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6日，周恩來、林彪應約去見重慶軍委會政治部長、蔣介石欽定談判代表張治中。林彪又一次擺出長談的架勢，說中共有幾十萬軍隊在敵後抗擊日軍，要求停止全國軍事進攻、停止全國政治進攻，停止對《新華日報》的壓迫，釋放新四軍被俘人員，發餉、發彈，允許將中共領導下的軍隊編成兩個集團軍。張治中也聽得不耐煩，打斷道：“現在談這麼細尚早，你們應先同各個方麵多談談，然後我們再談。”於是，周恩來、林彪轉身去找軍令次長劉斐。劉斐爽快地答道：“你們提出的一切都可以談，不過委座命張部長負責談判的事，你們還是找他先談談。”
周恩來和林彪被國民黨方麵當皮球踢的時候，毛澤東卻仍在做著速決的文章。他認為中共的新條件不擴軍，同意戰後作戰區域有所調整，隻要求邊區合法，共黨合法，國民黨方不難接受。10月25日，他致電周恩來轉林彪：“第一次見蔣時，是否談到了我見蔣的問題，如未談到，第二次見蔣請提出，征詢他關於會麵的時間、地點等。李宗仁對李先念打得很凶，請找張治中一談，要求停止進攻。”
在軍事衝突又起的時候，毛澤東竟又提見蔣的老問題，周恩來不得不再次寫長電勸阻毛澤東。周恩來分析道：“蔣及其他要人都傾向於政治解決代替全麵軍事破裂，但是，他們並不急於解決，他們政治解決的中心仍以能否服從調遣，變更防地為前提，他們不先開口，是要看中共能作出什麼讓步。蔣可能采取以下五種對策：一、如不解決具體問題，則目前可在表麵上緩和，而實際上絕不放鬆壓迫；二、如願解決具體問題，必須我先讓步；三、如我們隻作口頭讓步，則他們亦照常口惠而無實；四、我們在某些問題讓步，他們也會讓幾步；五、如向蔣提出全麵要求，卻不提願聽調遣事，蔣一沉默，必使關係弄僵。如此，林此來可完成兩個任務，一是緩和兩方表麵關係，二是重開接洽之門。若要超過此種任務，則非在防地上大讓步不可，恐今日尚嫌其早。”
10月28日，毛澤東徹底打消了近期見蔣介石的念頭，決定讓林彪第二次見蔣後回延安。
蔣介石哪裏是想見就能見到的人。林彪在重慶住了一個半月寓公後，終於在12月14日接到了二次覲見的通知。
這個通知來之不易。
11月中旬，國民黨中央委員鄭延卓專赴陝甘寧邊區發放救濟款。
11月27日，國民黨五屆十中全會通過了特種委員會《關於今後對共產黨政策之研究結果案》，公開表示：“對共產黨仍本寬大政策，隻要今後不違反法令，不擾亂社會秩序，不組織軍隊割據地方，不妨礙抗戰，不破壞統一，並能履行1926年9月22日共赴國難之宣言，服從政府命令，忠實實現三民主義，自可與全國軍民一視同仁。”
11月29日，毛澤東起草《中共中央關於國民黨十中全會問題的指示》指出：“十中全會這一決議，對於1939年到現在四個年頭的國共不良關係，做了一個總結，是對我們今年‘七七’宣言的回答，開辟了今後國共兩黨繼續合作及具體地談判與解決過去存在著的兩黨爭論問題的途徑。……它是嚴厲的，但卻是表示時局好轉的開始。”
11月30日，毛澤東接見了國民黨中央委員鄭延卓。兩人談了政治、軍事等重要問題。毛澤東說：“蔣先生是全麵人才，國民黨是大有希望的，現在中國應實行七分資本三分封建的民生主義，議會製的民權主義，三民主義最後也可以發展到社會主義。”鄭延卓道：“毛先生所見極是，我即要回重慶複命，先生何不寫封信給委座呢？”毛澤東第二天寫了這樣一封信：“前承寵召，適染微疾，故派林彪同誌晉謁，嗣後如有垂詢，敬乞隨時示知，自當趨轅聆教。鄭委員延卓兄來延宣布中央德意，惠及災黎，軍民同感，此間近情已具告鄭兄，托其轉陳，以備采擇。”
