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照蔣介石和華萊士的談話，有誰懷疑這樣的一個比方：毛澤東是一位善用人性的煽情大師，蔣介石隻是一個權不離口的套中人。
次日，毛澤東電示林伯渠、董必武：“你們所擬的談話稿甚好，略加修改後用周恩來談話方式於本日發表，你處收到後速在重慶及各處散發，並立即設法送往國外；衡陽失守後，敵後抗戰地位更加重要，我軍四十七萬須要求政府全部承認，不要再談五軍十六師了；外國人在延安很高興，他們對我軍的發展甚感興趣。”假托周恩來名義發表的談話指出：“根本解決問題的障礙，在於國民黨統治人士及其政府始終固執其一黨統治與拖延實行三民主義的方針，而不願立即實行真正的民主，以加強抗戰力量，以保證戰後和平。”
8月15日，《解放日報》發表了毛澤東重新改寫的社論《歡迎美軍觀察組的戰友們》。社論說：“在過去，在盟國政府與盟國人民方麵，他們所了解的中國抗戰情形、所得的印象，在中國抗戰的主力軍是國民黨，將來反攻日軍也主要依靠國民黨。這些印象，直到現在還是統治著盟國朝野大多數人的思想的。所以出現了這種完全違反事實的現象的原因，主要的在於國民黨統治人士的欺騙政策與封鎖政策。隻許國民黨的醜詆、惡罵、造謠、誣蔑，向世界橫飛亂噴，決不許共產黨、八路軍、新四軍的真相稍許透露於世。但是事實勝於雄辯，真理高於一切，外國人中國人的眼睛，總有一天會亮起來的。現在，果然慢慢地亮起來了，中外記者團與美國觀察組，均先後衝破國民黨的封鎖線，來到延安了。這是關係四萬萬五千萬中國人民反抗日寇解放中國的問題，這是關係中國兩種主張路線誰是誰非的問題，這是關係同盟國戰勝共同敵人建立永久和平的問題。關於國民黨的抗戰不力、腐敗無能這一方麵，大半年以來的外國輿論與中國輿論，已經成了定論了。關於共產黨的真相究竟如何這一方麵，大多數的外國人與大後方的中國人，還是不明了的，這是因為國民黨的反動宣傳與封鎖政策為時太久的緣故。但是情況已經在開始改變。大半年以來的外國輿論中，已經可以看見這種改變是在開始。這次記者團與觀察組的來延，將為這種改變開一新階段。”
臥薪嚐膽的時期已經過去，可以喊一喊“數風流人物還看今朝”的口號了。8月17日，毛澤東提出了與國民黨及各黨派成立聯合政府的設想。這意味著中國共產黨不但要求名義上和國民黨平起平坐，而且準備在國家最高權力這一競技場上與國民黨展開公平的競爭。
“王侯將相寧有種乎？”天下是中國人的天下，惟有德者居之。中國文化傳統中，並不缺乏這種加快自身機體新陳代謝的理論根據。8月23日，毛澤東在延安就國共關係問題，同謝偉思進行了長時間的談話。毛澤東指出：“我們共產黨人深知內戰的慘痛經驗。對中國來說，內戰將意味著長年累月的破壞和混亂，中國的統一，它對遠東的穩定作用，以及它的經濟發展，統統會推遲下去。中國防止內戰的希望在很大程度上有賴於外國的影響。在這些外國中，尤其最重要的是美國，國民黨在今天的處境下必須看美國的臉色行事。國民政府應該立即召開一次臨時的或過渡的國民大會，應邀請一切團體派代表參加。在人數分配方麵切實可行的妥協可以是，國民黨大概占代表數的一半，所有其它代表占另一半，蔣介石將被確認為臨時總統。這次臨時國民大會必須有全權改組政府並製定新法令——保持有效到憲法通過之時為止。它將監督選舉，然後召開國民大會。我們現在隻是要求：美國政策要努力引導國民黨改革自己。國民黨已在忙於為發動內戰製造借口。我們可以說，內戰是不可避免的，但不是十分確定的。”
