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江慘案，國共摩擦重現●二戰爆發，蔣介石喜出望外，明令限共防共●晉西北事變，閻錫山偷雞不成蝕了米●毛澤東構想大戰略，白崇禧獻出新對策●河北三次摩擦，國軍損兵兩萬●國民黨驚呼：共產黨三年時間已擁兵五十萬，如不采取斷然措施，再過一兩年肯定不止一百萬，那時還有我們的活路●軍事談判，雙方都在拖延。
一
時隔多年後，蔣介石在台灣反思在大陸失敗原因時曾說：“中日戰爭完全被共產黨利用了，他們利用戰爭發展壯大了自己。”
1956年，毛澤東在北京接見日本記者時，曾戲言道：“我們應該感謝你們日本人。”
共產黨在抗日戰爭期間羽毛日漸豐滿，這是個毋庸置疑的曆史真實，誰都無法回避。然而，我們不能忘記這樣一個數字：抗日戰爭爆發時，共產黨隻有不足五萬軍隊，加上1937年11月改編的新四軍，總數仍沒超過七萬人。然而，我們又不能忘記：抗戰期間，日本人把共產主義視作洪水猛獸，國民黨每在與日搞媾和時，共產黨是最先被出賣的對象。然而，我們還不能忘記：在整個抗日戰爭中，蘇聯除了給共產黨一些精神上的安慰和星星點點物質援助外，多數時間是在和日本人親熱的。在這樣極端惡劣的環境中，共產黨的力量卻在壯大，這不算奇跡，世界上還有可稱奇跡的事件嗎？
西方有這樣一句諺語：羅馬不是一天建成的。共產黨同樣也不是一天壯大的，它的成長史也是七折八彎，每走一步都經過了血雨腥風。
在追尋那已經變得遙遠的曆史之前，很有必要聽一聽蔣介石先生對共黨的評價。《蘇俄在中國》一書有蔣介石這樣一段話：“隻要你自己內部有了矛盾，被他利用；或是留下一點空隙，使他在你們中間，能夠製造矛盾供他利用，其結果，他就能在你們中間煽其鬥爭，並且他利用這一鬥爭，不僅控製那被鬥爭的一方，並且控製那鬥爭的一方。這就是他共黨獲得同盟者的方法。”
這種殫思極慮獲得的認識，對於蔣介石本人而言，獲得的太遲了。
我們把目光投向國共兩黨最早出現糾紛的河北地區吧。
1937年9月28日，蔣介石為了抗擊南下的日軍，電令朱德率八路軍前往河北敵後“將其後方聯絡線切斷，使其陷於援盡糧絕之困境。”八路軍奉命行事，進入了這一地區，並無絲毫“越軌”之行動。
1938年3月，蔣介石、何應欽、白崇禧等要員與周恩來、葉劍英會商決定：將黃河左岸第一、二兩戰區合並為一個戰區統一指揮，組織野戰兵團和挺進支隊向敵後冀、魯、熱、察以及平漢、津浦鐵路線之間的山地進發；兩個月後，八路軍再次奉命進入上述地區。
毛澤東認為抗日戰爭應是一場持久的以人民為主體的全民族戰爭，加上他視為高於一切的政權觀念，八路軍的操作程序自然與國民黨軍完全不同。八路軍每到一地，即發動群眾，建立基層政權組織，很快在冀南紮下了根，並建立了冀中、冀南行政公署。
