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介入國共談判，雙方都在爭奪赫爾利，一相情願的“延安協定”●赫大使納悶：我不明白，為什麼你們中國人心裏讚成什麼，口裏卻說不得●神奇的中國文化，神秘的東方政治●毛澤東、周恩來想去美國見羅斯福●赫爾利玩西方陰謀，美國政府選擇蔣介石。
一
赫爾利直接參與國共和談，為後人提供的可以思考的東西，要比這個事件本身豐富得多。
我們先借助包瑞德的《美軍觀察組在延安》來認識一下這位總統特使吧。
艙門打開了，舷梯頂端出現一位個子高高、頭發灰白、具有軍人風度而又十分英俊的男人。他身上穿我見所末見的縫製極其漂亮的軍服，胸前佩帶著標誌各場戰爭的各色勳章。勳章那麼多，我覺得，除開謝斯起義（發生於獨立戰爭時期，這是包瑞德的美國式幽默）那場戰爭以外，美國打過的戰爭此人都參加了。他就是帕特裏克·丁·赫爾利少將，合眾國總統特使。
……赫爾利將軍檢閱了儀仗隊並向其指揮官答禮之後，便伸直身子，挺起胸膛，像一個得意洋洋的小夥子那樣高叫印第安人的戰爭呼號。見到這位尊貴的客人這種全然出乎意料的舉止，毛澤東和周恩來的臉上流露出我永遠難忘的一種表情。（真可惜，包瑞德沒描寫這種表情）
……為赫爾利將軍翻譯是一個困難的任務，因為他談吐隨便，語言不精，而且談話過程中喜歡東拉西扯，思路難以捉摸。因為見到路邊的鄉民，將軍便談起自己在俄克拉荷馬的老朋友的奇聞軼事，而這對毛澤東也許毫無意義。一匹受驚的騾子在我們車前停住了，老農民拉著它發愁，便引得赫爾利大叫：“打那邊抽它，老夥計！”
赫爾利在延安機場和毛澤東、周恩來、朱德、林伯渠、葉劍英的合影還可以告訴我們：身高一米六六的朱德的帽徽還觸不到赫爾利的下巴，脖子上麵是一張微微笑的臉，微微傾斜的軍帽的帽簷遮住了射向他眼部的光線，把那一片弄出一團漆黑，以致使我們無法斷定他是長著單眼皮還是雙眼皮。對了，據包瑞德披露：赫爾利在延安曾說他三十年代代辛克萊石油公司與墨西哥政府談判，從而一次獲得一百萬美元的報酬，包瑞德認為赫爾利有點自吹自擂。關於赫爾利的語言器官的發達，謝偉思提供了這樣的旁證：赫爾利在任美國駐新西蘭首席代表期間，曾以狂熱的演講嗜好，幫助弗雷澤贏得了大選的勝利，然而，他常把平常的談話弄成他一個人滔滔不絕的獨白。無獨有偶，曼斯菲爾德參議員在中國遇見赫爾利後，在給羅斯福總統的報告中這樣寫道：“……我見到了赫爾利少將，我們進行了長時間的談話，他談了二小時四十七分鍾，我談了十三分鍾……”
綜上所述，我們可以有這樣一個感覺：赫爾利是個典型的美國軍人，隻是由於特殊的機遇，他做的卻是外交家的工作，他是直率的，有時卻不免顯得天真，他是有成就的，但卻不是每個人都欣賞他。
有了這樣一個赫爾利，國共和談不可避免地要平空生出一些耐人尋味的喜劇性的情節。
1944年10月12日，赫爾利開始走近他在中國注定要扮演的角色。這一天，他向蔣介石提出了一個改造中國的十點建議。蔣介石很可能在睡一覺後就把這十點建議忘在一個亂糟糟的夢境裏。因為他嗅一鼻子就知眼前這個高個子的衣著講究的美國佬對中國、對中國政治的無知像太平洋一樣博大無邊。然而，蔣介石還是記下了一些東西，譬如赫爾利說他在蘇聯訪問時，斯大林和莫洛托夫向他保證蘇聯和中國共產黨沒有任何關係。赫爾利還認為，隻要蔣介石能夠設法與蘇聯搞好關係，在國內民主化等方麵作出某些讓步，實現軍事和政治的統一並不十分艱難。蔣介石正愁找不到這樣一個熱心人，於是就讓他去見見林伯渠和董必武。
