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底，日軍大本營同意了華北方麵軍多田駿司令官第九次進攻戰略要地中條山的作戰計劃。5月7日，中條山戰役打響。與此同時，日軍又在集結兵力準備打通平漢路，占領雲南，截斷中國西南、西北兩條交通線，武力亡華之心昭昭。
這樣，國共兩黨並肩禦敵的問題又必須加以考慮了。5月7日，國民政府軍委會軍令部次長劉斐約見周恩來，要求八路軍在軍事上配合國民黨軍行動。5月9日，毛澤東、朱德、王稼祥、葉劍英電令八路軍、新四軍各部負責人：“仍按我軍現在姿態，鞏固各根據地，耐心發展敵、偽、奸三種工作，按當地情況許可，拔取敵偽某些深入我區的據點，在接近豫陝地區，應有相當部隊配合友軍作戰，並極力發展統戰工作，但不要乘機向國民黨地區擴展，使蔣桂各軍放心對敵。”5月12日，毛澤東等專電陳毅、劉少奇：“敵占領鄭州後意圖不明，蔣令何柱國襲擊隴海線，擾敵後路，兼有防我之意。為減輕蔣對我恐懼起見，彭雪峰、鄧子恢所部，不應越過津浦線以西，仍以原地不動為好，張雲逸、羅炳輝亦不可襲擾李品仙。”5月14日，毛澤東電示彭德懷：“目前國民黨非常恐慌，望我援助甚切。判斷在日寇此次打擊下，國民黨不能不討好我，國共地位將發生根本變化，我黨在抗戰中將日益占據領導地位。因此我們的基本方針是團結對敵，是配合作戰，但決不為國民黨激將法所衝動，而是周密考慮情況，給以有計劃的配合。”
如果沒有皖南事變，毛澤東會是這種態度嗎？即使相信破鏡重圓這個神話，也需要蒙太奇一家夥，皖南幾千將士屍骨未寒，前些日子準備保衛延安的一個個電令墨跡未幹呢！內部不和，何以同力禦侮？
這次中條山戰役，日軍利用了國共矛盾。戰役發動的同時，日本散布了大量的謠言，對共產黨和八路軍進行攻擊。國民黨軍從中條山一線潰敗後，國民黨對八路軍的配合作了多方指責，提出八路軍是否在配合作戰、共產黨是否還擁護國家中心兩種疑問。日本的反間計收到了預期的效果。
中條山的失守，使得一度又緊張起來的國共關係再次緩和了。因為日軍占領這一戰略要地後，洛陽、潼關、西安門戶頓開，國民黨軍不得不調重兵設防；陝甘寧邊區與晉南根據地聯係被切斷，中共也不得不派兵加以防備。6月3日，陝甘寧邊區政府召開縣長聯席會。會開至一半，突然間天降大雨，電閃雷鳴，一串球狀閃電過後，會場上延川縣的代縣長被雷電擊斃了。與此同時，村子裏一位農民的一頭毛驢也被雷電擊死了。這位農民悲憤交加，逢人便說：“老天不睜眼，咋不打死毛澤東。”當日下午，毛澤東已知道了這件事。保衛部門要去追查，毛澤東發話了：“不要查了，群眾詛咒我，證明我們做過什麼錯事。我們做了錯事，才引起了群眾反感。”第二天，真相大白了：原來是公糧征得太多！6月6日，毛澤東決定減征下一年公糧三萬擔。次日，決定開展大生產運動，減輕群眾負擔。
水可載舟，亦可覆舟。於是有了延安的紡車，有了南泥灣的聞名，有了難以數計的歌頌，宣傳大生產運動的歌謠。從《毛澤東年譜》中可以看出1941年6月至9月，毛澤東的注意力大半被邊區的經濟問題吸引去了。
6月22日，世界上再次發生了能影響中國時局的大事。這一天，德軍以突然襲擊的方式發動了對蘇聯的進攻。
