武士把生命交給敵人一樣，使我深刻感到，這樣做表明兩國國交的誠意，確是非同小可之舉。對此，我表示崇高的敬意。這件事我們絕不公開，請放心。中日戰爭是因為不戰爭而不能和睦才戰的，勝敗根本不予考慮。在此誠意下，我願考慮下列條款：東北、內蒙問題留作將來協商；河北、察哈爾必須歸還我國。然後什麼都可以談。我們不是絕對反對和平，但不能在反共後再行和平。隻要能夠停戰，必然進行反共。”
我們應該特別注意蔣介石這段話，因為在以後的國共關係中，蔣介石和日本的“和平”運動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
令蔣介石遺憾的是，日本用占領徐州作了答複。
7月6日，高宗武司長在日本參謀本部會見了後來當了中國派遣軍總參謀長的今井武夫。高宗武這樣做的開場白：“盧溝橋事變，無疑是中國共產黨的陰謀。”
阪垣陸相等人沒有糾纏盧溝橋的事，卻明確表示：我們希望蔣介石下台，由汪精衛先生出麵談和平。
高宗武聽個目瞪口呆，到香港後，不敢再回武漢，向周佛海寫了書麵報告後，托病留居香港。
周佛海接到報告，自然先交給汪精衛審閱。汪精衛和周佛海如何談論這件事的，又是一團迷霧。我們能看見的隻是汪精衛走上舞台後的表演。他把這個報告交給了蔣介石，對一個親信說：“我單獨對日言和是不可能的事。我決瞞不過蔣先生。”曆史將證明，政治家汪精衛這次在親信麵前也在演戲！
蔣介石看了報告後，讓張群轉給了汪精衛。張群走後，他對陳布雷大吼：“娘希匹個高宗武，誰叫他去東京的！”
蔣介石為什麼罵娘呢？因為高宗武把一個秘而不宣的事公開了。仇恨因此生了出來。宋美齡日後派人為高宗武送綠帽子，並不是因為高宗武做了汪精衛的外交次長，是因為這次生出的仇恨！次長比司長官大，政客舍小求大，本性使然，用不著第一夫人絞腦汁給他教訓。
高宗武罪有應得，因為他確實使蔣委員長難堪了。
軍委會辦公廳打報告給中央銀行，要為高特派員申請活動經費，孔祥熙質問蔣介石：“你委派高司長赴國外，為何不讓我們行政院知道？”這句話是醉翁之意不在酒，蔣總裁用幾萬大洋用不著孔行長大動肝火，問題的症結在於：你想和日本人言和為什麼不通知我？蔣介石隻好矢口否認：“我並沒派什麼高司長出國呀？”
外交部長衛寵惠也來湊熱鬧：“委員長是不是委派了高司長的公差？”
蔣介石又要解釋半天。蔣介石懼怕的是輿論！國民參政員有提案雲：抗戰期間有敢言和者，以漢奸論：無論何人如有妥協投降的陰謀活動，即可視之為民族的敗類和叛徒！
刑不上大夫！蔣介石自然不怕，但手下人辦事不力，留了這麼多的後遺症，這就不能寬恕。政敵的攻訐怕什麼？政治就是秘密，秘密以外無政治。政治左手做的事，右手不必知道嘛：不懂這個道理，還在官場混什麼？
汪精衛當然是一位政界高手，他左手把高宗武的報告遞給蔣介石以示清白，右手則指派親信梅思平去香港會晤高宗武。他們為什麼要和日本人媾和呢？請聽聽他們的理論：既然抗亦亡，和亦亡，當然與其和而屈服的亡，不如戰而悲壯的亡，那樣還可以在曆史上留下可歌可泣的痕跡；但是，無論日本居心如何，事實上他們是不能滅亡中國的，既然不能，當然是和為上。
他們後來成了漢奸，除了人格、人性等方麵的原因外，我們不能忽視文化的作用！近百年的屈辱史，也為漢奸的產生提供了豐厚的資源。
