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答道：“今天把文件準備好，明天簽字，不知蔣先生願不願簽？”
赫爾利很智慧地問蔣介石所能得的利益：“如果蔣問我：接受五個要點，是否就是不要我在政府裏麵了？請毛主席告我如何回答？”
毛澤東猶豫一下道：“仍要他在政府裏麵。”
赫爾利再追問道：“我要再證實一下，你是不是要他當政府主席？”
毛澤東很幹脆地回答：“要他當主席。”
赫爾利滿意了，“很好！中國兩大領袖在一起，增進團結，消滅內戰，使中國真正成為四強之一，這是多麼好啊！”“明天早晨我們簽字後，我還要趕回重慶。請毛主席不要笑我迷信，明天星期五是我的吉日，我生日是星期五，結婚在星期五，第一個小孩生於星期五，獲得第一個勳章也在星期五。”
讓所有的天使保佑赫爾利，這個星期五在他的記憶裏不會變成黑色。天使會不會在這一天睡覺呢？
是日晚，毛澤東主持六屆七中全會全體會議，向全會報告同赫爾利會談情況。他說：“這個修改後的五點協定，沒有破壞我們的解放區，把蔣介石要破壞解放區的企圖掃光了；破壞了國民黨的一黨專政，使共產黨得到合法地位，使各小黨派和人民得到了利益。如果蔣介石簽字承認這個協定，就是他最大的讓步。明天簽字後，我們的文章做完了，問題即在重慶了。關於見蔣介石的問題，不能拒絕。簽字後不去見蔣，我們就輸理了。現在我不去，將來再說。”
11月10日上午，毛澤東、周恩來同赫爾利進行了第四次會談。毛澤東向赫爾利解釋了現在無法前去見蔣後說道：“抗戰八年以來，未能得到的東西，今天在赫爾利將軍幫助之下，有了實現的希望。在這個綱領下，全國一切力量團結起來，打倒日本，建立新中國。”
赫爾利忙道：“毛主席這話談得好極了，最好能寫成個聲明給我。”
毛澤東說：“好。”
赫爾利為什麼欣賞毛澤東的這些評價呢？為什麼還要毛為他留下白紙黑字的一紙聲明？毫無疑問，他是想以此證明他作為一個外交家的政績。他在蔣介石和毛澤東麵前表現出的“天真”和“想當然”，隻說明他不大適應中國特有的文化土壤。他在美國的政界，仍需戰勝對手，因為這時他正在努力成為美國駐華新大使，達此目的需要“硬件”證明。
他想了一下，可能是意識到了這樣要求太直白，改口道：“還是由毛主席寫一封信給羅斯福總統，我很願意設法使毛主席和羅斯福總統商量問題，這樣可使全世界承認毛主席的地位。”
毛澤東卻有疑問：“羅斯福總統是否願意接受我的信件？”
赫爾利微笑道：“我可以擔保羅斯福總統一定樂意接受你的信件，特別你剛才講的話，可以寫進去，羅斯福總統看了一定會很高興。”
中午，毛澤東寫了一封信讓赫爾利帶給羅斯福，並簽發一份祝賀羅斯福第四次連任美國總統的電文。毛澤東所以能爽快地答應赫爾利的要求，是因為他發現了美國在中國重新尋找合作夥伴的可能。至少，赫爾利的真誠態度讓他再次感受到了這一點。
12時45分，赫爾利站在屋外美麗而明亮的秋陽下，對毛澤東說：“主席，你我在這些條款上簽字吧。我認為這是適宜的，它表明我們經過考慮認可了這些條款的合理性。”
掏出筆後，赫爾利卻說：“毛主席，你當然理解，雖然我認為這些條款是合理合情的，但我不敢保證委員長會接受它。”
周恩來意味深長地說：“那麼，你該直接將這份文件交給委員長，而不能讓宋子文或其它什麼人先看到。”
包瑞德後來回憶道：“條款的文本放在一塊高度適中的石板上，他們簽字了。我清楚地記得，毛澤東不是蓋圖章，而是像美國人簽署支票一樣在兩份文本上簽了名。文本上仔細地留了一塊空白，下麵用打字機打下了蔣介石在此簽名的字樣，以便讓蔣委員長表示自己對這些條款的讚同——如果他有此願望的話。”
下午2時，赫爾利帶著油墨未幹的五點協議飛返重慶，周恩來、包瑞德同機前往。
三
“一大群中國人和外國人到機場為我們送行，其中有周恩來的夫人——我們講英語時常常稱她為‘夫人’。即登機時，我看見周恩來在吻她。這是我首次見到一位中國男子吻別人。中國人是不常用這種方式來表示感情的。”