次日，毛澤東以超人的敏感捕捉到了國際形勢變化後各方麵的微妙關係，提出組織國際反法西斯統一戰線的思想，認為在目前時期，一切力量須集中於反法西斯戰役。在這一前提下，他開始修正他的宏大的構思。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誰家的天下？毛澤東的回答是：隻有人民！同時，他又著重強調了蔣介石的作用。6月28日，他電告彭雪楓：“蔣介石還在抗戰，蔣在全國軍隊中，在中產階級及小資產階級中，還有很大信仰，目前抗戰還少不了他，他也沒有破裂統一戰線，他還是兩麵政策。……我們對付蔣介石反共政策的方針隻應該是有理、有利、有節的自衛政策，你的意見卻超越了這個方針。在蘇德戰爭爆發後，我黨對國民黨態度尤須慎重，不可大意。”7月6日，毛澤東在給周恩來的電報中這樣分析道：“蘇聯戰局有漸趨穩定形勢，日本似不是攻蘇而是牽製英、美，英美均同情蘇聯，國共關係有好轉可能。……目前反法西斯領導權，已握在蘇聯手中，隻要蘇聯戰局穩定，全世界反法西斯力量都環繞於蘇，這是很好的形勢。”
後來的曆史證明，毛澤東確實又比蔣介石多看了一步。毛澤東縱論世界大勢，再次隆重推出蔣介石這張牌時，蔣介石是怎麼想的呢？
蘇德戰爭爆發後，蔣介石驚詫蘇聯的不堪一擊。在戰爭開始的半個月裏，蘇聯的空軍力量損失百分之七十，德國軍隊如入無人之境，以每日百裏以上的速度向蘇聯腹地逼進。與此同時，日本作為德意的同盟國，將大量兵力由國內運到中國東北。從這些事實中，蔣介石得出了這樣的結論：日本將在一個月內北進。
一旦日本對蘇宣戰，蔣介石就會乘機將中共的力量壓縮到黃河以北去。因蘇聯和中共的特殊關係，中共為了生存也好，為了國際共產主義同盟也好，隻能繼續和日本人作戰。如日德迅速解決了蘇聯問題，日軍殺回馬槍時，中共不得不擋其鋒芒；如日軍遭敗，又必受蘇聯和中共軍隊的夾擊，中共與日軍戰個兩敗俱傷，剩下的隻是個收拾殘局的問題了。這樣，在一個時期裏，重慶的各個報紙，都在義務宣傳鼓動日本向蘇聯發起進攻。
8月14日，美國總統羅斯福與英國首相丘吉爾在大西洋的紐芬蘭海麵舉行會談後，發表一份共同宣言，表明對德國的態度。8月18日，毛澤東對此事評價道：“羅、丘宣言證明美國決心參加反侵略戰爭，對英、美、蘇、中等都是有利的。這一宣言對德國沒有和平的餘地，但對日本留有妥協的餘地。我們應該警惕日本可能進攻蘇聯與國民黨趁機反共的危險。”四天後，毛澤東決定對重慶國民黨沸沸揚揚的宣傳攻勢來一次回擊。
誰知等到8月底，蘇德打了兩個月了，東邊還不見日本有何動靜，國民黨方麵在極度失望的情況下，再次回眸國共關係。9月1日，國民黨駐八路軍的聯絡參謀陳宏謨等人拜見毛澤東時，幫蔣介石、何應欽、張治中等捎來這樣一個口頭請柬：希望朱德能到重慶走一趟。毛澤東一看國民黨方麵也有轉圜之意，當即表示：共產黨決不推翻國民政府，決不越過現有疆界，國民黨承認共產黨在敵後有發展的權利，承認現有防地，承認邊區；在敵後的國共兩軍，雙方下令互不攻擊；何應欽停止反共，共產黨即停止反何，並可重新往來，但何若再反共，共產黨必再反何。
國共關係終於走到一個平靜的區域裏。
三
毛澤東終於有時間繼續後來被稱作“延安整風”這項事業了。
1941年7月7日，中共中央多了一個機構：調查研究局，毛澤東任主任，任弼時為副主任。調查研究局下設情報部、政治研究室、黨務研究室。毛澤東親兼政治研究室主任，康生任情報部部長。
必須對康生這一新職務引起高度注意！