時隔幾十年後，我們全麵審視1944年中國麵對的國際國內現實，便不難發現毛澤東這種設想，無疑是使中國度過艱難時期的良策。從此以後開始的，長達一年之久的成立聯合政府的嚐試，在中國這塊古老的土地上不可避免地失敗了。這次失敗無疑使現代中國失去了一次選擇的機遇。然而，曆史是無法假設的，它隻負責用堆積如山的悲劇腳本，為後來者敲響此路不通的警鍾。毛澤東在當時對這個世界的影響終究有限，在搖曳的燭光裏，聆聽他治世良方的，不是美國總統、不是英國首相，隻是美國大使館一個卑微的二等秘書。
國民黨方麵此時正在考慮利用9月召開的參政會，公開談判過程，揭露中國有多少次多少回的“食言”和“前言不搭後語”，從道德方麵陷中共於困境，以示政府的開誠布公與光明磊落。然而，這種戰法無疑包涵極大的危險。政治腐敗、經濟混亂、軍事上節節失利，這些致命的弱點，在1944年的中國，都比道德重要得多。
8月10日，張治中、王世傑聯名致函林伯渠，強調中共必須接受中央提示案。8月30日，林伯渠複函強調隻能按中共十二條書麵意見談，且要求政府逐步下達四十七個師的番號給中共軍隊，以利將來反攻。
還是8月30日，蔣介石召見了美國駐華大使高斯。蔣介石說，自從觀察組到達延安之後，共產黨越來越傲慢，並且拒絕了繼續談判，要求美國做工作使共產黨服從政府。第二天，高斯在給國務卿的報告中寫道：“我是知悉國民黨的意思的，國民黨認為目前隻能是一黨政府，現在還不可能給小黨派參加政府的機會。那麼，是不是可以讓特殊的集團或政黨中的幹練的代表參加政府呢？應該把這些人請來，參加某種形式的、責任的軍事委員會，以應付中國目前所麵臨的嚴重的戰爭危機。”
在以後的幾個月裏，美國人基本上依照這一原則介入國共關係。美國的這種態度，蔣介石當然很歡迎。因為它沒有動搖他的統治的基石。
9月5日，旨在促進憲政和經濟建設的參政會三屆三次會議開幕了。按照國民黨的計劃，9月10日，國民黨方麵公開了國共兩黨談判中雙方來往的文件。
9月15日，林伯渠代表中共發言說：“希望國民黨立即結束一黨統治的局麵，由國民政府召集各黨、各派、各抗日部隊、各地方政府、各人民團體的代表，開國事會議，組織各抗日黨派聯合政府。”
中共這一主張，立即引起各黨各派的強烈反響。9月24日，在重慶的各黨派各階層代表五百餘人舉行會議，一致要求改組政府。參加這次會議的陣容是這樣的：國民黨元老馮玉祥、覃振、邵力子、孔庚；國民黨實力人物鍾天心、司徒德、王昆侖、鄧初民、屈武；各黨各派的負責人及社會名流張瀾、沈鈞儒、章伯鈞、李琪、左舜生、黃炎培、董必武、張申府、劉清揚、胡子嬰。以上各位，如果振臂一呼，都有隨者如雲的號召力。
蔣介石這時候在忙些什麼呢？
在這個多事之秋，蔣介石飽嚐了一個弱國領袖無法回避的全部辛酸。
9月7日，日第11軍司令官橫山勇指揮六個師團又一個旅團，從寬一百二十公裏的正麵，沿湘桂鐵路向西推進。中國王牌部隊74軍寡不敵眾，被迫轉移，79軍軍長王甲本戰死於冷水灘。9月14日，中國守軍93軍軍長陳牧農沒接到任何命令，擅自決定撤離全州。
羅斯福總統得知中國戰場急劇惡化的消息後，氣得不思茶飯。這幾個月，盟軍各戰場真是好戲連台。6月4日，盟軍攻占了意大利首都羅馬，軸心國塌了一條支柱；6月6日，盟軍在法國諾曼第登陸成功，第二戰場開辟；同日，蘇聯紅軍開始出國作戰，於8月20日攻進羅馬尼亞；7月7日，美軍占領班塞島，日軍四萬一千二百人全部戰死；8月2日，美軍攻占提尼安島，日第一航空艦隊司令官角田中將切腹自殺；8月11日，美軍攻陷關島，日31軍全部被殲，司令官小煙英良自殺。8月4日，日本大本營和政府合二為一，宣布國民總武裝令，準備在本土與美國作戰。在這種時候，中國戰場卻敗仗成串。衡陽失陷一個月，全州又失，如果大陸交通線真被日軍打通，如果中國迅速崩潰，解決日本談何容易！