開始的時候，日本政府並不十分看中汪精衛，因為近衛內閣發過不以國民政府為和平對手的話，親近汪精衛這個副總裁就等於食言。1938年6月17日，日本陸軍部製定了一套導致蔣政權垮台和蔣下野的謀略計劃。這個計劃以起用唐紹儀、吳佩孚等所謂“第一流人物”為基礎，以取代蔣和反共為目的，進行各方麵的工作。6月18日，中國通土肥原被調至大本營。土肥原熟悉的是吳佩孚、唐紹儀、靳雲鵬這些曾在中國近代史上風雲一時的人物，還沒把汪精衛放在眼裏。土肥原曾成功地使宣統皇帝溥儀從天津出關弄出一個“滿洲國”，日本政府自然對土肥原再創奇跡寄予厚望。
土肥原最先選擇的目標是唐紹儀。唐早年留美，清末曆任侍郎、巡撫、尚書等職，1912年出任民國第一任國務總理。1934年從中央監察委員職位上退下，寓居上海。土肥原和唐紹儀商量好條件後，唐便派自己的女兒去武漢遊說上層人物。蔣介石知道唐紹儀和日本人講的條件中有逼他下野一條後，唐紹儀的死期到了。9月20日，他被人用利斧劈死在宅內。
土肥原萬般無奈，去天津找靳雲鵬，誰知靳雲鵬以念佛為由謝絕了。最後，土肥原又去找吳佩孚。1927年，吳佩孚被革命軍打敗後，1930年寓居北京。吳佩孚是北洋軍閥中的強有力的人物，日本曾出版過他的傳記，在日本國很有些知名度。吳佩孚做了寓公後常稱：“我的勢力還在華北，隻要我一聲令下，仍可大軍雲集。”土肥原的工作尚未開展，日大本營開始注意到了早已望穿秋水的汪精衛。理由很簡單，吳佩孚雖風雲一時，但早已是謝過之花了，哪有汪精衛這種急欲出牆的紅杏用著便當？
10月22日，梅思平飛抵重慶，告訴汪精衛：“日本希望你脫離重慶，另組政府，談判和平條件。”五日後，武漢陷落，汪精衛也下定了出逃決心。
這些都是汪精衛右手做的，蔣介石當然不知道詳情。
11月20日，汪派高宗武和梅思平在上海和日方談好了條件：在日華共同排斥共產主義的前提下，中方承認日本軍隊駐紮，承認滿洲國等。
請注意這個文件裏又是把共產黨作為頭號敵人的。也就是說，在抗日戰爭期間，國民黨的主戰派和投降派，都準備隨時把共產黨搞掉。
這時，日本人等的就是汪精衛出逃了。
12月8日，蔣介石提前從桂林回重慶，汪精衛這一天沒走成。第二天，汪隻好硬著頭皮參加在重慶開的第一次首腦會議。
12月18日，汪精衛準備在蔣介石飛西安開軍事會議時出逃。誰知這天西安天氣不好，蔣介石沒走。汪精衛怕日久生變，冒險於這一天飛到了昆明。
這時候，蔣介石才真正嚐到了黨內有派的苦果！
12月19日，汪精衛一行叛逃河內。12月22日，日本近衛首相發表第三次對華聲明，表示否定國民黨重慶政府準備另籌新的政權，提出全麵殖民中國的要求。12月24日，蔣介石從西安回到重慶，當天即對顧問瑞納說：“請你通知英、美兩國大使館，汪精衛無權和任何人談判和平。中國不但沒想到和日本談和，並且在準備作大規模的抵抗。”
12月26日，蔣介石在中央黨部發表了洋洋數千言的長篇演講，指出：“在日寇咄咄逼人、決心亡華的狠毒用心之下，中國隻有抗戰求生，不能妥協求存……如果我們還要想在虎頷之下苟求餘生，想以和平妥協的方法求得獨立平等的生存，那就無異於癡人說夢。精神已經屈服，就將萬劫沉淪，鎖鏈已經套上，百世不能解脫。……我們真不明白敵人何以失去理智到這樣地步？世界上豈有七千萬人口的民族，而可以消滅一個五千年曆史、四萬萬五千萬人民、一千二百餘萬平方公裏土地的大國？豈有一個有主義的革命政府而可以輕易受人威脅，以至放棄其革命救國的使命？因此，中國隻要守定立場，認定目標，立定決心愈艱苦、愈堅強、愈持久、愈奮勇，全國一心，必獲最後勝利！”