10月17日，赫爾利約見了林、董二人。赫爾利講：“我約你們會談蔣先生是同意的，蔣甚至允許我在必要的時候前往延安。你們的武裝組織、訓練都好，力量強大，是決定中國命運的一種因素，而中國現政府確實不民主，需要改進。不過，蔣現在是抗日領袖，這是全國人民公認的事實，所以你們雙方應加強團結。我這次代表羅斯福總統來中國的目的就是幫助你們搞團結的。你們要相信我不會偏袒任何一方。”毛澤東在林、董的報告電上批道：“蔣最怕點名批評他，美國亦怕我們不要蔣，故在許蔣存在條件下，可以作出一些有利於我們的交易來。”
中共歡迎赫爾利介入調停的態度很明確。毛澤東一眼就看出了蔣介石想幹些什麼，決定將計就計作一些“交易”。赫爾利卻表現得急不可耐，次日，他忙約林伯渠、董必武吃飯。飯桌上，赫爾利說：“昨天我忘了一件事，蔣在15日約我談話時曾強調說，他個人對共產黨的觀點完全改變了，隻是他的部下還不大明白。他說他和你們一樣愛這個國家。你們真正實現合作後，黨取得合法地位，還可以參加軍事領導機構。我的計劃是這樣的，我先約張治中、王世傑和你們談判，得出初步結果後，我去和蔣商談，蔣同意後，我到延安和毛澤東談。最後蔣、毛見麵，發表宣言，實現合作。”
蔣介石真的改變了對共產黨的看法了？天知道10月20日，他簽發手令，要求淪陷區的國民黨人迅速發展武裝與共產黨鬥爭。據蔣經國著的《我的父親》披露，蔣介石在發布手令的當天，記下這樣的日記：“共黨之組織要素：一、暴力殘殺；二、特務束縛（即控製監視）。共黨之訓練宗旨：一、消滅民族性，發展國際性（毀滅本國曆史與倫理）；二、消滅人性，發展獸性（強分階級使其怨恨鬥爭）。共黨之宣傳伎倆：一、欺騙國際，偽裝民主；二、挑撥社會，誣蔑政府為專製為貪汙。共黨之最後目的：在保障民主政權的口號下，采取漸進之政治攻勢，以突變為全麵之叛變。然其在獨裁方麵雖然已有成效，但隻限於陝北、華北幾小地域，在淪陷區內決不能持久，隻要我軍到達，民眾亦必歡迎我為其解放。故與中共之爭奪，惟在我本身之組織能否健全與深入下層群眾耳。”
蔣介石對共產黨的態度絲毫未變！對照1937年國民黨五屆三中全會《關於根絕赤禍之決議》，便可看出仇恨是怎樣的頑強。和1937年不同的，隻是蔣介石在1944年想到了對付之策：健全組織、深入群眾。不過，他已經沒有力量和時間進行國民黨自身的改造了。毛澤東比他高明的地方正在這裏顯示。客觀地說，共產黨在抗日戰爭期間在自身建設上所取得的成就，已經決定了日後國共內戰的結局。1944年的蔣介石已經充分地意識到了這一點。這也正是他多次想以武力解決共產黨的心理因素。
赫爾利哪裏明白其中的奧妙！這時候還是個小人物的謝偉思日後這樣評價道：“赫爾利好像從未明白他試圖拉到一起的兩個黨在根本上是水火不相容的。”“作為一個美國律師和政界人士，他飽受法律保護、憲政、民主這些美國政治傳統的熏陶，所以自然認為中國的問題能夠采納美國的法律公式和政治原則的辦法來解決。”
這樣一個赫爾利來調解二十世紀中國兩大巨人所領導的兩大政治集團的鬥爭，這一格局便決定了赫爾利在中國的悲喜劇命運。自然，這種評判隻適用於政治範疇，在更廣闊、更豐富的文化背景下，赫爾利的行動，一舉手，一投足，一個媚眼，跳動的都是文化撞擊閃出的一溜溜音符。
讓我們繼續看在東方陰謀和陽謀的包圍中的赫爾利的表演吧。
10月21日，蔣介石將國民黨方麵擬定的方案交給了赫爾利。赫爾利認為蔣提的條件過於苛刻，他不願轉交，當場還給了蔣介石，並說：“如果我是共產黨，我也不會接受。你為何不能與中共軍隊並肩作戰？”蔣答：“沒有適當的人指揮。”赫爾利道：“我可以充任兩軍的聯絡員。”
