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6日，周恩來、林彪一行抵達延安，受到毛澤東、朱德、劉少奇、任弼時、葉劍英、張聞天等人的熱烈歡迎。次日，毛、劉、任三人決定：向政治局提議在八至九個月內召開七大；由中央辦公廳召集一次幹部晚會歡迎周恩來、林彪回到延安。
令人費解的是，中央書記處會議決定召開的一個歡迎會，竟沒決定哪天晚上開。此時，國民黨進攻延安的危機已經過去，時間的選擇並不困難。作為歡迎會，照常理，應該在周、林抵達後三五天內召開。然而，這個會三五天內並沒有開成。
毛澤東需要周恩來熟悉熟悉延安。不可以嗎？他已有三年沒回延安了。他作為黨內一直享有很高威望的領導人，對中央的工作應該發言。不過，沒有調查研究就沒有發言權，還是留點時間讓他看看再說吧。
周恩來都看到些什麼呢？
延安呈現出的一片生機勃勃的景象，使他這個剛從霧都重慶歸來的高級領導感到了震驚和欣喜。同在抗戰時期的中國，延安是一片樂觀和溫暖，而重慶則是陰沉而憂鬱。這種驚人的變化竟發生在抗日戰爭最困難的年分，真是匪夷所思！周恩來對毛澤東的欽佩無形中又增加了幾分。周恩來得知“毛澤東思想體係”這種說法，很可能在他回到延安的第二天或第三天，當天沒有人有工夫對他提說，而在西安隻能讀到一周前的《解放日報》。他讀了劉少奇、王稼祥的文章是何感想，如今已無從探究了。
接著他便嗅到了另外的氣氛，這種氣氛有個名字叫恐怖。《周恩來傳》這樣寫道：“這時，延安的審查幹部工作也已開始。擔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總學委會副主任、中央社會部部長和情報部部長的康生起了十分惡劣的作用，使這個運動離開了正常的審查幹部工作的軌道。7月15日，他在中共中央直屬機關幹部大會作《搶救失足者》的長篇報告。他強調：這次大會是在國民黨反共高潮這樣緊急時期的會議，是軍事動員時期的會議。他極端地誇大黨內和邊區內部的敵情，認為特務多如牛毛，要把這些失足者‘搶救’出來，號召‘以堅決的革命精神去進行革命與反革命的鬥爭’。在他的報告後，延安的各機關、學校普遍地開展‘搶救運動’，造成濃厚的恐怖氣氛，出現嚴重的逼供現象。國民黨統治區的地下黨員更是普遍地成為被懷疑對象。康生等在中央機關一些單位搞出了所謂‘紅旗黨’（意思是說偽裝紅旗的假共產黨），說甘肅、四川、河南、湖北、雲南、貴州、浙江、陝西等十多個省的地下黨都是國民黨特務控製的‘紅旗黨’。周恩來正好在這時回到延安。這些省的地下黨組織都是由他領導的，使他的處境也相當困難。”
按照時間推斷，康生說周恩來領導的十多個省的地下黨都是“紅旗黨”的時候，周恩來已經回到了延安。作為一位已經成熟了的政治家，周恩來當然明白康生放出這種風，矛頭是針對他的。他當然也明白，康生說這番話是有來頭的，要不然，康生吃了豹子膽，也沒力量說出這一番狂言。可是，毛澤東為什麼能默許康生搞這種誹謗呢？
周恩來迷惑起來。三年來，他在重慶始終站在毛澤東一邊，沒出什麼大的閃失。那又是為什麼呢？工作上出現一點小爭執，譬如一年前的參政會風波，是很容易諒解的。毛澤東幾次電召他回延安，他沒回來，可這並不是他的錯呀！蔣介石不讓走，他就走不成，毛澤東能弄不明白這個道理？毛澤東的態度，真讓人費解。