古文基礎良好的蔣介石，當然明白“寵召”、“晉謁”、“垂詢”、“乞示”、“趨轅聆教”這些詞的含義。這些在毛澤東筆下難得一見的詞語映入蔣介石的眼簾，他肯定會有誌得意滿的感覺。讀完毛澤東這封信，聽完鄭延卓的彙報，蔣先生就是日理十萬機，召見林彪也應排在前十機中。
林彪終於結束了寓公的生涯。
12月16日，他在張治中的陪同下，再次走進蔣介石的官邸。人還是上次的老人，景還是上次的老景，空氣中似乎洋溢著某種親切。
蔣介石麵帶微笑，談興很濃，“統一的問題，團結的問題，我們是有誠意的。這不是采取什麼政治手段，我對政治不太感興趣，我是希望能真的團結，大家在政令下為國為民工作。為此，各政治團體要集中起來，所有的問題應求解決，要整個解決，很快地解決，越快越好，不要拖拖遝遝的零碎的解決。你們要相信我，隻要我活一天，決不會讓你們中共吃虧！中共是愛國的、有思想的，是國家的人才，國家和我是愛惜人才的。”
林彪受蔣介石熱情的感染，連忙詢問軍隊、邊區、防區等問題該如何解決。蔣介石變得答非所問，不知所雲了。林彪談話中第二次露出“新四軍”這個詞，蔣介石立馬變了臉，口氣變得異常嚴厲：“不要再提什麼新四軍！兩年前它叛變了，全世界都知道這件事。”停頓了一下，他又緩和語氣道：“你們既然擁護政府、擁護我這個委員長，可在報紙上、文章中、談話裏提說新四軍，這不好！承認新四軍等於不承認政府，這點道理你該明白，今後切勿再提什麼新四軍。具體問題，你和張文白先談一談。”
蔣介石並不是一介魯莽武夫，政治嗅覺像雷達一樣靈敏。林彪當然又沒吃到宋美齡做的什麼菜燒的什麼湯。領袖家的禦宴也不是那麼好吃的。領袖家餐桌上哪怕是一碟紅油辣椒，跳動的都是政治交響曲的音符。
林彪又一次餓著肚子回到了八路軍辦事處。不過，這回他和周恩來的心情都與上次迥然不同。當天晚上，他們致電中共中央，主張主動找張治中談下列問題：一、中共合法化，歡迎國民黨到邊區和敵後組黨辦報；二、軍隊擴編至一定數目；三、邊區改行政區；四、作戰區域戰後重新劃分。12月18日，毛澤東回電原則同意這麼談，強調新四軍也在擴編之列，部隊調動目前隻能作準備。
周恩來回想兩個月來國共關係戲劇性的變化，不得不佩服毛澤東的膽識。毛、蔣見麵是不是也可行呢？
在領袖的集體中，最高的枝條常常表現出驚人的直覺。這種直覺，常常無限接近對手的靈魂。
五
終於可以正式談判了。
1942年12月24日，周恩來和林彪一起走進曾家岩張治中的家。
張治中顯然比前幾次熱情多了，聽周恩來講中共已擬了個初步談判條件，他忙問：“你們帶來了嗎？快拿給我看看。”
周恩來道：“我和林將軍反複磋商了幾天，早背得爛熟了，背給你聽也是一樣的。”
張治中道：“先別急，我拿了筆紙記下來。”
林彪笑道：“那就有勞文白兄了。”
於是，周恩來背，張治中記下了這樣四項條件：一、黨的問題：在抗戰建國綱領下取得合法地位，並實行三民主義，中央亦可在中共地區辦黨辦報；二、軍隊問題：希望編四軍十二師，請按中央軍隊待遇；三、陝北邊區，照原地區改為行政區，其他各區另行改組，實行中央法令；四、作戰區域：原則上接受中央開往黃河以北之規定，但現在隻能作準備布置，戰事完畢，保證立即實施，如戰時情況可能（如總反攻時），亦可商承移動。
張治中讀一遍後問道：“恩來兄，林師長，抄文是否有誤？”
林彪道：“一字不差。”