9月19日，羅斯福毫不客氣地電告蔣介石：“你必須立即增加薩爾溫江一線的中國兵力，加強攻勢，否則你該承擔責任。你必須立即授予史迪威將軍不受限製的指揮所有中國軍隊的權力，以求扼製中國的崩潰！”
蔣介石讀完這份電報，頓時淚如泉湧。這一細節未見任何文字記載，然而我們有充分的理由相信這是無可爭辯的事實。男兒有淚不輕彈，隻是沒到傷心時！如果蔣介石淚腺係統完整，這時不哭就不正常了。
要知道，這眼淚已積聚兩個半月了！
6月下旬，鑒於長沙失陷後，中國戰局已非，美國國防部長馬歇爾忽然生出了讓美國人指揮中國軍隊與日作戰的念頭。7月1日，馬歇爾電告史迪威，征求史迪威對此議的意見。作為一名職業軍人，史迪威當然願意親自指揮九百萬的軍隊。不過，他在華時間已有兩年多，對中國事情的難辦感受極深，生怕將來當個“兒總司令”，貽笑後人。7月3日，他電告馬歇爾：“此事應電總統出麵促成，告訴蔣介石，現在劇變情勢應采取激烈手段之必要，這樣蔣或能被迫使我擔任此職，中國軍隊才能受我指揮。即便如此，還應免去何應欽參謀總長職務，或規定其無權過問戰事，我如無實權則不能擔任。其實，中國局勢不難扭轉，自中國陝西向洛陽、鄭州、武漢發攻，即為良策。”
馬歇爾收電後，馬上擬定了一個備忘錄和致蔣介石電告呈羅斯福審定。備忘錄稱：華軍目下的組織與領導都失當。除非竭一切資源，包括圍堵共產黨部隊的軍隊在內，努力從事對日作戰，否則欲維持到戰爭終了之日，希望甚微。環顧中國政府及軍隊中，尚無一人能統領全軍，以應付日軍威脅，僅有史迪威乃是統帥中國軍隊與日人對壘的惟一人物。為使史迪威能順利指揮作戰，可將史晉升為上將，以增高其威望，減少內外之困難。
羅斯福很快同意了這一方案，並於7月7日，發給蔣介石一封氣勢逼人、措詞尖銳激烈的電報。電文稱：“日本進攻華中後所形成的嚴重局勢，不僅使中國政府感受威脅，且使美軍在華基礎同受影響。今欲挽救危局，必須迅速采取緊急之措施。鑒於現狀之危急，我意應責成一人，授予協調盟軍在中國的作戰資源的全權，包括共產黨部隊在內。”羅斯福曆數史迪威的優長後，寫道：“我擬將史迪威晉升上將，並建議將彼置於閣下直轄之下，統帥全部華軍及美軍。為使史迪威能順利指揮作戰，請閣下授予他全部權力與責任。”
泱泱大國，有四萬萬五千萬人，如今竟要美國人來全權指揮作戰，這算什麼事！對中國足球史諳熟的人，大概都清楚請外國教練指揮中國足球隊衝出亞洲那次改革。施拉普納大爺使出渾身解數，中國足球隊仍在原地踏步。事後，新聞界、文化界對此舉頗有微詞，認為這有損中國文化之要義。史迪威要奪中國軍隊的領導權，要比請個外國教練輔導踢足球重大得多。且不說美國此舉顯而易見的政治目的，即便他們的想法純淨得像天使的身體，中國人能答應嗎？
蔣介石答應了，軍長師長會不會答應？軍長師長答應了，連排長會不會答應？實在欺人太甚了！
蔣介石絕對不是阿鬥式的君王。當天晚上他在日記裏這樣寫道：“羅斯福讓史迪威統領中國軍隊，是其必欲幹涉中國之心，昭然若揭矣！餘於此不外拒絕、接受與緩和之三種方針，以為應付之道。緩和處之為上矣！……局勢至此，若不自立自強，國家民族亡無日矣！今日之事，惟有奮鬥圖強，才能挽救也。”他清醒得很！軍隊是他的事業的基礎，舍此，他會不可避免地跨入馮玉祥這種“政治寓公”的行列。斷然拒絕，又會立即失去從美國得來的一切。當然也包括他大國之君的地位。
