軍隊中派係問題，蔣介石敗退台灣之時，才有能力解決。這一曆史遺留的難題，蔣介石的前半生，隻能對之歎息。11月6日，毛澤東就和英、美聯絡問題，專電周恩來：“蔣加入英美集團有利無害，加入德意日集團則有害無利，我們再不要強調反對加入英美集團了，雖然我們也不應該提倡。目前不但共產黨、中國人民、蘇聯這三大勢力應該團結，而且應與英、美作外交聯絡，以期製止投降打擊親日親德派活動。我們應向國民黨人員及各方奔走呼號，痛切陳詞，說明剿共則亡黨亡國，投降日寇必使蔣崩潰。但說話時，不要罵蔣罵國民黨，隻罵親日派。要告訴黨員和一切抗日人員，隻要大家團結與積極活動，製止‘剿共’、投降還有可能，還有這種時間。你是否於適當時機，請求見蔣麵陳一次。”
毛澤東對英、美態度的改變，標誌著他作為一個戰略家的成熟，至於該怎麼操作，怎麼罵人，怎麼利用矛盾，他早是身懷絕技的高手了！
11月9日，中共字斟句酌的“佳電”發給了何應欽和白崇禧，算是給“皓電”的正式回答。此時，距何白電限令新四軍北上開至黃河以北的最後期限隻有十天！此電洋洋兩千餘言，曆數中共軍隊抗日以來的戰績，特別提到仍在進行之中的“百團大戰”；接著，痛陳八路軍、新四軍抗戰之困苦艱難，“以十五萬之眾，領四萬五千人之餉，雖有巧婦難以為炊”，但仍屢給敵以重創，“職軍已十四個月未蒙發給顆彈片藥，有一槍僅餘四發五發子彈者，有一傷僅敷一次兩次藥物者”；最後道：“德（朱德）等轉戰疆場，不惜肝腦塗地，苟利於國，萬死不辭，所祈求者惟在國內團結不能破裂，繼續抗戰不變國策，故於鈞座所示各節勉力進行，而對部屬弱點，則加緊克服。亦求中央對於時局趨向，明示方針，拒絕國際之陰謀，裁抑國內之反動，而於聯合剿共內戰投降之說予以駁斥，以安全國軍民之心，複望改良政治，肅清貪汙，調整民生，實行主義，俾抗戰重心，置於自己更生基礎之上，此皆國家民族成敗之所關，萬世子孫生存之所係。心所謂危，不敢不告，敬祈轉呈委座，采擇施行，無任屏營待命之至。”
接到這樣一份電報，蔣介石和他的高級幕僚，也不好立即答複。窗戶紙沒捅破，仍是在一個鍋裏攪勺子的家裏人，又把“家長”的令牌舉到頭頂，能馬上變臉嗎？這樣，共產黨的部分目的就達到了。與此同時，周恩來等人以“佳電”為基礎，在重慶展開了強大的政治攻勢，各界人士廣泛地同情共產黨了。
蔣介石為難了！
然而，蔣介石的內戰準備一點也沒停。10日，湯恩伯、覃連芳部十一個師作好了開赴皖地的一切準備。同時，東北軍第五十七軍已開始由魯南向蘇北轉移。
毛澤東不忙不慌，看出了蔣介石內心一時無法消解的矛盾，遂於11月12日電示周恩來、項英、劉少奇等：“蔣介石一麵調兵遣將準備進攻新四軍，一麵卻仍怕亂子鬧大不好收拾。你們應向各方麵放出空氣，略謂華中方麵有三十萬大軍準備進攻新四軍，我們希望能停止出動，以免演成內戰，兩敗俱傷，敵人獲利。但如一定要打新四軍，則新四軍不能不自衛，八路軍亦不能坐視不救，那時亂子鬧大，彼方應負其責。這種空氣如放得適當，可能停止或延緩其進攻。”
放這種“空氣”已屬心理戰的打法了。毛澤東在1940年陰冷的冬天裏，是怎樣在磨勵他的心靈的呀！槍彈還沒有說話，鬥爭還沒有演化成刀刀見血的廝殺，智慧就是一切一切的仲裁人。由智慧派生出所有手段，都可派上用場。
然而，危險還是步步逼近了。11月14日，重慶軍委會軍令部製定的《剿滅黃河以南匪軍計劃》、《解決江南新四軍案》散發著油墨香氣，就等蔣介石的手令這最後一道手續了。兩日後，湯恩伯、李品仙、韓德勤的二十萬人已接到攻擊華中八路軍和新四軍的預備令。顧祝同已開始從浙贛前線抽調兵力，部署圍殲皖南新四軍軍部及其所屬部隊。
