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介石的操作就顯得過分單調了。他常會對部下說：“你們要多讀讀曾文正。”曾文正一代名臣，絞殺太平天國的湘軍統帥，因為有了他，大清朝至少又多支撐了五十年。然而，大清朝還是很快完蛋了。曾文正帶來的中興，原來是大清帝國的回光返照。不讀反倒好些，一讀曾國藩，誰都能感覺到：悲涼之霧已遍披華夏了。蔣介石選擇曾國藩給部下作榜樣，又是他不懂心理學的一大證明。
毛澤東剛剛完成中央的精簡整編工作，一場颶風隨即刮來了。
5月20日，毛澤東收到了季米特洛夫發來的電報：“共產國際執委會主席團將於5月22日公布關於解散共產國際的提議，請中共中央急速討論這一提議，並將意見告知。”
如果這件事發生在八年前，王明和博古控製中國共產黨的時期，中國共產黨還能不能繼續存在，大可懷疑。如果王明仍在中共中央書記處，毛澤東和他的一場爭吵肯定不可避免。
收到電報後，毛澤東根本沒有生出連夜開會的念頭。他美美地睡了一覺後，第二天才主持召開政治局會議討論此事。會議很快作出決定：先由毛澤東複電表示讚同此提議，待共產國際公開提議後，中央再作決定。
這次會議上，已經聽不到王明的聲音了。他的靠山悄然走向曆史之前，他已經從中共的最前台走進了背景。
5月24日，毛澤東電告周恩來：“共產國際解散，中央即將召開會議討論中國的政策，請你即回延安，能交涉坐飛機回延安更好。”
5月26日，收到《關於提議解散共產國際的決定》後，中共中央政治局立即召開會議，一致通過這樣內容的決定：“自即日起，中國共產黨解除對於共產國際的章程和曆次大會決議所規定的各種義務。共產國際在它存在的時期中，完成了自己的曆史使命，包括對災難深重的中國人民盡一切可能給予的援助。在現在的各種條件下，各國共產黨更加需要根據自己民族的特殊情況和曆史條件，獨立地解決一切問題，因此，共產國際的解散，是比其繼續存在，更加有利的。共產國際的解散，將使中國共產黨的自信心與創造性更加加強，將使黨與中國人民的聯係更加鞏固，將使黨的戰鬥力量更加提高。中國共產黨人是馬克思列寧主義者。因為馬克思列寧主義是科學，而科學是沒有國界的。中國共產黨人必將繼續根據自己的國情，靈活地運用和發揮馬克思列寧主義，以服務於我民族的抗戰建國事業。”
從這一決定中可以看出，共產國際解散在毛澤東等人看來，有百益而無一害。是日晚，毛澤東在延安幹部大會上肯定了共產國際的功績之後，甚至這樣講：“如果還繼續保存這個組織形式，便反而會妨礙各國革命的發展。”就個人而言，毛澤東沒有任何理由為共產國際唱讚歌，能這麼說，已經經過克製了。在這次會上，他自信地說道：“我們共產黨人不是要做官，而是要革命，我們人人要有徹底的革命精神，我們不要有一時一刻脫離群眾。隻要我們不脫離群眾，我們就一定會勝利。”
蔣介石和國民黨人得知共產國際即將解散的消息，立即改變了策略。在他們一貫的觀念裏，中共如果沒有蘇聯撐腰，如果沒有共產國際的指揮將一事無成。蔣介石所記的日記裏，多次把共產黨看成以消滅民族為目標的國際主義者。如今共產國際一解散，共產黨肯定會發生大事件。
基於這種判斷，國民黨對擱置了幾個月的軍事談判也失去了興趣。他們認為，從此以後，世界各國的共產黨不是解散，就是合並，或變化，或衰弱，絕對沒有發展可言。6月4日，張治中去見了周恩來和林彪。張對周、林說：“委座後天想見見你們，談判的事隻能擱一擱了。”