真的這麼費解嗎？能不能把分析的筆觸小心伸入毛澤東那深不可測的內心呢？在那裏我們將會發現些什麼呢？開創一個新時代，不是一件易事。人心的向背固然重要，可得力的輔佐者就不重要嗎？恩來誌向高遠、目光如炬、心納百川而尚不嫌擁擠、思慮萬事而一絲不亂、其心仁慈、待人厚道，顯然是一罕遇之治世良才，如能得其全力輔之，則大事定矣！抗戰之前，恩來少年得誌，不免有些書生意氣，近年屢經打磨，其鋒芒日漸內斂，已得陳平、武侯、曾文正之三味。觀其在重慶之表現，對黨絕對忠誠，如不然，其倒入蔣氏陣營，其位也定列極品。如今內已平定，如得恩來之心，可再無憂矣。達此目的，恐需些時日，最好是讓他自己省悟，兵法雲攻心為上是也。遵義會議以降，我已等他八年，還可以再等他一等。觀國內外形勢，今後幾個月，料無大變，如能借此良機鞏固內部統一成果，亦是大功一件。蔣先生風頭正健，對內部頑疾視若無物，大禍近矣。孰不知，千裏之堤，毀於蟻穴，堡壘最易從內部攻破？康生陰氣過重，做事狹而狠，不堪大任，然可用其猙獰，作嚇鬼之鍾，也算量才使之。如其太過，再糾之不遲。眼下，恩來需要看一看猙獰。恩來絕頂聰明，不會不知吾之苦心，我不說破，讓他自悟為上。這真的是毛澤東的心音嗎？或許他什麼也沒有想，隻是感覺到應該這麼做。
翻遍現在已經公開的史料，沒見到周恩來回延安半個月裏有沒有和毛澤東促膝談心的記載。據很多當事人回憶，此時的毛澤東，接待黨內人士已很隨意，常半臥在土炕上聽人彙報，且從不送客至窯門外，而對黨外人士則倍加禮儀，常使客人感到受之有愧。7月底的幾天裏，周恩來肯定和毛澤東有過單獨交談。既然會有好心人對張聞天說：“你該找主席單獨談談”，肯定也有好心人對周恩來說：“你該找主席單獨談談。”若真如康生所言，周恩來的手下出現那麼多的“紅旗黨”，這可是天大的事情，周恩來一定會去向毛澤東說明、申辯、解釋。苦於沒有依據，這裏隻能把毛、周的談話作為疑團和迷霧留下。
8月2日晚，歡迎周恩來、林彪等從重慶歸來的幹部晚會終於召開了。周恩來在晚會上發表即興演說：“我這三年在外，做的事實在太少了。可是，在這三年中間，國際的國內的變化，我們黨的進步，卻特別的多，特別的大，我們在外邊也看得格外分明。……有了毛澤東同誌的領導和指示，在這三年來許多緊急時機、許多重要關鍵上，保證了我們黨絲毫沒有迷失方向，沒有走錯了道路。沒有比這三年來事變的發展再明白的了。過去一切反對過、懷疑過毛澤東同誌領導或其意見的人，現在徹頭徹尾地證明其為錯誤了。我們黨二十二年的曆史證明：毛澤東同誌的意見，是貫穿著整個黨的曆史時期，發展成為一條馬列主義中國化、也就是中國共產主義的路線！毛澤東同誌的方向，就是中國共產黨的方向！毛澤東同誌的路線，就是中國的布爾什維克的路線！”
耐人尋味的是，兩天後中央總學委發出通知說：“延安對失足分子的‘搶救運動’告一段落。”
9月7日至10月6日，毛澤東主持召開了為期一個月的政治局會議，會議主要批評王明在十年內戰時期“左”傾機會主義和抗戰初期的右傾機會主義錯誤。毛澤東在發言中說：“1937年洛川會議通過的決議，實際上有人是不同意的，在形勢估計、國共關係、戰略方針這三個問題上有不同意見。現在黨內主要的危險是鬧獨立性，我們要強調黨的一元化領導。抗戰初期的右傾投降主義，六屆六中全會在政治路線上是克服了。但未作結論，組織問題也沒有說，目的是希望犯錯誤的同誌慢慢覺悟。到了1941年5月，我作《改造我們的學習》的報告，毫無影響。6月後編了黨書《六大以來》，黨書一出許多同誌解除武裝，才可能召開1941年9月會議，大家才承認十年內戰後期中央領導的錯誤是路線錯誤，1941年9月會議是一個關鍵，否則我是不敢到黨校去作整風報告的。我的《農村調查》等書也不能出版，整風也整不成。”