於是，第三天，他就去找林伯渠和董必武。於是，就有了24日林伯渠和董必武發給毛澤東的這樣一份報告電：“赫爾利說，蔣介石21日交他一方案，被他當場退回。至於方案的內容，他保守秘密。他隻打了一個比喻說，蔣叫你們在前麵打，他們在後麵打，意思就是要消滅你們。他已告蔣，要馬上行動，實行民主，釋放政治犯，不能再等了。”
翻遍各種史料，在以後的一周裏，國共雙方都沒理睬赫爾利特使。看來，雙方都對此事采取了東方政治家常用的手法：冷處理。
10月28日，赫爾利等不及了，拿起筆寫出了自己的一個方案：一、中國政府與中國共產黨將共同合作，求得國內軍隊之統一，以便迅速打敗日本和解放中國；二、中國政府與中國共產黨均承認蔣介石為中華民國的主席及所有中國軍隊的統帥；三、中國政府及中國共產黨均擁護孫中山之主義，在中國建立民有、民治、民享之政府，雙方將實行各種政策，促進和發展民主政治；四、中國政府承認中國共產黨為合法政黨，所有國內各政黨，均予以平等、自由及合法的地位；中國隻有一個中央政府和一個軍隊。中國共產黨的官兵，經中央政府整編後，將根據其等級，享受與政府軍隊同等的待遇，其各單位軍火和軍需的分配，亦享受同等待遇。
赫爾利把這一方案交給蔣介石看，蔣介石謙虛得要命，當即說道：“第二條不用提了，隻要能統一中國，我個人得失當不計。此案我原則同意，待我修改後再和你商定，然後由你帶去和毛澤東談。”赫爾利當天是不是喝了幾杯小酒？不見史料有記載。我們想他該喝兩杯，為了蔣介石的這種誠意，該喝。
誰知赫爾利在聯係好去延安的飛機，並通知延安11月7日抵達後，蔣介石還沒把意見改好。赫爾利幾次問詢，蔣的秘書處都這樣回答：蔣主席近日忙於廣西戰事，他說此案修改不大，在你去延安前一定會交給你的。
赫爾利一聽說得有理，也就等著。
11月7日早，蔣介石把修改好的方案用英文打出來送給了赫爾利。此案也有五條：一、中國政府與中國共產黨將共同合作，求得國內軍隊的統一，以便迅速打敗日本和重建中國；二、中國共產黨之軍隊應服從並執行中央政府及其軍事委員會之命令；三、中國政府及中國共產黨均擁護三民主義，在中國建立民有、民治、民享之政府，雙方將實行各種政策，以期促進和發展民主政治之程序；四、中國隻有一個中央政府和一個軍隊，中共軍隊經中央政府整編後，其官兵的薪俸和給養等級享受與政府軍隊同等待遇，其各部隊裝備和軍需品之分配亦將得到同等待遇；五、中國政府承認中國共產黨並將使其為合法政黨，所有國內之各政黨，均將得到合法之地位。
真可稱之為用心良苦的修改。把“解放”改為“重建”，突出強調了以往的統治；把雙方承認蔣國家元首的地位換成要求共產黨“應服從中央政府及其軍事委員會的命令”，以顯出主從；把“民主政治”後加個“程序”，以示需要有個過程；去掉“平等”、“自由”的規定，表示黨與黨不同，也該分個尊卑。
赫爾利哪裏會明白中國文字的妙處，盡管他也明白蔣介石朝著與自己有利的地方作了修改，但絕沒有意識到這與他提的方案已有了本質區別。11月7日中午，他帶著這份改過的五點建議，興高采烈地上路了。
毛澤東等人此時並不了解赫爾利帶來了什麼貨，期望值並不高。11月6日，毛澤東在專門討論赫爾利來延談判的會議上說：“蔣介石要赫爾利來調停，可得救命之益。至於能拿出什麼東西來，多少總可以拿一點。他給以小的東西，加以限製，而得救命大益。對國民黨問題，赫爾利看得相當樂觀。赫爾利來，我們要開個歡迎會，由周恩來出麵介紹，再搞點音樂晚會。”
二
包瑞德上校的回憶錄為後人留下了赫爾利到延安機場時的一些細節：赫爾利下飛機時，毛澤東並不在場，周恩來讓包瑞德先陪著赫爾利，他去請毛澤東。過了一會兒，毛澤東和周恩來乘坐一輛駕駛室緊閉的破汽車趕來了，有一連士兵跟在汽車後麵，充當儀仗隊供赫爾利檢閱，當晚，赫爾利和他的秘書被安置在“斯巴達式”的簡陋的窯洞裏過夜。