6月6日，蔣介石又重彈起老調：共產黨應該放棄政府和軍隊，然後可以允許共產黨選擇，或者加入國民黨。同時，他同意周恩來、林彪回延安。6月9日，毛澤東電告周恩來：回延宜速勿耽擱。
也是6月9日，何應欽、白崇禧、胡宗南在陝西耀縣舉行軍事會議，策劃進攻陝甘寧邊區。
6月18日，胡宗南在洛川召開軍事會議，準備分九路閃擊延安。
三
風雲突變。
毛澤東卻不怕。20日，他在宴請鄧寶珊的酒席間說：“胡宗南以重兵包圍陝甘寧邊區，不過是挑了兩筐雞蛋叫賣而已，我們給他丟兩塊石頭，就全部砸爛了。”
胡宗南這次卻在動真的了。7月2日，他電令各部於10日前完成一切準備，待命行動。
此時，周恩來、林彪、鄧穎超一行一百多人正帶著四卡車非軍用品和兩卡車藥品走在川陝間那條簡易公路上。7月4日，毛澤東不得不急電董必武：“蔣介石調集二十餘師兵力包圍陝甘寧邊區，戰事有在數日內爆發的可能，形勢極度緊張。請立即將上述情況向外傳播，發動製止內戰運動。特別通知英、美有關人員，同時找張治中、劉斐交涉製止，愈快愈好。”
真不愧是“戰略上藐視敵人，戰術上重視敵人”這句名言的發明人。
7月6日，朱德以十八集團軍總司令名義發萬萬火急電報給蔣介石、何應欽、徐永昌，要求下令撤兵。同日，肖勁光分電國民黨方四個軍長、十四個師長，呼籲製止內戰。當日晚，毛澤東再電董必武：“辦事處一切秘密文件速即燒掉，以防突然查抄。”
就在這一天，中央通訊社又公開發表這樣一條新聞：西安各文化團體曾於第三國際解散後舉行座談會，討論國際局勢，並經決議聯名致電延安毛澤東先生，促其自覺，及時解散共黨組織，放棄邊區割據。這條公開播送的消息，共產黨方麵聽來，無疑等於戰前的宣傳戰。延安的每根神經都緊張起來了。
7月7日，毛澤東告知彭德懷：“不得已時恐須一戰。”當日下午，胡宗南部的幾發炮彈已落在陝甘寧關中分區駐軍的前沿陣地上。
7月8日，中共中央決定發動宣傳反擊，同時準備軍事力量粉碎國民黨可能的進攻。
7月9日，延安各界三萬餘人舉行紀念抗戰六周年大會，緊急動員全邊區人民製止內戰，保衛邊區，並發出呼籲團結、反對內戰的通電。不巧的是，周恩來、林彪一行這一天到達了西安，毛澤東恐打起來一良臣一虎將有失，急電指示周、林：“請與胡談後速來延，胡提意見勿與爭辯，隻說回延安會商，一切可以和平解決。判斷彼方計劃是陳兵邊境，迫我作城下之盟，否則進擊。我已進行全邊區黨政軍民總動員，準備自衛。”同日，毛澤東又令彭德懷從速抽調十個團西開應變。
蔣介石在這關鍵時刻，再次猶豫了。他沒想到這次軍事進逼的計劃會這麼快地泄漏。他更沒想到毛澤東竟能如此迅速地做出各方麵的準備。眼下，已不能達到軍事進逼迫中共作原則讓步的目的了。整個重慶，已被延安動員大會的通電鬧得沸沸揚揚了，如仍按計劃發動進攻，中共必拚死一搏，三兩個月根本無法解決，這樣，政府威信和個人威信損失太大。這兩天，英、美、蘇三國大使輪番前來表示反對中國內戰，這事已無任何機密可言了。娘希匹，中央社發那種新聞，事先怎麼不報告呢！
蔣介石度過一個輾轉反側之夜，於7月10日，電令胡宗南取消進攻延安的計劃。11日，蔣介石、胡宗南複朱德6日電，聲明中央絕無進攻的意思。12日，胡宗南下令開始撤退一個師及兩個軍部。