時隔二十餘年，張治中在其回憶錄中這樣寫道：“這四項，我當時認為是可以接受的條款，而且內心覺得中共確已讓步，也確實有合作抗日的誠意，所以心裏很高興，親筆謄寫一份送給蔣看。蔣隨即召一次臨時的軍事會議。會議中蔣先不置一詞，隻問大家有什麼意見。當時發言的大都表示不能接受，甚至有以傲慢態度嗤之以鼻者。他們對第一條，根本就不願意給共黨以合法地位；對第二條，認為一下擴充為四軍十二師，辦不到！對第三條，倒少表示意見，隻說應由政府決定；對第四條，認為措詞含混，應該先遵照皓電規定，把軍隊撤到黃河以北。總之，充滿了偏見與近視。在會議上我雖然一再解說，還是拗不過他們。蔣始終既不表示反對，也不說讚同，最後說：‘好吧，再說吧！’這樣就擱下來了。其實，本來應該而且可以接受的條款而不接受，隻有使林彪將軍徒然虛此一行了。”
張治中所言真的是曆史本相嗎？顯然不全是的。他的這部回憶錄寫於他當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國防委員會副主席之後。因可以理解的原因，他寫這段話時字斟句酌了，似乎一直在回避著什麼。世界上隻有盧梭的《懺悔錄》贏得了兩百多年基本一致的評語：坦誠。張治中作為一代名臣，兩朝福將，在民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都有不俗的政績和良好的口碑。我們無意就此段文字對他作出評價。隻是因為他這段文字披露的事件太重要了，我們才想把它弄個水落石出。
張治中是把周恩來背出的條件謄寫一份，然而他沒有直接交給蔣介石，而是交給了參謀總長何應欽。他交給何應欽的這份文件最遲遲不過12月25日晚，因為26日，何應欽已經拿到張轉來的四項要求並進行了詳細的研究。張治中沒有時間再給蔣介石謄寫一份，再說，他把中共提出的條件交給何應欽，由何應欽研究後提出意見再呈蔣介石，才是正確的程序。作為政治家的張治中，他不可能在當時因為共產黨的利益越過何應欽，替中共在蔣總裁那裏埋什麼伏筆。1942年的張治中，應該是中華民國貨真價實的大忠臣。12月31日，或者再遲幾天，蔣介石才見到下麵這份文件。
12月31日，何應欽在送給蔣介石的這份簽呈首頁上寫下這樣的文字：“12月26日據政治部張部長治中麵交與林彪、周恩來談話後，林、周所提要求四項，謹將原要求逐項排列，並附具研究意見，列表簽呈伏乞鑒核。”
何應欽上奏的研究意見無疑是一份珍貴的當時國民黨對共產黨真實態度的全息影像。針對中共所提第一項要求，研究意見有三條：一、目前中共黨員號稱六十萬，依估計當亦不下四十萬，其分布於前方及潛伏於後方之組織，此外尚有潛伏於黨政軍各機關之內者，如準其取得合法地位，則爾後不但對其公開分子之活動難予防製，即對其潛伏分子之防製，彼亦可於受到清查時立即公開，以取得法律上之保障，且其黨既取得合法地位，則不便絕對禁其於前後方各地，設立機關吸收黨員，結果將使防製工作完全失效。二、中共如不解體，而謂其能實行三民主義絕無此事，查民國1926年9月22日，中共發表共赴國難宣言，內有一條即係願為徹底的實現三民主義而奮鬥，但迄今除曲解三民主義外，並謂國民黨沒有實行三民主義，共產黨才真正實行三民主義。三、所謂中共地區一名詞，根本上不能承認，而辦黨辦報更無須中共之許可，假使此點不予注意，即等於承認在中國若幹地方尚有第二個政府。