這一天，恰是蘇聯十月革命二十七周年紀念日，毛澤東和朱德設宴慶祝。出席宴會的有蘇聯、美國、英國的來賓和其它國際友人。史料沒有顯示赫爾利是否出席了這次晚宴。
這些細節均表明，中共中央對赫爾利的調停真的沒抱多大希望。從中共組織嚴密，辦事深思熟慮的一貫作風，可以看出，毛澤東事先並沒有考慮要赫爾利閱兵。如果他十分重視赫爾利，哪怕是臨時湊起來的儀仗隊，肯定早早地立在停機坪旁，任憑嚴冬的寒風刮過而紋絲不動。這次由外國人閱兵，在共產黨軍隊的曆史上還是第一次，本來是不該出現我們看到的這種匆忙和慌亂。
很可能是毛澤東在得知赫爾利穿著軍服的消息後，忽然生出了這種閱兵的念頭。它的目的不在顯示軍威，而在於檢驗赫爾利的政治敏感程度和他真實的態度。如果赫爾利屁股完全坐在蔣委員長的板凳上，他很可能會拒絕這種檢閱。因為在國共雙方劍拔弩張的氣氛裏，檢閱名義上還屬重慶領導一方的武裝力量的儀仗隊，有承認它的獨立性之嫌，爐火純青的政治家和外交家，是不會在這些細節上出問題的。
然而，赫爾利卻毫不猶豫地檢閱了，而且得意洋洋，最後又“失態”地高叫著印第安人的戰爭呼號，毛澤東和周恩來能不驚訝嗎？這是美國人的個性嗎？這是一個成了名的外交家應該有的舉動嗎？毛澤東和周恩來當時腦子裏閃過的很可能就是這種疑問。
看過赫爾利在路上的種種放浪無形的表演後，毛澤東對他更是無從判斷了。在當晚宴會後的舞場上，毛澤東是否仍像一個月前在舞會上那樣瀟灑？謝偉思在10月10日的一份備忘錄裏這樣寫道：“毛澤東及其夫人昨晚出席了在司令部舉行的小型即興舞會，兩人都興致勃勃，不斷地一起跳舞，並與在場的大多數人跳了舞。想起毛澤東平日安詳而沉默的樣子，這種舉止簡直堪稱浪漫。”
曆史沒有提供證據證明毛澤東在11月7日晚是否認真琢磨過赫爾利。從第二天談判的情形看，毛澤東采取的是平常心。
美國《基督教科學箴言報》記者斯坦因在《毛澤東朱德會見記》一文裏，給我們留下了這一時期毛澤東和外國人接觸時的一種形象：“在我同毛澤東談話的三十個小時當中，通過所有我所訪問過的幾百個共產黨人，也包括地主、商人等等，我開始了解毛澤東先生所享有的信任和愛戴了。他幾乎羞怯的謙遜與自然的熱誠，反映著對於別人的人性尊嚴的深深敬重，以及對人的學習能力的深深信任，那正是他不斷地讓負責的工作者們所牢記的基本意識之一。一開頭，他顯得有點溫和。但他卻有一種人的堅定性，那種人相信著智慧的說服而不信強力，並且知道怎樣鼓舞別人熱衷於戰爭的勝利作為當前的目標，熱衷於社會與文化的進步作為久遠的目標。”
11月8日，毛澤東再次向赫爾利顯示了他的“智慧的說服”
上午10點30分，第一輪會談開始了。
赫爾利：“今天所談的一切請不要公布。我受羅斯福總統的委托作為他的私人代表，來討論關於中國的事情。我這次來此，還得到蔣委員長的同意和批準。我希望大家理解：美國不願意幹預中國的內部政治，美國相信民主，中國亦相信民主，我們有共同的敵人，我們討論的問題是如何共同合作，擊敗敵人與支持民主。……我曾與蔣委員長詳談。他對我說希望與共產黨得到諒解，承認共產黨作為一個政黨的合法地位。他將考慮吸收共產黨員參加軍事委員會的問題。他承認有必要在公平基礎上成立統一機構，在這種機構裏，共產黨軍隊將獲得和其他軍隊同樣的待遇。這是一個簡略的提綱，蔣委員長認為這個提綱是可以同意的。我願意請毛主席、朱總司令考慮以這個提綱作為談判基礎，並請建議增改不同意的地方。”