1938年6月2日，鹿鍾麟懷裏揣著河北省主席的委任狀到河北上任。鹿鍾麟可算是馮玉祥的忠實追隨者。1914年，馮玉祥擔任第16混成旅旅長，鹿即入該旅任職。1916年，鹿任營長。1924年，馮玉祥在北京出任國民軍總司令，水漲船高，鹿任第一軍第一師師長兼北京警衛總司令，具體負責操作驅逐廢清帝溥儀出宮。1926年，出任國民聯軍總司令部參謀長。1928年，二次北伐時，鹿在馮玉祥第二集團軍中出任第9方麵軍總指揮。1928年，馮玉祥任南京政府軍政部長，鹿任常務次長。1929年3月，蔣桂戰爭爆發，蔣為討好已和他鬧僵的馮玉祥，委任鹿為軍政部長。翌年4月，中原大戰爆發，鹿沒像馮玉祥其它部下背叛他，放棄軍政部長之高位，潛逃至馮玉祥那邊出任第二、第三方麵軍前敵總司令。幾月後，他和馮玉祥戰敗，被迫下野，在天津做了七年寓公。抗日戰爭爆發後，馮玉祥再次出山，鹿於1937年底繼馮玉祥擔任了三個月第六戰區司令長官。1938年2月，他被調任軍法執行總監。後在馮玉祥的努力下，蔣介石才給了他河北省主席一職。
作為蔣介石宿敵馮玉祥的親信，自然無法指望撈到大後方的什麼肥缺。蔣介石把他派往孤懸敵後的河北，看來並不是買了馮玉祥的麵子，實在有那麼點將他放在火爐上烤的味道。智者千慮必有一失，蔣介石把這樣一個靠不住的鹿鍾麟派到河北，可謂得不償失。他可能遺忘了共產黨已經控製了河北大片地域這一事實，要不然他不會出此下策。
鹿鍾麟到河北踩了踩地皮，馬上覺得這個省主席的位置不好呆。除了日軍和八路軍外，部隊都是雜牌，石友三、高樹勳都是難相與的主兒，根本無力統一河北的黨務和軍務。政務呢？更難辦！共產黨在這裏已經紮下根了，部分地區已建立了政權。鹿鍾麟試著派人到八路軍占領區查了幾遭，碰了幾個不軟不硬的釘子。思前想後，鹿鍾麟覺得不倚重共產黨，省主席怕坐不穩。
1938年8月19日，鹿鍾麟率省黨部要員數人出現在第十八集團軍總部的小院裏。離開的時候，他的口袋裏多了這樣一份協定：一、原八路軍建立的冀中、冀南行政專區分區政府人員不變；二、為統一民運決定組織河北總動員會，以鹿為主任；三、八路軍在河北之正規軍和遊擊隊須得朱、彭同意或委任方可指揮，河北專區分區之地方武裝須經過所屬軍分區司令員方可指揮，冀察晉邊區政府所管理之冀中各縣仍為河北省政府所轄，但省府命令須經過該邊區政府同意才能生效。
可以想見，鹿主席打道回府的途中，心情一定不是一般的鬱悶。堂堂原軍政部長，戰區司令官，現在一省之父母官，下駕到一個集團軍司令部，打了兩天嘴巴官司，才得了一個什麼總動員委員會主任的虛職，難道會有彈冠相慶的心境嗎？八路軍的一兵一卒都無法直接調動，兩個專區的官員無法自己任命，一個邊區的所有事情都無法插手，這個省主席還有什麼當頭！
然而，鹿鍾麟哪裏是等閑之輩！兩個月後，他就理順了河北國民黨各色武裝的關係，確立了自己的領導地位。接下來，便開始設法向共產黨討個說法了。國共雙方在河北的控製區犬牙交錯，鹿鍾麟深感難以駕禦這地盤上共產黨的力量。在這種情況下，日本人倒撿了便宜，隻要全力進攻一處，另一方注定會坐山觀虎鬥。一個月下來，矛盾捆成捆了。雙方都有部隊，一不留神，槍就要響的。
初冬時分，鹿鍾麟向重慶上報了這樣一個計劃：一、立即取消中共冀中、冀南行政主任公署；二、在冀之八路軍主力一二九師及其所屬部隊，立即歸還第二戰區戰鬥序列，其所編各種遊擊隊統一整編後交省府指揮，不準攜去，免絕隱患，如做不到這一點，最少應令八路軍在冀境者悉數開入冀中，或分擔津浦、平漢鐵路防務。