11月16日，毛澤東再次表現出驚人的變通性。這一天，他同朱德一起簽發了這樣一份電報：“我黨我軍中過去把黃埔生看作一個籠統的反共集團的傳統觀念是錯誤的、有害的。在目前嚴重時局，急需改正此觀念，利用一切機會與黃埔生軍人進行統一戰線的工作，不要刺激他們，而應以民族至上的觀念來打動他們，使他們對反共戰爭取中立或消極態度。這對挽回危局有重大意義。”
國民黨方麵也不乏足智多謀的人物。14日，軍令部的“剿共”方案剛剛打印出來，這樣一個消息在重慶不脛而走：賀龍師已有三千人南下！胡宗南以此為借口，遂令大批部隊開向關中。
作為局外人，誰都會得出這樣的感覺：“大規模的內戰不可避免。”
因為雙方已擺開了決鬥的架勢，決鬥用的刀已經出鞘了。
三
作為局內人的毛澤東，此時卻這樣說：“隻要蔣介石未與日本妥協，大舉剿共是不可能的，他的一切做法都是嚇我讓步。發表皓電是嚇；何應欽紀念周演說是嚇；湯、李東進也是嚇；胡宗南集中四個師打關中也是嚇；命令李克農撤銷辦事處也是嚇，他還有可能做出其他嚇人的事。除嚇之外，還有一個法寶即封鎖。對一切嚇我之人，應以我之法寶（政治攻勢）嚇之。我們除在佳電中表示緩和，在皖南作出讓步外，其他寸步不讓，有進攻者必須粉碎之。胡宗南部正準備進攻關中地區，隻待胡發動進攻，我們即在蘇北發動一個局部戰鬥以報複之，隔斷韓德勤、霍守義兩部，打通皖東、蘇北。隻有軟硬兼施，雙管齊下，才能打破蔣介石的詭計，製止何應欽的投降，爭取中間派的向我，單是一個軟，或是一個硬，都達不到目的。”
在複雜多變的政治、軍事集團的交鋒中，去猜對手靈魂人物心中的底牌，等同於拿身家性命押在輪盤賭的賭盤上，隻有絕對自信的同樣是靈魂的人物，才敢把全部的希冀押在第三十六門上。在這種押注的瞬間，理性的分析悄然退到了背景的位置，需要的是直感。後來，毛澤東勝利後，我們看到的是英明，可是，誰能否認，在得出“蔣介石是嚇人”這一結論的時候，毛澤東沒有捏著一把汗？
11月21日，也就是毛澤東作出這種驚人判斷的同一天，他專電葉挺、項英：“你們可以拖一個月至兩個月，但須認真準備北移。我們決心以皖南的讓步換得對中間派的政治影響。”隔了三天，毛澤東等再電葉挺、項英：“你們必須準備於12月底全部開動完畢；葉率一部分立即出發；一切問題須於二十天內處理完畢。”幾個小時後，毛澤東又電葉挺、項英：“立即開始分批移動，否則一有戰鬥發生，非戰鬥人員及資材勢必被打散。”
現在可以用毛澤東的行為修正一下毛澤東幾天前的判斷了。他認為，從全局來看，蔣是嚇唬人，而局部肯定會下殺手的。毛澤東深知蔣介石是個有仇必報的人，而且他感覺到蔣肯定會對皖南痛下殺手。從戰略上考慮，消滅了江南的新四軍，江南中共就再無一支像樣的軍事力量了；從得失上考慮，皖南是新四軍的軍部，消滅一個軍部，可作的文章很多。
然而毛澤東用得著管皖南新四軍如此之仔細嗎？他不是三國時的諸葛亮，凡事必親躬，杖二十以上處罰必自己親自執行。且看他在同一天（24日）給肖克的電報是怎麼寫的。“目前的時局在轉變關頭，我黨一麵須堅持各抗日根據地，一麵須準備對付蔣介石的剿共戰爭。平西、平北及冀東區域的堅持與發展，增加了對整個局勢的意義，望從艱難中支持下去，與聶、彭打成一片。軍委曆來對你處沒有多少幫助，今後將更少幫助，一切望你及同誌們獨立支持之。”一個大戰略家，卻在想一支萬把人部隊轉移時的細枝末節，正常嗎？難道他忘了北伐時葉挺曾帶出過所向披靡的鐵軍？難道他忘了項英是打遊擊戰爭的軍內少有的一個行家？他沒有忘，然而他又必須這麼做！