從這些文字裏，可以看出毛澤東整理內部的艱辛。現在，終於到了收獲的季節了。又經三個月的整風，中國共產黨終於邁進了成熟的中年。
周恩來說：“做了二十年以上的工作，就根本沒有這樣反省過。經過這幾年的實踐，我對毛澤東的領導確實心悅誠服地信服。”
五
毛澤東在1943年的11月裏，統一內部思想的工作即將完成，當然不會讓周恩來去重慶和蔣介石進行什麼不會有什麼結果的談判。
蔣介石見請不到周恩來，並不感到落寞，因為這時，他已接到羅斯福和丘吉爾的邀請，準備前往埃及首都開羅參加四巨頭會議。作為世界同盟國四強的元首之一，在世界性政治舞台上行走，這種榮光百年不遇，蔣介石還用把共產黨放在眼裏嗎？
1943年11月18日，蔣介石與夫人宋美齡率國防最高委員會秘書長王寵惠、軍委會辦公廳主任商震、航空委員會主任周至柔、中宣部副部長董顯光、駐美大使館武官朱世明等一行二十人，離開重慶，浩浩蕩蕩奔赴開羅。
11月21日上午，蔣介石的專機飛抵開羅機場。此時，羅斯福、丘吉爾、斯大林都還沒有露麵。午餐吃過後，蔣介石從埃及官方聽到這樣一個消息：斯大林將不來參加開羅會議。
《中蘇外交關係》載，斯大林極力反對中國進入四強，羅斯福力主中國進入四強，相持不下，本來是四巨頭的會議便分成了兩個三巨頭會議。斯大林開始時答應派外交部長前去開羅裝裝門麵，臨到會期逼近，又變卦了。
22日，羅斯福和丘吉爾相繼抵達開羅。當然，他們都以外交辭令解釋了斯大林為什麼不能到會：開羅會議隻討論對日作戰問題，與斯大林關係不大。
蔣介石雖心存疑竇，卻也不便再問。
23日，三巨頭會議開始。上午，東南亞戰區統帥英國的蒙巴頓報告了近期戰況。下午，丘吉爾和蔣介石先後對照地圖發表了對戰局的意見。
恰在此時，中日常德會戰正酣，中國守軍兩天內打死日軍兩個聯隊長，蔣介石講起話來也有了底氣，很有點大國國君的風範。
23日晚，羅斯福設晚宴招待蔣介石和宋美齡夫婦。酒席間，羅斯福對中國軍隊在常德地區的作戰表示滿意，並特地為正在與日軍作戰的中國將士幹了杯。這次晚宴和晚宴後，為後人留下了一份咀嚼不盡的談話備忘錄。
羅斯福：由於中國人民在抗戰中的傑出表現，提高了中國的國際地位。我以為，中國應以平等列入四強，參加四強組織的機構及各項決策。關於這一點，我已和斯大林和丘吉爾交換過意見。不知蔣先生意為如何？
蔣介石：我同意。
雖然不能說這是天上掉下的餡餅，但也差不太多。戰前，中國經曆了二十來年的內戰，國力早已衰微，中日全麵戰爭已曆六年，突然間被人宣布為四強，感情上真還轉不過彎。
羅斯福：日本國之所以能發動大規模的戰爭，是因為他們不民主。如今，日本戰敗已成定局。戰後的日本應該是民主的日本，我主張戰後廢除日本現存的天皇製度。蔣先生對此有何看法？
蔣介石：這次日本戰爭的禍首實在是他們的幾個軍閥。我們先要把他們的軍閥打倒再說。至於日本國體問題，應該等戰後讓日本人民自己去解決。
羅斯福：聽尊夫人說你也是個虔誠的基督教徒，這樣做，對日本是不是太仁慈了？
蔣介石：我以為，在這次大戰中，總不要造成民族間永久的錯誤。
羅斯福：（深感意外地）這件事那就留在以後討論吧。
蔣介石：（有些莫名其妙地說）我想，你們在下一個三強會議中最好不正式討論這個問題。