鹿主席之老辣呼之欲出！矛盾上交了，辦法也想好了，看你蔣委員長如何處之。共產黨自然也不是好惹的。1938年12月23日，中共中央電示將去西安開高級將領會議的彭德懷，要他麵見蔣介石提如下要求：“凡八路軍占優勢而為主力的地區，一切軍隊，包括友黨之遊擊隊及地方自衛隊，應歸八路軍指揮；凡友軍占優勢的地區，一切部隊概歸友軍指揮。所謂地區應以戰略區域為單位，爭取委任朱德為一個戰區的副司令長官。”指出“華北各區重新劃分時，應不照過去省界，而以遊擊戰之形勢決定。”彭德懷根據這一指示，上書蔣介石，建議照軍事關係重新劃分華北行政區，並提出了將八路軍三個師改編為軍的要求，認為已有十二萬人的八路軍，用原來四萬五千人的經費已不夠，建議每月增加一百萬元經費。
彭德懷從西安追蔣介石追到重慶，蔣介石發話了：“讓行營程潛主任，戰區閻長官、衛長官派員調查後再議。”
彭德懷走後，蔣介石擦了一把冷汗，開始想對策。八路軍遍地開花，將來就要遍地結果，這還得了！共產黨占一塊地盤就建立政權，如此蠶食下去，這江山不是要變顏色了嗎？可是，八路軍現在控製的地方，確實是奉命前去的，不能指責，也尋不出不是。最後，蔣介石向各戰區下令：禁止未奉軍委會命令擅自開往它區，各戰區不得兼管行政。又覺這命令不夠具體，又解決不了河北的問題，再令增兵河北和山東。
1939年2月，鹿鍾麟從重慶開會回到河北，腰杆挺直了許多。第一天辦公，他先給朱德和彭德懷拍了一份電報，要求八路軍立即退出河北，交出全部遊擊隊，隨後，他攤開地圖，開始填寫八路軍占領區各地區、各縣專員和縣長的委任狀。第二天，他又密令各部隊伺機多占地盤。他深知蔣介石的為人，知道這個鐵腕人物下一步要收拾共產黨了。
共產黨卻來了個針鋒相對，中共中央立即電示朱德、彭德懷：一、要求當地高級指揮官兼地方行政官，撤換鹿鍾麟，以朱德兼河北省主席；二、冀、察、魯三省戰略位置重要，八路軍隻能增加，不能減少；三、晉察冀邊區、冀中、冀南現行政權不僅不能取消，而且山東及其它地區也應照此辦理；四、政府發餉少，八路軍及遊擊隊要吃飯，停止征糧實難從命；五、對於非理進攻，必須反擊，決不輕易讓步。
國共兩黨在河北地區大規模的軍事衝突一觸即發。
陝北地區自1938年年底開始，國共雙方的關係也變得微妙異常。1938年底，發生土橋事件。1939年3月發生龍州堡事件和瓦窯堡事件，4月發生鎮原事件和寧縣事件，小型軍事衝突不斷。這些事件的根源在於國民黨秘密頒布的《限製異黨活動辦法》，可能性存在於陝甘寧邊區問題懸而未決。
自1939年2月起，國民黨從政治、軍事、經濟等方麵向陝甘寧邊區實行了壓迫。2月28日，一份名叫《陝北二十三縣民眾代表請求政府撤銷陝甘寧邊區政府及綏米葭吳清備區請求書》的東西被炮製出來了。這份《請求書》很有一點潑婦罵街的味道。引言稱“國人亦渴望共產黨人言符其行，乃事實大謬不然，隨抗戰之展開，共產黨人不顧國家民族之生存，而積極發展其一黨之勢力。直接與政府摩擦，間接幫助了日寇，事之痛心，無過於此。言念及此，不覺淚下。嗚呼！共產黨人亦中國人也，何喪心病狂若此耶！”在列舉共產黨在陝北的多種“陰謀”後，《請求書》列舉七條撤銷陝甘寧邊區政府的理由，第一指責邊區政府自成體係，另有法令，另有政策，儼然一小國家。