7月12日，毛澤東親自撰寫的《質問國民黨》在《解放日報》以社論形式發表後，中共中央決定發動一場強大的政治攻勢。7月13日，毛澤東親自撰寫這樣內容的新聞稿：“英、美人士對中國政治黑暗，和蔣介石將英、美援助不用在前線打日本而用在補充後方部隊，不大滿意。最近熊式輝在紐約、華盛頓、倫敦的招待會上，都在這些方麵受到英、美人士的質詢。”同日，毛澤東電示董必武：“現在內戰危機或可避免，延安民眾大會通電已於9日用萬萬火急電發蔣、胡及各方要人，故你處仍應密印散發，表示共產國際解散後我方之強硬態度，借以擊退國民黨之無恥反共宣傳。”
走著瞧吧，這事沒完！
7月18日，中共的宣傳戰火力開始指向蔣介石四個月前出版的《中國之命運》。這一天，《解放日報》發表社論指出：“今年3月，大後方出版了一本中國法西斯主義的‘經典’。這本‘經典’的中心思想，一句話說完，就是要在兩年內解決中國共產黨，以便實行法西斯主義。”
7月19日，毛澤東已經看完了陳伯達作為理論家的成名之作《評〈中國之命運〉》，寫信給博古、陸定一：“陳伯達文章看過改過，送上請閱，請在今日或明日發表，以約5000字登在社論地位，其餘接登第四版，一天登完。以兩天或三天廣播之，並請廣播兩次。另印一小冊子，亦請在日內印出，印一萬五千份。”
7月21日，陳伯達的評論見報了。陳文寫得汪洋恣肆，筆鋒盡刺蔣先生難言之隱。蔣介石在書中講寧漢分裂之痛史時，一不留神，寫下這樣的話：“當時汪共同謀的內幕，我到了今天，還是不明不白，究竟是汪兆銘利用共產黨呢？還是共產黨利用汪兆銘？還是汪共互相利用呢？”陳伯達發現了這段話的好笑，筆鋒一轉寫道：“汪兆銘在‘汪共同謀’的時期，並沒有簽訂賣國協定，也沒有跑出去當漢奸，但在汪蔣同謀時期就完全不同了。汪兆銘當了行政院長和外交部長，提出了‘一麵交涉，一麵抵抗’的賣國政策，簽訂了《淞滬協定》、《塘沽協定》、《何梅協定》，又發表了‘睦鄰宣言’，因此還和日本交換了大使。抗戰後，蔣先生當了國民黨總裁，汪兆銘當了國民黨副總裁，並被國民黨中央委任為參政會議長……而他竟從重慶逃往南京，當起天字第一號大漢奸來。這一切內幕，我們到了今天還是不明不白：究竟是蔣介石利用了汪兆銘呢？還是汪兆銘利用了蔣介石呢？還是蔣汪互相利用呢？”
不知蔣介石讀了以上文字會有何感想。他確實打不出一個響亮的噴嚏！因為陳伯達列舉的都是有鐵證的事實，而他的文字隻是猜測。如果一部書裏出現這樣的大漏洞，人們讀它時還能有信任感嗎？毛澤東作為一位偉大的語言學家，自然知道陳伯達是在朝蔣先生氣門下刀子，喜不自禁，陳文見報的當日，他代中宣部起草給各中央局、中央分局的指示電：“各地收到此文後，除在當地報紙上發表外，應即印成小冊子。一切幹部均須細讀，加以討論。一切學校定為必修之教本，一切地方應注意散發到國民黨軍隊中去。應乘此機會作一次對黨內黨外的廣大宣傳，切勿放過此種機會。”毛澤東此電一發，陳伯達立刻名噪全中國。
且慢！毛澤東這一天還有奇招。他電示重慶的董必武：“本日公布陳伯達駁斥蔣著《中國之命運》一書，以便在中國人民麵前從思想上理論上揭露蔣之封建買辦的中國法西斯體係，並鞏固我黨自己和影響英、美各國，各小黨派，各地方乃至文化界各方麵。南方局應即將陳文印譯為中英文小冊子，在中外人士中散發，並搜集各方麵對此文的反映。”
陳伯達竟在一夜之間走向了全世界。