難道蔣介石對廢除日本天皇製度的看法“有名其妙”嗎？你蔣介石管不了的事，為什麼不保持沉默？作為正在率領三軍與敵作戰的統帥，這麼說話就不怕羅斯福笑你有的隻是婦人之仁。婦人之仁隻能產生婦人之見。戰後日本的國體是保存下來了，但這並不能證明蔣介石有先見之明。日本同意《波茨坦公告》，投降盟國的條件就是保存國體，為此，他們製訂了一億人玉碎的計劃，如美國一定要廢除天皇製，最起碼要損失三百萬精銳部隊。蔣介石確實沒有秦皇漢武的氣魄。
羅斯福：日本投降後，盟軍必然要進入日本本土，中國應為盟國軍事占領日本的主體。
蔣介石：（麵有難色）這件事應該有美國主持。如需要中國派兵援助，我們一定盡力而為。
羅斯福：作為四強之一，中國必須承擔這一義務。美國需要和英蘇合力解決德國，東南亞和太平洋地區戰線太長，我們在占領日本時隻能協助。
蔣介石：我們沒有海軍，武漢戰役後，我們的海軍已全軍覆沒了。沒有海軍根本無法進行登陸作戰。
羅斯福：占領日本本土，自然是消滅了日本軍隊後的事情。前提是日本已經投降，沒有什麼風險的，我們可以用強大的海軍幫助你。這也牽扯到戰後中國在日本的利益。
蔣介石：（再無退路）此事可待將來根據事實與形勢發展再作決定。
蔣介石為什麼不敢答應承擔占領日本的責任呢？實在令人費解！羅斯福說的是日本投降後軍事占領日本的問題，能得到的隻是利益！後來，日本被美軍占領，至今美國尚以占領者身分從日本獲取巨額利益。日本人現在也恨美國，據《參考消息》報道：日本有百分之三十的老人有生之年的願望就是看到美國人跪倒在他們麵前。他們恨得有道理，1945年8月30日，美軍騎一師在橫濱登陸，當日，即有315名日本女人遭美國大兵強奸。如果蔣介石在開羅答應了羅斯福，中國兵隔了近兩百年又一次在敵國土地上以勝利者的姿態行走，那才真叫揚眉吐氣呢！若是中國占領軍稍稍違反點紀律，扳倒哪怕十名日本少女“伏羲伏羲”，南京大屠殺中死去的三十萬中國人九泉有知也算死得其所了。可惜蔣先生沒有為曆史提供這樣的機會！他的深埋心理層麵的懦弱，在開羅會議上暴露無遺。他的這些表現，哪裏還有半點大國之君的風儀！他在這裏隻是為六年後在中國大陸的總崩潰提供必然的鐵證。
羅斯福：關於戰後中國領土恢複的問題，我的意見是：東北四省、台灣島、澎湖列島，當然也包括旅順口和大連灣一帶，都必須歸還中國。
蔣介石：（喜出望外）對此項，我也是這個意思。
羅斯福：還沒完呢！琉球群島呢！如果我沒記錯的話，這裏原先是你們中國的屬地，中國是否需要重新對這一地區行使主權？
蔣介石：（木呆呆地，如在夢中）中國同意中、美兩國共同占領琉球，最後可由國際機構委托中、美兩國擔負琉球的行政事宜。
羅斯福沒表示反對。他自然很高興蔣介石有此高姿態。位於日本九州島和中國台灣島之間的琉球群島，麵積四千六百平方公裏，是太平洋地區的戰略要津，早在元朝末年，即成中國的屬地，明中葉以降，日本人開始向這一帶蠶食，該島成為中、日雙重屬地，1875年，日本派兵控製了琉球群島，1879年，明治天皇正式宣布吞並該群島，規定日語為官方語言。派出知事取代衝繩王。中國要求恢複行使對琉球的主權，理所當然。蔣介石感激羅斯福提攜他進入大國之君的行伍中，送出一半琉球主權給美國，落個皆大歡喜。美國白白撿了兩千多平萬公裏的戰略要地，蔣介石也有了收複失地的美名，豈不妙哉！若蔣介石真的是名副其實的大國之君，怎會不敢問津近代曆史上被外國侵割的領土？若他真有實力和斯大林平起平坐，完全可以拍桌子瞪眼睛要求蘇聯歸還遠東原來屬於中國的上百萬平方公裏領土。
他沒有力量。心理深層缺乏一種支撐。