還是拖一拖再說吧。
7月8日，蔣介石複電答稱：“原則讚成此事。中國軍隊與政治內容，不若他國之簡單，全部統率之情形亦非緬北少數軍隊所可比，故非有一準備時期，不能使史將軍指揮順利，以符尊望。”同日，他又電告孔祥熙：“史迪威今已控製中國全部租借物資，若再統帥中國全部軍隊，加上裝備中共，後患將不可測。”
“史迪威事件”一開場，其實已經是東西方政治、經濟、文化的全麵衝突。如果蔣介石交出了軍權，中國的所有根本都將動搖。
7月13日，羅斯福急不可耐地再次催促蔣介石盡快采取步驟，甚至說了這樣的話：“軍事危險如此嚴重，應不計政治冒險為之。”
不計政治冒險？真是睡著說話腰不疼！你知道在中國失去權力對一個政治家意味著什麼？李鴻章在條約上簽字時，就不知道這叫喪權辱國？袁世凱簽二十一條時，就看不出那叫恥辱？慈禧太後後來仍與英法各國周旋，就意味著她忘了仇恨？羅斯福呀羅斯福，華盛頓當了總統後解甲歸田辦農場，路人見了仍會向他脫帽致意，可那是你們美國呀！可是，蔣介石又沒有理由拒絕羅斯福的“好意”，他畢竟是想讓中國軍隊打勝仗。
7月17日，何應欽向蔣介石獻了一個很中國化的對策：將重要戰區的軍隊分為攻擊兵團和守備兵團，前者交史迪威指揮，後者仍由中國統帥部自行掌管，這樣，美國人隻有一部分指揮權，後事好善；還應特別提出，在中國內政問題尚未解決時，中共領導的第十八集團軍不列入美國人指揮範圍；作此讓步後，如美國仍堅持全部統帥權或者以停止援助相逼，則中國亦當單獨抗戰到底，不予遷就。
蔣介石大喜。果真能達此目的，一可度過眼下難關，二可得更多美援，三可絕了共產黨對美國的聯絡，四可向國人、向列祖列宗交待。美國人隻是做個先鋒，帥印沒交給他。7月23日，蔣介石電令在美國的孔祥熙向羅斯福解釋上述方案。
8月23日，羅斯福再電蔣介石：“對史迪威統帥中國軍隊之事要盡快處置，如再遲，或會發生嚴重後果。我對任命史迪威之事之所以如此堅決，是因為覺得再有延宕，將會失去挽救中國軍事危局的時機，這樣不僅有害於中國，而且會影響盟國傾覆日本的全盤計劃。孔先生所述各點我已經考慮過了，我仍認為，所有中國軍隊除不能防敵和對日作戰者，應全由史迪威指揮。”
美國人是不是也考慮過名分問題，不得而知。9月6日，史迪威抵達重慶，同日，美原陸軍部長赫爾利少將也到了重慶，擺出了全麵接班的架勢。9月12日，赫爾利和史迪威提出十條大綱與蔣介石等高級官員商談。經過討價還價後，雙方獲得初步意見：史迪威任中華民國陸、空軍前敵總司令，受最高統帥的命令，商承軍事委員會的同意，指揮中國陸、空軍對日作戰，作戰計劃須經軍事委員會核議，對所轄部隊有依據中華民國法令執行獎懲任免之權。
不知因為什麼原因，雙方都作了讓步。然而，這個意見到底實不實用，尚需雙方檢驗。
機會說來就來了。9月14日，廣西全縣失陷的消息傳到了重慶，蔣介石和史迪威都找到了檢驗的由頭。此時，中國遠征軍歸印緬戰區統帥史迪威指揮。蔣介石認為日軍的最終目的是先攻占昆明，然後夾擊重慶，要求現在密支那作戰的中國遠征軍進攻八莫，牽製日軍，並說：“如果一個星期內沒有行動，我就將遠征軍全部調回保衛昆明。”史迪威咄咄逼人道：“你這樣決定，就是要停止在北緬的作戰。中國並不是沒有部隊保衛昆明，司令胡宗南的部隊迅速南下增援，華北日軍由共產黨的部隊牽製，局勢仍可維持。”