對中共第二項要求，研究意見也有三條：一、查十八集團軍原隻三個師，“新四軍”原隻四個支隊，相當於一個師已亡，總共不過四個師，而因其自由竄擾自由擴張之結果，以致到處均有奸偽非法部隊。故目前在軍政方麵並非編不編之問題，亦非編多編少之問題，而是編後是否即能收來之問題，尤其是政訓是否即能按中央法令辦理之問題，（據張部長麵告林周談話時，亦曾談到此問題，據林周表示人事經理仍欲委任包辦，政訓人員並請緩派等語）又在軍令方麵尚有編後是否能聽命之問題，至於軍餉之糜費尤在其次。二、1926年7月16日中央提示案：“十八集團軍除編為三軍六師三個補充團外，再加兩個補充團不準有支隊。”“新四軍編為兩個師”。此項指示，事先原係根據中共要求，而事後並末接受，現在彼等又提四軍十二師之要求，我如允予考慮，即使將來不再作更多之要求，而名義餉款給予之後，彼在軍政上是否即肯收來，在軍令上是否即肯聽命，殊無把握，況現在新四軍番號業已取消，如再準其編為四軍十二帥，則無異多予以九個擅自擴軍之工具，一經彼等在淪陷區內加以配置，則此十二個師所分布之地方，將變成十二軍區，彼等既有正式國軍名義，即可發號施令，並征丁征糧，所有地方合法政府，均難以拒絕，且番號即多，擴充更易，其爾後實力將更見擴張。三、1929年以前中共部隊所以十分猖獗者，蓋因國軍與民眾均認彼等為國家軍隊未加防備，以致吃虧不小，現在國軍與民眾均知彼等非法部隊，未為政府承認，已無法蒙混，若中央再允其要求，而給予正式國軍之番號，則彼又可以逞其欺騙襲擊之故技，恐難免再蹈1929年以前之覆轍。
對中共第三項要求，研究意見有兩條：一、（略），二、查目前情況與1929年作提示案時應有不同，當時因國際環境關係，對中共重在羈糜，現則中共絕對不能造反，我如能解決即解決之，如其時機未到，則不妨使其停止於非法地位，留待將來解決之，已無再事遷就予以法律根據之必要，至所謂“其它各地區另行改組”雲雲。“改組”二字，更絕對不能承認，蓋所有非法組織隻有取消並無改組，否則隨時非法建立，改不勝改，將不知伊於胡底也。
對中共第四項要求，研究意見有一條：查開往黃河以北之命令，乃係一作戰命令，並非分割疆土，戰後軍隊即須複員，再開往黃河以北有何用處，且此項命令久未遵行，已失時效，應即取消，借使將來分割製裁，更易收效。至所稱“如總反攻時，亦可商承移動”，應明告彼等，軍令絕對尊嚴，隨時依情況而頒發之命令，必須絕對遵行，立時行動，絕無所謂商承。
如此奇文，國民黨高級將領中，隻有何應欽、白祟禧、陳誠三人能作出來；如此高遠細致目光，隻有何應欽、白崇禧二人才擁有；對共產黨認識的如此深刻獨到，則隻有何應欽一人具備；這個三年後享有中國戰區受降官殊榮的何應欽，可稱得上蔣介石的左右膀臂。黃埔軍校籌組時，蔣介石即召何應欽至黃埔，委任何任教部少將總教官，從此開始了蔣何長達半個世紀的合作。軍內務職，凡蔣介石遷任，何應欽必是第一替補人選。1926年北伐，蔣介石出任國民革命軍總司令，所遺第1軍軍長之職即為何應欽繼任。同年12月，蔣介石任命何為東路軍總指揮。1927年3月，何出任第四路軍總指揮。蔣介石第一次下野時，何應欽完好無損，任過討伐唐生智第一路軍總指揮。蔣介石複出後，何應欽出任北伐軍參謀長。中原混戰時期，何應欽出任軍政部部長兼鄭州行營主任。1931年至1933年，何應欽親自指揮布置對中央蘇區紅軍進行了第二、三、四次圍剿。如果說1935年蔣介石完成了關內中國的基本統一大業，何應欽無疑該算第一大功臣。
西安事變爆發後，何應欽力主討伐，並出任討伐軍總司令。後世所著史書裏，幾乎眾口一辭評判此事：何想借此良機取蔣而代之。如果何應欽真的做過這一大夢，他很可能成功。然而這件事情半途而廢了，身陷囹圄的蔣介石寫一手令，何應欽立即中斷和蔣之間這惟一不愉快的插曲。蔣介石並沒忽略何應欽在1936年隆冬心裏萌發的“帝王”念頭，抗日戰爭結束後，何應欽手中的實權每況愈下，到台灣後，頭頂上隻有“總統府戰略顧問委員會主任委員”這一頂桂冠了。考察蔣介石和內部的反對者的關係，他對何應欽算是特別開恩了。抗日戰爭期間，蔣介石分明知道功高蓋主的何應欽曾萌動有反念，卻仍將軍事大權交與何應欽，個中原因很可能就存在何應欽這份研究意見中。