事情還沒有完。蔣介石一書的哲學基礎還沒有觸動，必須再踏上一隻腳，才能把它批倒批臭，永世不得翻身。另外，還應從曆史學的角度去找一找蔣文的毛病。哲學家、曆史學家範文瀾隨即寫了《誰革命？革誰的命？》。範文從曆史走向現實，最後披露這樣一件新鮮事，日本同盟社曾就蔣介石大作發表聲明：“蔣介石所著《中國之命運》一書，其論述之方向，那是沒有錯誤的。但由日本人觀之，它隻是重複了已為帝國聲明說盡了的大東亞新秩序論，迎合大亞細亞主義，抄襲汪精衛之和平建國論。”範文瀾歎道：“天平冤哉！一個堂堂中國國民黨總裁，抗日六年的領袖，反法西斯同盟四大強國的領袖之一所著的一本自認為革命到了頂點的書，卻被我們的敵人譽為‘方向沒有錯誤’，認為不過是‘重複帝國的聲明’，與‘抄襲汪精衛’，即使作者不害羞，國民黨人不知恥，中國人民是不能饒恕日本帝國主義這種侮辱的。”
範文發表十日，哲學家艾思奇再撰一文《〈中國之命運〉——極端唯心論的愚民哲學》。艾文指出：“《中國之命運》裏宣傳著反理性的唯心論哲學。在‘誠’的名義下，蔣介石提高了信仰和迷信，貶低了科學的客觀知識。”
至此，蔣介石大作的可取之處幾乎等於零。據費正清《美國與中國》披露：“蔣於1943年出版了一部限於官方閱讀的著作，書名為《中國經濟理論》。在這本書裏，他從古代哲學家中得到國家控製經濟生活的根據。這本著作反對西方的自由企業，要求一種反馬克思主義的儒家極權思想。”
一個即便尊貴為帝王將相人，並不是想當什麼家就能當成的。李後主成為婉約派詞人的泰山北鬥，宋徽宗成就了大畫家的名聲，都是以破家破國為代價的。清康乾盛世，乾隆帝寫了千處碑銘文，寫了四萬餘首詩詞，最後也沒成就哪怕二流的書法家和詩人。蔣介石顯然沒在這方麵吸取曆史的經驗教訓，把夢做得太多太過了。清朝也是儒學盛興的朝代，剛剛完蛋了，蔣介石在五四運動後，仍企圖複活忠孝愛仁禮義廉恥之儒學，以此作為立國之基石，顯然犯了曆史性的選擇錯誤。綜觀中國兩千年封建史，每次朝代更替則必換一哲學基石。秦以法家思想治國，漢便“罷黜百家獨尊儒術”，魏晉則效春秋戰國搞百家爭鳴，唐引進佛學搞儒道佛互補，宋則又一次弘儒，明倡佛而抑其它，清則再次宣儒。
自鴉片戰爭後，治理中國單靠一個國學已此路不通。共產黨從外國引進馬列主義，其中無疑暗合了中國文化深層結構的嬗變規律。這也是共產黨這次反擊國民黨能大獲全勝的文化基礎。
8月22日，毛澤東在董必武報來的《質問國民黨》等文發表後的反映材料上，不無得意地寫道：“過去宣傳總是不痛不癢，唯獨此次打到了痛處，故能動員群眾壓倒反動派氣勢。”
8月23日，中國共產黨發表《國共兩黨抗戰成績之比較》、《共產黨抗擊的全部偽軍概況》兩個重要文件。新華社評論道：“蔣先生在其所著《中國之命運》一書中曾說：‘沒有國民黨就沒有中國’。今觀此二項材料，究竟真如蔣先生所說呢？還是相反：沒有共產黨就沒有中國？凡屬國人，必須明辨之矣。”
這次大規模的政治攻勢，雖然還沒在動搖國民黨統治方麵作文章，但其上層精英人物還是受到了強有力的震懾。《毛澤東年譜》披露，胡宗南等對《解放日報》發表的批判《中國之命運》的文章爭相閱讀、讀後都表現沉默。胡宗南作為蔣介石的得意門生，讀了中共方麵的批判文章啞口無言，並不因為他有默爾而息的雅量，恐怕是缺乏反擊的信心。
蔣介石在這一見不到硝煙的戰爭中招架不住，隻好鳴金收兵。8月下旬，他隻好下令停止取消中共的宣傳。9月13日，他在國民黨五屆十一中全會閉幕會上不得不再次公開表示：“中共問題是一個純粹的政治問題，因此應該以政治方法來解決。”
誰知蔣的部下體味不出他的難處，9月22日，董必武在參政會會場因反對何應欽對共產黨、八路軍的誣蔑，受到CC派的起哄圍攻。董必武憤然退出參政會三屆二次會議。五天後，剛剛歸順蔣介石不久的盛世才，在新疆殺害了陳潭秋和毛澤東的胞弟毛澤民。