蔣介石如果發現赫爾利這樣闡述他修改過的五點建議，肯定要氣歪鼻子。毛澤東馬上嗅到了一股不曾從國民黨以往的文字中散發過的味道。
毛澤東問道：“你剛才所說的建議究竟是誰的想法？”
赫爾利沒明白，解釋說：“我們原來的草案有十五頁至二十頁。我把它壓縮成為五點。”
包瑞德到底在中國呆了幾個月，已經習慣了東方語言的婉轉，馬上說明：“毛澤東的意思是想知道將軍所說是你的意見還是蔣的意見？”
赫爾利道：“原來是我的意見，後來蔣委員長作了若幹修改。主要是我的想法，但是是我們一起製定的。”
接下來，赫爾利談了對中國的現狀和對蔣介石的看法，認為蔣介石是一個愛國的中國人，不希望內戰。毛澤東一聽，便知這個赫爾利對蔣介石尚一無所知，很快結束了上午的談話。
中午，毛澤東看了翻譯好的五點建議。下午，毛澤東開誠布公地談了他對中國現實的看法，強調指出：“國民黨統治區的危機來源，在於國民黨的錯誤政策與腐敗機構，而不在於共產黨的存在。我們在敵後戰鬥的六十三萬軍隊和九千萬人民，拖住了日寇的牛尾巴，這樣保護了大後方；假若沒有這個力量拖住日寇的牛尾巴，國民黨早被日寇打垮了。”“我以為應當改組的是喪失戰鬥力，不聽命令，腐敗不堪，一打就散的軍隊，如湯恩伯、胡宗南的部隊，而不是英勇善戰的八路軍、新四軍。”“關於薪餉待遇，國民黨軍隊的士兵饑寒交迫，走路都走不動，士兵月薪五十元，隻夠買一包紙煙。我們的軍隊，吃得飽，穿得暖，走起路來蠻有勁，現在要我們拿和國民黨軍隊一樣的薪俸，那不是要我們軍隊也和他們一樣吃不飽、穿不暖，走路都沒有力嗎？這如何使得呢？”
當時參加會談的包瑞德後來這樣寫道：“我覺得，就毛澤東自身的利益而論，他正在犯一個錯誤。因為談判一開始就如此激烈地攻擊蔣委員長和國民黨，我覺得這可能造成赫爾利將軍對整個共產主義事業的偏見。”赫爾利肯定從未遇見過毛澤東這種對手，怎麼眼睛總是盯著對手的羞處呢，這種態度還怎麼調解？
赫爾利要讓毛澤東看看國民黨身上那種美麗的羽毛了，“為國民政府辯護，非我所願之事。但是我想說一說，過去一年國民政府的軍隊在北緬和薩爾溫江地區贏得了非常傑出的戰役，打下密之那，使雷多公路不久可以開放。由於打贏這些戰役需要物資，削弱了其它地區國民政府軍隊的力量。這些責備中國士兵的言論，是那些希望中國繼續分裂的人們所散布的。我感到毛主席所說的，和我們的敵人所說的，有相同之點。”“我想我們應該設法使中國的領袖們在一起冷靜地商討目前的局勢，尋求中國各種力量團結的可能性。在我再去和蔣談話之前，我願毛主席說明他希望國民政府做些什麼。如果局勢是已經無望的話，那我何必枉費心力。”“我曾與蔣長時間談話，要他合理地采取有助於全中國利益的行動。我現在要求毛主席也合理一些，要毛主席給我一個聲明：你究竟可以做什麼，以便與蔣合作？”
毛澤東沒有立即反擊，說：“這個可以辦。”
赫爾利的美國式直率過頭了，一不留神把主動權拱手讓給了毛澤東：“剛才毛主席說話，有重複敵人所說的地方，這是不公平的。蔣苦戰了八年，他周圍的貪汙腐化分子利用了他。毛主席應當幫助蔣肅清這些分子。”
毛澤東毫不客氣地抓住了這個機會：“你承認那裏有貪汙腐化分子？”
赫爾利未加仔細琢磨，脫口說道：“是的。”
毛澤東反攻了，“將軍不應該說我表達的看法是中國的敵人的看法。我所重複的是羅斯福總統和丘吉爾首相的話，是孫夫人和孫科先生的話。我想重複這些人的話是可以的吧！說我重複敵人——日本人的話，那是不合事實的。”
赫爾利忙解釋：“我的意思不是說日本人，而是說那些希望中國繼續分裂的人。”