9月10日，毛澤東沒等周恩來回延安，決定如期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會議的議題是檢討1931年9月開始的中共臨時中央領導時期的路線問題。王明是這一時期共產黨的主要人物，他在莫斯科遙控指揮著臨時中央總負責博古。張聞天是這一時期的政治局常委，遵義會議後任中共中央總負責，兩年前奉共產國際旨意，讓位給毛澤東。毛不允，此後一直擔任這一職務。那一段時間裏，臨時中央還有一位舉足輕重的人物，他就是周恩來。
我們隱約可以覺察到毛澤東希望周恩來能回來參加七大的良苦用心了。本來，毛澤東想用開七大來解決這些問題。周恩來仍回不來，毛澤東不準備再等了。博古的問題，遵義會議已作了結論，現在他已專職作宣傳工作，辦報辦得有聲有色。張聞天在1941年的頭幾個月，心情很不好。1943年，他在整風筆記中這樣回憶道：“……同時我精神也準備著，大工作做不了，就做小工作也可以。別的同誌有時提議，要我找毛主席當麵談談，我有時想不談也就算了，我為如何，以後證明，我何必急於人家了解！”據《張聞天傳》披露，張聞天後來還是下決心找毛主席當麵談了。第一次，是在1941年6、7月間。“我到棗園找毛澤東同誌談了一次話，他談得很溫和，似乎還不願批評我。”第二次，毛澤東約了康生、陳雲、任弼時一起同張聞天談話。毛澤東嚴厲地批評了張聞天一陣，說張一事不懂，偏要人家依，不依則打；說張不顧全大局，無自我批評精神；還給了張聞天幾個字的評語。
毛澤東給了張聞天什麼樣的評語？暫時沒見史料披露。但可以肯定這個評語很不好聽，傳記作者用曲筆時小心把它繞了過去。我們還應該聽聽毛澤東過去多次對張聞天的評價，他稱讚過張聞天是“明君”，不爭權，有民主作風。
毛澤東為什麼要這麼做呢？
仍據《張聞天傳》披露，1943年初春，張聞天從綏德結束一年多的社會調查工作，回到延安後，曾同妻子劉英一起去看過一次還在養病的王明。王明對張聞天說：“這次整風，主要是整我們莫斯科回來的同誌的，尤其是你。1940年3月，恩來同誌從莫斯科治傷返回延安，傳曼努伊爾斯基（共產國際執委會主席團委員）的話，說你是我黨的理論家。毛主席聽了這句話大發脾氣說，什麼理論家，背了幾麻袋教條回來。所以要特別反對你。我自己太不懂人情世故了，什麼話都隨便說，所以遭了毛主席的忌。毛主席此人實在太厲害，真是睚眥必報。”張聞天後來追述此事經過時寫道：“王明講話，立即提起了我的警覺性，覺得他是有意挑撥，所以我當時講話很少，態度也冷冷的。我說，我們過去確有很多錯誤，應該好好反省。”
王明說的事情有幾分實情？如果純屬王明杜撰，毛澤東為什麼對張聞天那麼嚴厲？
隻能跳出個人間的恩怨是非，才能比較公正地看待這些剪不斷、理還亂的曆史事件。中國共產黨要想在當時求得大發展，並在將來肩負起帶領全國人民奔向共產主義這一遠大目標，需要一個自己的完整的理論體係，需要權威，需要把思想統一於一個經實踐檢驗的體係中，需要對在鬥爭中形成的領袖敬愛這一情感，甚而需要一定程度的個人崇拜。費正清在《美國與中國》中這樣寫道：“整風運動標誌著那些在莫斯科受過很多訓練而隻有很少農村工作經驗的教條主義留學生派的最後消失。馬列主義理論必須在行動中得到考驗，必須適用於農村的具體實踐，這成了毛澤東思想的基礎。……毛澤東思想的成長卻代表著在戰時的民族主義高漲下和俄國影響最小期間，共產主義在中國的最後中國化，以後它便不再是由外國來的教條。”