10月5日，蔣介石派王世傑去找董必武，商談尋求緩和雙方衝突的辦法。當日，毛澤東下令停止刊登揭露國民黨的稿件，以創造和談的氣氛。
至此，長達三個月的國共宣傳大戰才降下了帷幕。
四
11月12日，在憲政實施籌備會開幕時，蔣介石遇到了董必武。機會難得，蔣介石自然要向中共以示友好。
蔣介石道：“上月你和王世傑有過接觸，事情還是談一談的好。這些事應該由恩來出麵，如請他出來，什麼都好談些。”
董必武答稱：“如果邊區周圍的軍事狀況不能恢複到六月以前，誰談都談不出什麼結果。”
蔣介石笑道：“這點請你放心，我可以以人格向你們擔保，決不會在國內動武的。”
毛澤東對蔣介石的“友好”表示不以為然，13日，他在董必武的報告電上批示道：“擬答：周三年在渝無事可做，在國民黨未真想合理解決問題以前，不擬出來，各事可經董談判，如至真能合理解決問題時，周可以出來。”
毛澤東寫出以上批示，一方麵表明他對國共談判沒有興趣，一方麵表明他想讓周恩來在延安多呆上一段，感受感受延安的新氣象。
劉少奇此時在黨內的地位如日中天，周恩來麵對這一現實都思索了些什麼呢？
6月底，中共中央召開中央政治局會議，討論抗戰六周年宣言草案，劉少奇提議在宣言末段增加“全體共產黨員必能鞏固地團結在以毛澤東同誌為首的中央的周圍”一語，毛澤東同意了。
毛澤東是很幹脆地表示同意，還是經過推辭才表示同意，史料沒有披露。可以公開的原因是：共產國際解散了，這種提法可以增加全黨的凝聚力。這件事至少傳遞出這樣一個消息：在現今的形勢下，毛澤東不再反對對他作適度的宣傳。
7月6日，劉少奇撰寫的《清算黨內的孟什維主義思想》一文刊登在《解放日報》醒目的位置上。劉少奇寫道：“斯大林所說的兩種馬克思主義者，在中國共產黨內曆來也是存在的，前一種假馬克思主義者，實質上就是中國的孟什維主義者。後一種真馬克思主義者，在中國，就是毛澤東同誌以及團結在毛澤東同誌周圍的其他許多同誌，他們曆來所堅持、所奮鬥的路線，他們的工作方法，實質上就是中國的布爾什維主義。一切幹部，一切黨員，應該用心研究二十二年來中國黨的曆史經驗，應該用心研究與學習毛澤東同誌關於中國革命的及其他方麵的學說，應該用毛澤東同誌的思想來武裝自己，並以毛澤東同誌的思想體係去清算黨內的孟什維主義思想。”
曆史沒有留下毛澤東是否審讀過這篇文章的任何證明。曆史隻負責這樣告訴未來：毛澤東思想這一提法，劉少奇享有第一次公開的專利權。熟悉毛、劉解放後恩恩怨怨史的人，一般都認為劉少奇死於六十年代轟轟烈烈的造神運動，而對他們兩人親密無間的合作史所知甚少。1943年以前，毛澤東很少與劉少奇共事，促膝談心的機會自然少有。然而，劉少奇卻在到延安幾個月後，進入政治局書記處了。這種突變定有重大緣故。可以肯定：劉少奇來延安這幾個月，毛澤東感到和他合作很愉快。
7月8日，《解放日報》又發表了王稼祥撰寫的《中國共產黨與中國民族解放的道路》一文。王稼祥寫道：“中國民族解放整個過程中——過去、現在和未來——的正確道路就是毛澤東同誌的思想，就是毛澤東同誌在其著作中與實踐中所指出的道路。毛澤東思想就是中國的馬克思列寧主義，中國的布爾什維主義，中國的共產主義。它是創造的馬克思列寧主義，它是馬克思列寧主義在中國的發展。它是馬克思列寧主義與中國革命運動實際經驗相結合的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