個中原因需要講一個長長的故事才能明了。
新四軍的前身，是紅軍主力北上後留在南方八省的遊擊隊。國共合作之初，共產黨當然沒忘記這支不可多得的武裝力量。七七事變後，中共提出改編南方紅軍遊擊隊，開赴華中敵後抗戰的設想。國民黨很快答應了。1937年8月，周恩來見到廣州起義失敗後流亡國外長達十年的葉挺，提出要葉出麵收編遊擊隊。因葉挺當時已不是中共黨員，又是北伐名將，國民黨自然願意讓葉出麵改編紅軍遊擊隊。9月23日，國民政府軍委會下達了葉挺任新編第四軍軍長的任命。因為葉挺已經脫黨，項英作為中央軍委新四軍分會書記，實行政委之職。同時，項英又是東南分局書記，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
這種微妙的安排便產生了葉、項之間微妙的關係。
便是在1938年，項英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的官職已當得不耐煩了。項英在極艱難的條件下，在南方打了三年遊擊，身上又多了一些難馴之氣。在他看來，葉挺算什麼？一個革命意誌薄弱的人嘛。南方暴動失敗，就對革命失去信心，跑到國外躲清閑，一躲就是十年，如今竟大模大樣做起軍長來了。國民黨中反動的、草包的軍長多得是，你卻來當共產黨軍隊的軍長，哪有這種便宜讓你揀！
1938年4月，蔣介石命令新四軍集中出南陵，依大茅山脈向蕪湖、宣城一帶行動。葉、項矛盾交響曲奏出了第一個音符。項英認為這是蔣介石借刀殺人，不應執行。葉挺卻認為可行。4月18日，項英一人致電毛澤東、王明、周恩來，要求應由黨和蔣介石打交道。毛澤東卻同意了葉挺的意見。項英不得不咽下這口氣。5月4日，毛澤東又電項英：“你要始終與葉挺同誌保持良好關係。”這回項英冷笑了。毛澤東？你也用這種口氣和我說話！你怎麼忘了，九年前我還在政治局會議上舉手同意開除你後補委員的職務哩。人一闊，臉就變，你也太不把我當回事了，要我一個堂堂政治局委員和一個退黨的變節者搞好關係？虧你想得出！從此後，中共中央發給新四軍的重要指示，項英連給葉挺通報一下都不願意。我錯了嗎？他不是黨員！
葉挺是什麼人物，能當這種木偶軍長嗎？1938年8月，他電告王明、周恩來、博古，表示準備辭去軍長職務。因周恩來苦苦挽留，葉挺暫時留下了。9月底，葉挺電催項英回部隊，他準備請假去香港。項英回軍部後，於10月23日電告中央：“葉之辭職愈堅，本問題無可挽回。目前新四軍問題應直接由周與蔣解決繼任人。以後新四軍與八路軍共同由黨直接解決各種問題，都才是根本之辦法。”隨後，葉挺離軍去香港。在項英看來，正是有了葉挺，新四軍才像個後娘養的孩子。你們長征固然不易，我們在南方打遊擊就容易，監軍一走，新四軍才和八路軍平起平坐嘛。
周恩來不同意項英的意見，1938年11月2日，他與葉劍英電告項英：“葉挺尚未見，正從各方麵探訪。我們擬向葉說明兩點：一、新四軍應保持我黨領導，不能改變現行製度，此事已向蔣說明，葉不應有異議；二、至於工作關係不良，可以改善，而且應當改善。我們估計葉不回部，蔣亦不肯另委別人。”蔣介石得知葉挺辭職後，多次對周恩來等人說：“連葉挺都不能與你們合作，將無人與你們合作。”1939年1月8日，周恩來致電中共中央，提出葉挺仍回新四軍，解決的辦法是：新四軍委員會可以葉正項副，項實際為政委。10日，中央複電同意周恩來的建議，明確指出要項“多注意四軍總的領導，及東南局工作，將軍事指揮與軍事工作多交葉辦。”又經周恩來等人勸說，葉挺麵見蔣介石後，又回到了新四軍。