這還得了？前敵總司令還沒當上，就不把我放在眼裏，有了實權，還不是為所欲為？
史迪威通過這次爭執，自然明白前敵總司令不過是供蔣介石使喚的小媳婦。兩天後，他和赫爾利與宋子文繼續商談史迪威的指揮權時，史迪威蠻橫地說道：“美國必須控製租借物資的支配權。我要擁有人事全權、調動全權。你們應該改組軍委會，沒有能力的人讓開道路。軍政部長應有陳誠擔任，白崇禧改任參謀總長，蔣先生以後不再過問任何戰事。如果我沒有全權，我就不接受這一職務。”
怪不得蔣介石把這件事看作平生最大恥辱，比西安事變還要恥辱！這等於把他所有引以為自豪的東西一筆抹殺了。
正在這時，羅斯福又一次逼他交軍權了。他能不流下傷心淚嗎？
痛定思痛之後，蔣介石準備強硬地向羅斯福攤牌了。9月24日，蔣介石約見了羅斯福的私人代表赫爾利。蔣介石毫不客氣地說：“史迪威缺乏政治頭腦及戰略思想，難當大任。美國人指揮中國軍隊一事，關係中國生死存亡，羅斯福總統應給予充分的準備時間。我有這麼幾點基本觀念不能變更：第一、決不能變更三民主義之民主政治，坐看共黨赤化中國；第二，凡屬損害中國主權之事，決不容許；第三，兩國合作必須互尊人格、互守信義，在友善和好的空氣中進行，不能含有絲毫的強製，或出以壓迫之手段。”次日，蔣介石又讓赫爾利向羅斯福轉交有這樣內容的備忘錄：“不能再委任史迪威將軍以如此重大之責任，且擬請其辭去中國戰區參謀長之職務，並請由此戰區遣調離任，另派富於友誼和合作精神的人代替。”
26日，蔣介石電告宋美齡、孔祥熙：“此次之事涉及立國主義、國家主權與個人人格，不能遷就；否則，縱是盟國作戰勝利，而我國格已失，雖勝猶敗。中國局勢決不致崩潰，吾人自力更生比受人束縛為愈。”隔了一天，他又電召孔祥熙不可再要求美國的接濟，迅速回國以示決心。
10月13日，赫爾利電告羅斯福：“你若在這次爭論中支持史迪威，你將失去蔣介石，並且可能連中國一起丟失。……我們若不支持中國抗戰，而其崩潰，即使一切天使都發誓讚助我們支持史迪威，也逃不了曆史的裁判。”
羅斯福當然不想失去中國，確切地說是失去中國所能給美國帶來的巨大利益，他未去幫助史迪威實現統帥百萬之師的夢想。蔣介石在取得勝利後，這樣反省道：“此事件是1944年對內對外各種困難的症結，且對此事之隱痛，亦可謂極人生之所未有也。”
這種隱痛根植於文化，隻有生在文化層麵上的隱痛才會這樣刻骨銘心。政治家，或者說單純的政治家是不會產生這種隱痛的，他們隻能體味到什麼是成功什麼是失敗。然而，蔣介石的這種痛苦對他來說品味得實在太少，他始終沒有下過徹底自力更生的決心，他攆走了史迪威，卻沒有剝奪美國大兵在中國領土上的特權。幾年後，美國大兵強奸了中國一個女大學生，由此引發了一場大規模的反政府學生運動，那時，蔣介石才明白毛澤東為什麼會深得人心，因為毛澤東知道中國人需要什麼，他想重新開始，還來得及嗎？
蔣介石從“史迪威事件”中解脫出來，發現國內的政治形勢也壞得一塌糊塗了。改組政府的聲音此起彼伏，共產黨的態度越發強硬。他不得不投入大量精力尋找解決國共關係的辦法。
蔣介石把下一個希望寄托在美國總統特使赫爾利身上。
10月上旬，赫爾利在重慶約見了中共方麵的參政員林伯渠和董必武，表示願意親自進行斡旋，以尋找到政治解決國共關係的辦法。
由於赫爾利的直接介入，國共關係從此翻開了新的一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