蔣介石作為一代帝王，想唱出一台好戲，需要何應欽這樣才華橫溢、精通文韜武略的黑臉幫襯。若在戰時，完全允許這種黑臉擁有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權力。這類人的結局，常常用來證明“狡兔死走狗烹”。何應欽助蔣北伐、平定內亂、助蔣指揮國民黨軍禦侮，最終竟以九十八歲高齡善終，並沒重蹈西漢的韓信、明初的徐達的人生悲劇，隻是因為蔣介石後來敗退台灣小島，和何應欽一直過著共患難的日子。
蔣介石仔細閱完何應欽呈上來的文件，心情肯定一言難盡。何應欽對中共所提條件的分析太全麵、太深刻、太斤斤計較、太符合他的心思，這多少讓蔣介石有點不快。什麼話都讓你何應欽說盡了，還要我做什麼？於是，蔣介石就萌發了再開個會研究研究的念頭。這次會議應該在1943年元旦過後舉行，張治中的回憶裏，一個“隨即”攪亂了後人幾多的目光。蔣介石開這個會並不想再聽什麼高論，何應欽的意見已經登峰造極了。但是，眼下又不能按照何應欽這個意見回答中共方麵。這麼做太清楚、太直截了當、太……人至察則無徒。如果真的同意了這個意見，就可能把中共逼上梁山。於是，蔣介石在會上聽完了爭吵後，說出了早就作出的決定：“再說吧。”
1月9日，周恩來、林彪去張治中家裏探風向。張治中的回憶錄裏不是說他也認為中共此案可以接受嗎？作為談判對手，當然希望能出現驚人的轉機。張治中當時是這麼說的。
“你們所提四項與中央希望相距太遠，與何、白皓電相距也遠。我個人認為，黨與政府兩項問題不大，但軍隊編為十二個師太多，軍隊必須限期北移。”
必須補充一點，張治中是當年何白皓電的起草人之一。
周恩來忙接道：“所提四項與皓電精神並無不合，雙方的距離隻在軍隊的數目和移動時間上，分歧並不大。”
張治中自然不能把何應欽的意見轉述，很外交辭令地道：“我已盡了力的。以後你們找何、白。”
林彪追問：“校長是什麼意見？”
張治中答：“好吧，再說吧。”
林彪再問：“這是什麼意思？”
周恩來苦笑道：“委座的意思是等一等再說，你就在重慶等吧。”
第二天，毛澤東收到了周、林二人的報告。次日，中共中央專門為國共談判問題召開政治局會議，電告周、林：“將情況進一步詢問清楚後，中央再討論決定。”顯然，毛澤東這時還沒意識到這是蔣介石的一種冷處理。在這次會上，日後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政治舞台上風雲人物的陳伯達走向了坦途，他被調到毛澤東身邊任毛澤東的學習秘書，專門研究經濟。這個陳伯達將在下一輪國共政治交鋒中嶄露頭角。
1月16日，毛澤東似乎弄明白了蔣介石的本意，電告周、林：“彼方提出以前年提示案為談判基礎及以何、白為主持人，除麵子問題外，是否還有借以拖延之目的？我向陳宏謨、鄭延卓幾次表示部隊目前絕對無法移動，不是不願移，而是無地方，無路走。具體解決問題時機目前是否已經成熟？是否等蘇聯的勝利、國民黨抗敵更需要我們時較為有利？”
毛澤東將計就計，也準備等一等。蔣、毛兩人想到了一起，戲就更好看了。這場沒有裁判，沒有刀光劍影的交鋒，會有什麼結果呢？
東邊日頭西邊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