毛澤東選定的突破口是中國共產黨曆史上的路線是非及其思想根源。蘇德戰爭爆發後，他先後提出了增強黨性和加強調查研究，在此之前，他撰寫了著名的《改造我們的學習》，批評學風上的主觀主義，指出不重視研究現狀，不重視研究曆史，不重視馬列主義的應用都是極壞的作風。作了這些準備後，他在9月10日的政治局擴大會議上這樣說道：“過去我們的黨很長時期為主觀主義所統治，立三路線和蘇維埃運動後期左傾機會主義都是主觀主義。蘇維埃運動後期的主觀主義表現更嚴重，它的形態更完備，統治時間更長久，結果更悲慘。……遵義會議，實際上變更了一條政治路線。過去的路線在遵義會議後，在政治上、軍事上、組織上都不能起作用了，但在思想上主觀主義的遺毒仍然存在。”他強調指出：“要分清創造性的馬克思主義和教條式的馬克思主義，要研究馬、恩、列、斯的思想方法論，組織方法論。”他提議“延安開一個動員大會，中央政治局同誌全體出馬，大家都出台講話，集中力量反對主觀主義和宗派主義。打倒兩個主義，把人留下來。”
開了一個月的會，毛澤東單獨找王明談了兩次話。王明這時候是什麼態度呢？10月7日晚，毛澤東、王稼祥、任弼時三個出現在王明的家裏。
“中央過去的方針是錯誤的，”王明仍很固執，“中央現在隻強調同中產階級搞好關係，這是不對的，中國和蘇聯現今都處在異常困難的時期，必須同大資產階級搞好關係。邊區施政綱領和《新民主主義論》隻要民族資產階級，這不好，應同大資產階級、蔣介石搞好關係。”
關於這次談話，披露出的史料十分有限，可以肯定這次談話相當艱澀。第二天，王明在書記處工作會議上仍然這樣講：“《新民主主義論》中，隻說工農小資產階級與民族資產階級聯合的政權，隻說要聯合中產階級，沒有說聯合大資產階級；在談經濟政策時，說不要大地主大資產階級。這是不對的。今天的政權要有大地主大資產階級參加，新民主主義隻是我們的奮鬥目標，今天主要是共同打日本，今後階級鬥爭需要采取新的方法，使黨不站在鬥爭的前線，而使廣大群眾出麵，黨居仲裁地位。……我的了解不能說一切經過統一戰線便是一切經過蔣介石。”
毛澤東聽完了其他人對王明的批評後說：“王明同誌在武漢時期有許多錯誤，我們等待了他許久，最近我和王明談過幾次，但沒有談通。昨晚，我與稼祥、弼時同他談話，他提出許多原則問題。他認為我們過去的方針是錯誤的，認為我們太左了。恰好相反，我們認為他的觀點太右了，對大資產階級讓步太多了，隻有讓步是弄不好的。準備在政治局會議上討論他提出的問題，他提議檢查中央的政治路線。關於蘇維埃後期的錯誤問題，停止討論。”
時機還沒有成熟，毛澤東隻能等待。周恩來無法回延安，這兩個時期的問題就不能徹底解決。他想起了新四軍政委劉少奇。10月11日，他電告劉少奇：“兩三個月後動身來延參加七大，七大後你在延安休養，即在延安指揮華中……你來延安指揮華中，似對華中工作不會有大損失，而你的身體得到休養，則有大益。”
毛澤東真的隻是希望劉少奇來延安休養嗎？顯然不是。他要加強思想、理論方麵的力量，劉少奇無疑是最合適的人選。這時候，總負責張聞天已經下鄉搞調查研究去了。必須補上張走後在中央留下的巨大的空缺。
10月13日，中共中央書記處決定：組織清算過去曆史委員會，由毛澤東、王稼祥、任弼時、康生、彭真組成，毛任主任；組織審查過去被打擊幹部委員會，陳雲為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