此責言不成理，當時，至少有山西、新疆、青海、寧夏、廣西地區，實際上在實行地方自治。第二、三、四、五、七諸條，要麼是第一條的重複解釋，要麼牽強附會，強壓罪名。第六條則隻能讓人啼笑皆非了。《請求書》寫道：“我中華為五千年之文明古國，禮義廉恥，祖宗遺傳，而共產黨竟將此立國精神，整個摧殘。為拉攏全國男女青年計，將社會公開，自由戀愛之真諦，完全曲解，提倡男女苟合，麻醉青年，據去年3月間國際聯盟防疫委員會在邊區工作結果，得知現在邊區男女百分之七十五，皆患有花柳病，致有梅毒區之稱。”
這種水平的指責性文字，在當時國民黨中下層的報告材料中比比皆是。難怪它們沒有出現在高檔次的談判桌上。“百分之七十五的男女皆患有花柳病”，真是個天才的忽發奇想！政治格鬥辭典裏，從不收錄這種戰法。
5月底，毛澤東看到了三個月前蔣介石秘密頒布的《共產黨問題處置辦法》。這份絕密文件裏，提出兩種對付共產黨員的態度，“上層注重‘理性之折服’，以嚴正對之；中下層當予以事實上之打擊，以嚴厲對之。”毛澤東發話了：“來而不往非理也！他們要打，我們沒有辦法。”6月10日，毛澤東在高級幹部會議上，提出反摩擦的指導方針：“積極幫助蔣督促蔣朝好的一邊走，仍然是我們的方針。……統一不忘鬥爭，鬥爭不忘統一，二者不可偏廢，但以統一為主，磨而不破！”
6月7日，中共開始反擊了。這一天，周恩來向陳誠遞交了一份關於合理公正解決兩黨衝突問題的建議。要求確定陝甘寧邊區區域，要求把沿黃河西岸的七縣劃為十八集團軍之補給區，要求河北省政府改組，要求十八集團軍負責晉察冀邊區作戰，進攻態勢很濃。陳誠作不了主，隻好把這份建議再轉蔣介石。6月10日，周恩來再次見蔣。
蔣介石自然想維持麵子上的合作，表現出了公正大家長的風儀。
“恩來呀，你們的建議我看過了。現在問題的症結，不在陝北幾個縣，而在你們是否有根本的真誠，服從中央，為全國革命的模範，而不自居於整個國體之外，形成特殊，遺攻訐者口實。”
周恩來不亢不卑道：“自抗戰以來，共產黨所作所為，天地可鑒。”
“這個我知道！”蔣介石換了一種口吻，“我為領袖，完全可以以理智的、持平的態度處理國事，絕不會偏聽偏信的，我會權衡一切，以國家民族整個利益為前提的。你們為了解決問題，先造成特殊事實，強壓於我，眼裏到底還有沒有我這個領袖呀？”
周恩來忙解釋說：“校長千萬不要誤會，我們這次提的問題，大都是些懸而未決和亟需解決的問題。八路軍在防禦的空隙裏主動打擊日軍，該不會錯吧？”
蔣介石再換一種口氣，“恩來呀，我什麼時候說你們作戰方麵的問題了？新四軍前一段作戰有功，我當即下了嘉獎令嘛。隻要你們恪守中央命令，使各地事態平息。我能虧待你們共產黨嗎？我的為人你該知道的，向來以仁愛為本，對共產黨也不例外。我責備你們，完全是出於愛護你們呀。你應該明白我的苦心！”
打是親，罵是愛。娘打兒子誰也不能怪。諳熟這些中國特有文化風尚的人，不難體味出話聲中的用意。
周恩來走後，蔣介石立馬叫來侍從秘書：“電告西安朱長官、胡副長官，日軍近期實難發動大規模行動，西北各軍今後主要任務是全麵監圍陝北奸偽！”
天哪！“愛護共黨”的聲音還在繞梁呢！