每一個有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的中國人讀到這樣的文字都會怦然心動！在這篇痛快淋漓的討日檄文裏，最先進的測謊儀將失去用武之地，因為這每一個字都能經得起情感試金石的磨礪，它是發自蔣介石肺腑的聲音。天哪，這怎麼可能呢？那個一遇外國人就顯得底氣不足的蔣介石哪裏去了？那個早些日子還向日本人暗送求和秋波的大元帥哪裏去了？那個慣騎兩頭馬的委員長哪裏去了？隻剩一個錚錚鐵骨的硬漢子領袖佇立在我們麵前。我們能從他誇張的手勢裏，眼睛噴出的烈火裏，飛舞著的唾沫星子裏，發現另一個蔣先生嗎？不能！站在演講台上的，是個貨真價實的蔣介石。匪夷所思嗎？是有那麼一點。然而，這樣一個曆史事實不能回避：有這樣一種身懷政治絕技的軍事統帥，他們白天的時候會身先士卒衝殺在最前沿，到了夜裏又能把投降的書信寫得文采斐然。抗戰前期的蔣介石，無疑坐在這一類天才人物聚義廳的前排。
淞滬戰役後期，他自兼前敵總司令，不時出現在軍師級指揮所裏，雖然最後打了敗仗；武漢戰役後期，他是最後一批撤離的要員，他的飛機離開武漢機場的跑道，就有一串日本產的槍彈落在跑道上為他送行。汪精衛投日後，他的三位親人死於日本人的炮火之後，他仍沒絕了與日本人“和平”的念頭，不遺餘力地與日本人討價還價。
趁那些讓人心酸的“和平”談判尚未開場，我們還是看一眼走下演講台的蔣介石吧。他的眼睛依然閃著自信的亮光，這亮光使人想到他幾十年的軍旅生涯，想到他下令處決戰區副司令韓複榘時的威儀。他的聲音依然縈繞在空中，使人確認他的統一大半個中國的事業並不是一則神話。他走下最後一個台階，保持著三軍統帥的威儀身姿，把溫和、仁慈的目光投向圍上來的記者們。
一個女記者問道：“汪主席離渝到了河內，是不是投降日本人呀？”
蔣介石微微一怔，旋即以輕鬆的口吻答曰：“汪此次離渝而赴河內實為轉地療養，純係個人行動，毫無政治意味。此行不僅與軍事委員會無關，即於中央與國民政府亦皆無關係。”
這是一個無可挑剔的政治家的答案。
三日後，到河內“休養”的汪精衛發來了豔電一份，口氣大得嚇人，要求民國政府根據22日日本近衛聲明，在承認滿洲國，共同防共，經濟提攜三原則的基礎上，與日本政府交換意見，以期恢複和平。
1939年元月1日，國民黨中央中執會常委作出決議，決定永遠開除汪精衛的黨籍，撤銷汪的一切職務。
蔣介石已經開始磨殺汪精衛的刀了。
汪精衛叛逃一事，給蔣介石一個啟示：信仰乃立黨之要旨，信仰的不同解釋權，必致大亂，不能在信仰問題上再向共產黨讓出一步。
12月底，彭德懷奉中共中央之命赴重慶麵見蔣介石，請蔣從根本上解決華北指揮關係等問題。
元月初，彭德懷見了一次蔣介石，什麼問題也沒解決。也就在這幾天裏，周恩來也奉中共中央之命見了蔣介石。
周恩來道：“近一個時期，各地都出現了反共捉人的事，我們認為問題很嚴重，需要校長出麵講幾句話。這種現象不予製止，於兩黨不利，於國家也不利。”