羅斯福：（顯然沒認識到蔣介石出讓一半琉球島的一半主權是其本質的軟弱，以為蔣是在與他作交易）委員長先生，香港問題你打算如何解決？
蔣介石：（錯愕地望著羅斯福，支吾著）這個，這個問題應先和英國當局商談後再談。
羅斯福滿意地笑了，丘吉爾和斯大林都是很不好說話的人，關於先打日本還是先打德國，他們三人之間已爭吵多次。從利益出發，美國如考慮長遠些，自然也應力主先打敗希特勒。但是，此時美國有幾十萬部隊正在太平洋地區與日軍作戰，美國人民自然希望早一點打敗日本。羅斯福當然也知水能載舟亦能覆舟的道理，提出過先與英、中合力打敗日本的方案。斯大林和丘吉爾當然希望先解決歐洲。羅斯福隻好讓步。他提出香港問題，是想讓蔣介石暴露一下腹案。如蔣強硬地要求戰後即恢複對香港行使主權，他就要設法讓丘吉爾作出讓步，不過，丘吉爾恐怕不能輕易答應，他這個中人就不好當了。如今，蔣介石不敢指染香港問題，腹案隻是取回“九·一八”事變以來的中國領土，羅斯福就會輕鬆許多。輕鬆過後，羅斯福對蔣介石生出了失望。如果蔣介石借此良機解決香港和澳門問題，戰後美國在亞洲就可獨霸。
正義或者非正義的戰爭，最後起作用的隻能是利益。強食弱肉的法則亙古不變。羅斯福和蔣介石談的領土問題，全部發生於1898年。這一年，德國強占山東膠州灣，“租借”99年；俄國強占遼寧旅順、大連，“租借”25年；法國強占廣東廣州灣，“租借”99年；英國強占山東威海，“租借”25年；英國強占香港新界，“租借”99年。到了1943年的11月，旅順、大連和威海早已到了租借期，英、俄按理不應該再說什麼話了，然而在一年後的雅爾塔會議上，斯大林仍提出了旅順、大連港口國際化的要求。德國戰敗了，法國幾年前已經投降了德國，膠州灣和廣州灣回到了中國懷抱。英國也是四大列強之一，所以戰後仍要把香港新界“借”下去。讓人不可理喻的是蔣介石作為“平等”的大國之君，竟也認為英國“借香港”理所當然。於是，所有的炎黃子孫必須等到1997年才能看到香港回歸中國。
開羅會議，完全可以看出蔣介石不過是個二等的大國之君，屁股後還夾有香港這一條殖民地的尾巴。11月27日，蔣介石率大小官員回到重慶，自然是很興奮了。不過，鑒於前次廢約後大吹大擂的經驗教訓，他沒有對從開羅領回的“支票”大加宣揚。
事實證明他這次謹慎實屬上策。
11月28日，另一個三巨頭會議在波斯的德黑蘭拉開了帷幕。斯大林開出這樣一個支票：在德國潰敗後，蘇聯將增加西伯利亞的兵力，協同打擊日軍。英美這次付的是現金：在法國西部和南部登陸，開辟第二戰場。羅斯福講到美國正努力訓練裝備中國軍隊，準備反攻緬甸時，斯大林毫不客氣地說：“中國人對日軍作戰非常壞，這是因為領導階層的錯誤！”30日，三巨頭聚餐，斯大林傲慢地說：“我同意中國東北四省及台灣、澎湖應歸還中國，但中國人必須努力作戰，過去的表現太差了！”
蔣介石在開羅會議沒有實現促使盟國盡快在太平洋反攻的設想，卻收到了德黑蘭會議開辟歐洲第二戰場的決定，加之羅斯福又沒答應他要求的十億美元貸款，統算下來，中國在這兩次會議竟沒得到一點實際利益。
12月3日，日軍第11軍攻陷常德城。羅斯福大為吃驚。12月6日，他在開羅召見了時任中緬戰區參謀長的史迪威中將。
羅斯福問：“你看蔣委員長能夠支持多久？”
史迪威答道：“如果日軍仍像這次和上次鄂西那樣全力攻擊，則蔣政權可能垮台。”
羅斯福：“如此，我們就要尋找別人或別的派別繼續和我們合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