這時，共產黨的發展和壯大，已經讓蔣介石食量大減了。如果不立即采取措施，後果不堪設想。然而，曆史已不允許他下定消滅共產黨的決心了，日本人的威脅依然存在，對共產黨隻能限製、削弱。華北地區，無論是政治還是軍事，他都無力加以控製，提出控製共產黨軍隊，或合並共產黨，都過時了，而中共的軍事和政治影響力又有向南發展的趨勢，這又如何是好？軍事壓迫能有多大作用？他對此也深表懷疑。華北已成既定事實，千萬不能讓華中也變成共產黨的天下。蔣介石的注意力漸漸移向了華中。
6月12日，國民黨第二十七集團軍奉蔣介石密令，派兵包圍了新四軍平江嘉義鎮通信處，慘殺了新四軍參議塗正坤、八路軍少校副官羅梓銘等六人。曆史字典裏又多了“平江慘案”這個條目。這六個人中，有四人是被活埋的！
圍繞這一事件，國共兩黨進行了一場牽動全局的智鬥。
二
平江慘案發生二十天後，周恩來於7月2日電告陳誠，請蔣介石下令查明事情真相，把此事提到可能導致國共關係破裂的高度認識。
為什麼中共單單看中平江慘案？在此之前，死人的事件發生過不下十起了。這是因為平江慘案是軍隊製造的，殺人手段又極其殘暴。為什麼隔了二十天才提出這件事呢？因為6月30日，國民政府明令公布了《防止異黨活動辦法》，平江慘案恰能作為有力的回擊武器。
7月19日，陳誠電複周恩來：“嘉義舊土匪潛在謀亂，在地方四出搶劫，槍殺國軍來往官兵，滅屍繳械。二十七集團軍派隊前往剿辦，該匪主力當即起猛烈抵抗，雙方激戰，互有傷亡。塗正坤等招集土匪，擾亂後方，槍殺國軍，滅屍繳械，危害地方，實屬目無國法，該集團軍派兵前往剿辦，維持後方治安，係適當處置。”
雙方各執一詞。
7月22日，周恩來致電陳誠近千言，曆數新四軍通信處功績，從陳誠電中找出八處漏洞加以反駁。再請第九戰區派員與葉劍英一同前往調查。同日，周恩來、葉劍英又寫近兩千言檄文，電告軍令部部長徐永昌和軍委各部長官，要求主持公道。
過了六天，不見國民黨方答複。7月28日，周恩來、葉劍英再電軍政部部長何應欽和軍委各部長，懇請派公正大員前去詳查。
此電仍泥牛入海。
至5月底，報紙也發了文章，電報也打了5封，此事仍無結局，僵住了。
毛澤東在這個關鍵時候站了起來。8月1日，延安各界人士及群眾數千人，舉行集會，追悼平江慘案死難烈士。毛澤東在會上發表了《必須製裁反動派》的演說。演說指出：“這樣一件殺死抗日同誌的大事，有誰出來過問呢？……這件事應該由誰出來過問呢？……如果在陝甘寧邊區發生了這樣的事情，我們的高等法院早就出來過問了。……這是什麼緣故呢？這是因為中國不統一。……這樣下去，中國就不得了，抗日的人可以統統被殺。殺抗日的人，這是什麼意思？這就是說：中國的反動派執行了日本帝國主義和汪精衛的命令，準備投降，所以先殺抗日軍人，先殺共產黨員，先殺愛國誌士！”
當日，追悼大會發通電至全國，蔣介石自然也收到一份，不過，他還是把這件事“冷處理”掉了。之後，共產黨一方也沒再提此事。
共產黨不用再提此事了，因為這一個回合他們大獲全勝。全國都知道有個“平江慘案”，抗日的共產黨部隊被國民黨軍打掉了。國民黨不得不把刀鋒藏一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