“有這種事嗎？”蔣介石反問道：“這恐怕是一些偶然事件，不足為怪，這麼大個國家，出點事是正常的。汪精衛投降了日本，誰事先能想得到？”
周恩來專撿蔣介石的氣門下口，“校長，去年8月3日，你在西安親口告訴我，宣俠父是你下令抓的，這些事恐怕不是偶然吧。宣俠父幾個月來毫無音訊，不會已經死了吧？”
宣俠父早年畢業於黃埔軍校，抗戰後為中共陝西省委主要負責人，兩個月前被蔣逮捕並秘密處決。
蔣介石鐵青著臉：“宣俠父是我的學生，不聽我的話，這還了得！宣俠父是死是活，我能管那麼細嗎？恩來呀，我不過是給他一個教訓罷了。你我見麵應該談兩黨合並的大事，這才是黨國需要亟需解決的事情。”
周恩來毫不退讓，“還可以再商量別的辦法，合並的辦法不可行。”
蔣介石兩手一攤道：“根本問題不解決，不僅敵人造謠，下級也常不安定，影響上級意誌。”
話外之音清晰可辯：合並問題不解決，下麵再鬧出事端就不可避免，我也沒有辦法。
周恩來悻悻而歸。
這時，蔣介石已在準備召開五屆五中全會了。汪精衛叛變了，國民黨自然也要開個大型的會議，統一一下思想認識。同時，他準備從這次全會開始改變對共產黨的策略。
1月20日晚，也就是國民黨五屆五中全會召開的前一天晚上，蔣介石再次約見周恩來，發出最後通牒。
蔣：明天要開全會，延安對此會有什麼建設性意見可以提。
周：我立即把校長的意見告訴他們。
蔣：兩黨統一的事，還有無可能？
周：沒這種可能。
蔣：你們是毛澤東說了算，你沒問他，怎麼就說不可能呢？你再發個電報問問嘛。
周：用這麼急嗎？
蔣：你知道，要開會了。開會要是形成什麼決議，以後的事情就不好辦了。
周：好吧，我發個電報。
這天晚上，毛澤東在延安的窯洞裏為《論持久戰》英譯本寫序言。序言說：“上海的朋友在將我的《論持久戰》翻成英文本，我聽了當然是高興的，因為偉大的中國抗戰，不但是中國的事，東方的事，也是世界的事。……我的這本小書，是1938年5月間作的，因為它是論整個中日戰爭過程的東西，所以它的時間性是長的。至於書中論點是否正確，有過去全部抗戰經驗為之證實，今後的經驗也將為之證實。”自信之態，溢於言表。
第二天，周恩來的請示電到了。毛澤東帶著一雙熬紅的眼出席了專門為此電召開的書記處會議。毛澤東敲響了定音鼓：“給敬愛的蔣先生複一電，想取消共產黨和馬列主義絕對不可能，要他徹底打消這個念頭。”
22日，中共中央的複電經周恩來這個二傳手傳到了蔣介石手裏。電文稱：“兩黨為反對共同敵人與實現共同綱領而進行抗戰建國之合作為一事，所謂兩黨合並則純為另一事。前者為現代中國之必然，後者則為根本原則所不許。”
言詞擲地有聲，蔣介石實難咽下。8日後，五中全會閉幕了，會議通過了《限製異黨活動辦法》，決定成立防共委員會，嚴密限製共產黨和一切激進分子的言行。這個文件前麵加了個“原則通過”，目的是為將來留條後路。這幾天蔣介石批準秘密頒布的《共黨問題處置辦法》、《淪陷區防範共黨活動辦法草案》，前麵加的是“嚴令執行”。
蔣介石朝共產黨揮起了一把鈍刀。他要一刀一刀慢慢地割。
第二次國共合作交響曲奏過了溫情脈脈的行板，進入了磕磕碰碰的快板樂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