為葉挺回新四軍能順利開展工作，周恩來特地陪同葉挺回到新四軍軍部，向軍部其它領導傳達中央指示。周恩來在新四軍軍部呆了三個星期，曾多次對項英提出嚴厲批評。周恩來在黨內的職務曆來比項英高，項英隻好作自我批評，表示願和葉挺搞好團結。曆史為我們留下這樣一幅珍貴的照片：項英、周恩來、葉挺三人自左至右立在一堵白色的牆前，葉挺身穿黑色的夾克，樣式像是舶來品，麵帶難以辨出的淡淡憂愁，隻有在嘴的附近尚有一抹輕笑可以捕捉，粗看上去，極像一個儒生，關於他的叱吒風雲的傳說，隻是從他依然威儀的目光裏不經意地露出了些許；周恩來麵帶不虛此行的滿意的微笑背著手居中站著；左邊的項英，隻有一米六多一點的個頭，從身材上判斷不出他的獨特，他的一切個性和力量都通過頭顱向人訴說，麵無清晰的表情，兩眼似睜非睜，卻有不可逼視的難馴神色從上下眼皮間汩汩泄出，整個頭是仰著的，這一姿勢暴露了他的心聲：我有什麼錯！我為黨爭利益反倒把我弄成副的了，戰爭時期，不讓我管軍事，這不是朝我屁股下塞冷板凳嗎？
事實證明，葉挺的處境依然如故，項英僅僅隻是把打遊擊戰的好手，到1939年底，華北的八路軍發展了五倍多，開辟了十多個根據地，而新四軍兵力隻增長一倍，根據地隻有茅山一處！項英的下一個目標隻是到黃山、天日山打遊擊去。1940年7月，周恩來在重慶見到新四軍政治部主任袁國平，特地叮囑道：“如果項英再不團結葉挺，可在黨內開展思想鬥爭，批評項英的錯誤。”袁國平回去後卻不敢傳達周恩來的指示！
諳熟這個故事的毛澤東，在萬分危急的1940年隆冬，怎麼能放心皖南的新四軍呀！黃橋戰役前，項英要統一指揮華中新四軍和八路軍的權力，毛澤東沒允。黃橋戰役後，毛澤東又多次點名不點名地批評過項英。這樣，各種本來可以解決的問題都變成電報飛向了延安。渡江北移的事，一個月前就定了下來，如今仍來個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毛澤東能不急嗎？項英隨臨時中央從上海到江西蘇區後，沒少給毛澤東臉色看，那時，毛澤東在黨內的職務和項英簡直沒法比。長征後這六年，兩人除了政治局開會時見見麵，沒有一起共過事，項英能服毛澤東嗎？雖說共產國際兩年前就承認了毛澤東是共產黨的領袖，可眼下的黨內總負責仍是張聞天。項英當然有理由我行我素。
1940年11月27日，項英以他和葉挺名義電告毛澤東、朱德，說他們經多方研究考慮，決定移皖北，不移蘇南，問他和葉挺誰先走，誰後走。29日，毛澤東、朱德等隻好同意項英的設想，但明確指出葉挺隨中間幾批渡江，項英的行動另電告之。
11月30日，一件局外人看來很正常的事情發生了：日本政府公開承認了南京汪精衛政權，並公布了汪和日政府駐汪政府特命全權大使阿部信行簽訂的《日滿華共同宣言》。汪政權班子雖搭起了七個來月，然而卻是以“正統”麵目出現的，它的政府主席也是重慶國民政府主席林森。也就是說，在11月30日前，汪精衛在南京唱戲，主要是反對蔣係統。這一事件對局內人的蔣介石意味著什麼呢？意味著日政府不準備再和蔣介石談“和平”了。如果蔣仍降日，他就成了汪政權下麵的二等政權。蔣介石當然不能接受這一結果。這樣，他不得不再次掂量打內戰的得失。幾天前，日軍大規模攻鄂西、鄂北，蔣介石還以為日本此舉是為“和談”增加壓力。原來是真的要打他呀！這一天，蔣介石授意張衝和軍令部次長劉斐約見周恩來，表示他同意在《中央提示案》內容不變的情況下，中共軍隊北移可緩，但至12月底為止，黃河以南十八集團軍部隊必須移至黃河以北，長江以南之新四軍必須移至長江以北，明年1月底，新四軍亦須全部移至黃河以北。