毛澤東開始動用智慧了：“正因為不團結，我們才談團結，正因為不民主，我們才談民主。如果中國已經團結，已經民主，那麼又何用我們來談他們呢？有兩類人說中國不團結不民主的。一種人希望中國繼續分裂，還有一種人希望中國團結民主，他們批評中國的缺點，但希望使中國團結民主。我的話決不反映前一種人，而是反映後一種人的意見。就是反映希望中國團結民主的人的意見。”
赫爾利再退一步：“現在我們有一致意見了。剛才我不同意的是毛主席還在重複反對中國人的意見。”
毛澤東沒再頂真，繼續自己的思路：“我們必須承認事實，中國缺乏兩件事：團結和民主。”
赫爾利道：“同意。”誤會已經消解，赫爾利轉入了正題：“蔣、毛兩個知道中國情形，當然非我局外人能比，以他們的智慧和他們掌握的材料，他們可能達成協議。我現在再問毛主席，是否可以給我一個聲明？”
毛澤東道：“將軍所提的‘為著協定的基礎’，有幾條可以被充分接受。”
赫爾利眼睛倏地一亮：“請毛主席對此文件加以修改或增加。”
毛澤東毫不客氣地修改起來。蔣介石加在“進步和民主”後麵的“程序”被去掉了，赫爾利說好；毛澤東提出在“服從命令”前加“一切有利於抗戰，有利於團結，有利於民主”，赫爾利也同意；毛澤東提出增加改組政府一條，赫爾利也說好。
毛澤東道“修改後的第二條，還要加各種自由的規定才好。”
自小飽享自由的赫爾利當然不反對中國人也打打自由的牙祭，因此，當周恩來提出：言論自由、出版自由、集會結社自由、信仰自由後，赫爾利脫口接道：“再加思想自由，向政府請願要求平反冤屈的自由。”他完全回到美國人的思維方式中去了。
毛澤東當然同意。可惜的是幹巴巴的會談記錄沒有提供任何當事人的心理活動。毛澤東這時候都想了些什麼？難道他真的以為加上這些自由，自由就能像雨後春筍一樣從中國的地皮上冒出來嗎？
赫爾利還在談自由，“我不大明白什麼叫做居住自由？”
周恩來答曰：“譬如我在重慶的時候，我要回延安，國民黨當局不讓我回來。”
這還了得！黑暗呀，中國真是黑暗！這種自由連周恩來這種領袖級人物尚不能盡情享受，中國還有救嗎？赫爾利趕緊催促道：“讓我們談第四條吧！”
毛澤東把蔣介石修改後的第二、第四條放在一起考慮，提出解放區的民兵也為戰爭作出了貢獻，要求在戰爭結束後，按國防需要規定其編製。如果對手是中國人，聽了這話還不跳起來？然而對手是美國人，他以美國人的方式答道：“有了聯合政府，一切軍隊都要國家化，不要特別化，這一條如果放進去，反而會妨礙前幾條的效力。”
毛澤東很大度地做了退讓，“一切抗日軍隊皆應服從聯合政府的命令，並應為聯合政府所承認，這樣好不好？”
按美國人的思維，赫爾利當然沒理由反對，“同意，請毛主席寫成一條。”
第五條，毛澤東改成了：中國聯合國民政府，應承認共產黨及一切抗日黨派的合法地位。赫爾利評價曰：“修改得非常好！”
毛澤東高風亮節道：“就是這幾條，為了讓步不再多提了。”
赫爾利完全被征服了，當即表示：“從今天的談話中，我感受到了毛主席的熱忱和智慧。我剛才誤解了毛主席的意思，後來明白了。請各位將我誤解毛主席的話，從記錄上完全勾去！”
11月9日上午，包瑞德駕著吉普車帶赫爾利參觀了延安的市區和郊區。下午，赫爾利與毛澤東進行了第三輪會談。會談的主要議題是如何進行下一步談判。赫爾利提出如果蔣介石接受了這五點，毛澤東要不要和蔣見麵，毛澤東答應到重慶見蔣。
赫爾利這時候恐怕想起了東西方文化的差異，問道：“毛主席是否可以在這五個要點之上簽字？”
毛澤東爽快地答道：“可以，當然可以。”
赫爾利興奮異常：“那我也要在這上麵簽字！題目可定為：中國共產黨與中國國民政府的基本協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