對照何、白皓電可以看出，蔣介石讓了一步，把11月19日的最後期限改至12月31日。必須注意這一改動給雙方當事人造成的心理影響。項英至少得出這一判斷：這都是嚇人的把戲。
然而，項英說蔣在嚇人和毛澤東講蔣在嚇人有著完全不同的內涵。11月30日，毛澤東得知日承認汪政權後，也鬆了一口氣，即電周恩來、葉劍英等：“在日承認汪後，打重慶危機可能到來，望預作宣傳，把國民黨反共氣焰打下去。”毛澤東心裏那根緊張的弦還在繃著。
12月1日，毛澤東親自為周恩來、葉劍英起草了十二條和蔣介石談判的條件，答應皖南部隊北開，但要對方保證道路安全，並要求給八路軍發餉發彈，否則隻能渡河南下。4日，中共中央召開政治局會議，討論目前形勢，毛澤東在發言中指出：“現在，小的衝突不可免，但大的戰爭不會有。”同時，毛澤東又提出總結曆史經驗教訓問題，第一次公開指出六大後期出現的是路線錯誤，遵義會議決議隻說是軍事上的錯誤，所以這個決議須有些修改。國民黨想讓張國燾進入參政會，說明他還有可以利用的“虎威”；王明還是口服心不服，整天擺出一副理論家的麵孔到處指手畫腳。項英的種種表現分明可以嗅出異樣的味道。在上個月，王明在《共產黨人》第十二期發表《論馬列主義確定策略的幾個基本原則》一文，大談特談中國共產黨的曆史，兜售自己的理論，詆毀攻擊毛澤東的著作，說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論》在中國革命的所有基本問題上（如對革命性質、階段、動力、革命前途的估計、關於領導權等問題），同列寧主義是矛盾的，《新民主主義論》實際上是反列寧主義、反社會主義的理論和行動綱領，是中國民族資產階級的理論和行動綱領。據《張聞天傳》披露，1940年的冬天，張聞天也“有點苦悶”，“有時也發點牢騷”，說毛主席似乎“不公平”，看人有點偏，一個人在一件工作上，他看中意了，、就隻看見他好的一麵，另一個人什麼地方不滿意了，就什麼都是壞的；中央決議通過的，照著做了又來駁斥。
這些現實證明，1940年冬天，毛澤東在黨內仍沒取得可以全部仲裁一切的權威。“七大”不開，“六大”留下的懸案一件都不能徹底解決。在這種情況下，有人鬧鬧情緒，有人出一點“情況”，再正常不過了。
因此，一旦內戰的危機稍有好轉之跡象，毛澤東就不失時機地提出澄清曆史這一至關重要的問題。如不對曆史進行重新的、正確的評估，開“七大”也解決不了根本問題。根本問題是理論問題，共產黨需要自己的理論權威。
1940年，蔣介石沒有給毛澤東留出足夠的時間讓他開始塑造理論權威這一重大工程。12月6日，蔣介石批準了二十二天前軍令部擬定的《剿滅黃河以南匪軍作戰計劃》。12月9日，蔣介石再下手令：“凡在長江以南之新四軍，全部限本年12月31日開到長江以北地區，明年1月31日以前開到黃河以北地區作戰。現在黃河以南之第十八集團軍所有部隊，限本年12月31日止開到黃河以北地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