包瑞德提供的這一珍貴的細節的真實性使人無法懷疑，因為他有著飛行員的視力，不可能看花眼。問題在於周恩來在以後的多次出訪中，從未看見史料中關於他再次吻鄧穎超的任何哪怕是花邊新聞之類的記錄。那麼，這一吻是否也是為了政治和外交的需要呢？周恩來是否想借此行動向赫爾利和包瑞德證明延安是中國自由的王國？如果這種猜想可以成立，這一細節無疑可以彙入政治智慧大辭典裏。
包瑞德還透露，在飛機上，他向周恩來提出了這樣一個難題：“將軍，你認為蘇聯和美國誰更民主呢？”
周恩來稍加思索後回答：“包上校，我們認為蘇聯在世界上是最民主的。但是上校，我們知道，也許還要過一百年我們才能獲得這樣的民主。如果我們今天能夠享受你們在美國所享受的民主，我們也將十分高興。”
這一細節除了表明周恩來的外交智慧，還透露出了這樣的消息：共產黨這時尚沒有決定走蘇聯的道路。按毛澤東的估計，這個時候，開始了國共兩黨勢均力敵，共產黨漸占上風的時代。他們不僅需要蘇聯，而且需要美國。
赫爾利在飛機上沒有任何談興，因為他患了重感冒。
這次感冒真不是時候，它無疑是赫爾利外交事業的滑鐵盧。因為感冒，赫爾利回到重慶後不得不臥床休息。按重感冒常常伴隨發燒這一常識，可以確認在高燒中的赫爾利忘了周恩來在延安的忠告，沒有直接把簽訂的協定交給蔣介石，而是派人於11月11日送給宋子文和政府小組的其它人，要求他們將文件譯出後交給蔣介石。
當天下午或者晚上，赫爾利無法靜養了，宋子文和王世傑氣急敗壞地找來了。
宋子文連寒暄都省略了，當然沒有詢問赫爾利的貴體安否，開門見山質問道：“將軍閣下，你被共產黨的舊貨單子騙了。國民政府永遠不會答應共產黨的要求。”
赫爾利尚未反應過來。
宋子文接道：“你簽的這份文件有太多的缺陷，共產黨希望建立一個聯合政府，實際上是要改變中國政府的名稱。”
赫爾利不以為然地道：“這是細微末節的小問題，很容易得到糾正。我認為，共產黨的建議至少已經提出了一個基礎，在此之上完全可以達成協議。”
“不可能。”王世傑大聲道：“在這樣的基礎上什麼問題都不能解決。”
“為什麼不能？”赫爾利忽然想起了什麼，“你們把這份文件交給委員長沒有？我認為他是可以接受這份文件的。”
宋子文道：“我們剛從委員長那裏來，他認為，在他沒有承認國民黨被共產黨徹底擊敗時，不能組成聯合政府。如果這樣，必然會導致中共控製政府的局麵。”
“那你們說該怎麼解決？”赫爾利火了，“你們談了五年了，為什麼不能解決問題？你們不要騙共產黨，你們說軍隊好，貪汙腐化是敵人造謠，可是，毛澤東告訴我，貪汙腐化的事，孫夫人、孫科都談過，新聞記者也報道過，我看你們就是這樣的人。你們說共產黨不願團結，我到延安看毛他們都是愛國分子，提出的要求既不是社會主義的，也不是共產的，而是民主的。他們是願意團結的，我看你們才不願團結。我不和你們談，我要和委員長談。”
以赫爾利美國總統特使的身分，想見蔣介石自然不難。大約在11月13日前後，赫爾利和蔣介石進行了一次單獨對話。
蔣：你和毛澤東簽定的東西我看到了。我認為在現在的情況下，無法以這個東西作為談判基礎。
赫爾利：我想知道為什麼？
蔣：這個五點建議與孫中山博士在遺囑中為中國製訂的程序相抵觸。如果我接受這些建議，中國的形勢就會雪上加霜。
赫爾利：我還是不能理解。
蔣：他們這是要搞垮我！我和他們打了多年交道，我比你更清楚他們心裏在想些什麼。他們是一些極端危險的分子。
赫爾利：我不這麼看。主席先生，他們要求團結比你們更加迫切。你們這麼恐懼和他們合作，隻能表示你們的虛弱。中國內部不統一，局勢無法好轉。難道這樣一個協議沒有它的合理性嗎？
蔣：（據赫爾利回憶，此時蔣充滿善意地解釋）你和共產黨簽的這個協議，如果在華盛頓和倫敦，可作為同類爭端的解決辦法為雙方接受。但是，由於中國人特殊的心理，這麼做就意味著我和我的黨徹底失敗了。
赫爾利：這個建議你還可以修改，譬如采用兩黨、多黨或黨派代表組成政府，避免使用聯合這個詞，問題不就可以解決了？我認為，在現在的形勢下，政府和共產黨達成協議，將在政治上、道義上加強政府，而不是削弱它，這是防止崩潰的最有效辦法。
蔣：中國不會崩潰的，我們雖然打得艱難，但我們堅持了八年。這個協議不能要。不過，我們還可以商量出更好的解決辦法。
羅斯福總統此時考慮的隻是如何防止戰後美國再次陷入中國內戰的泥沼。因此，他甚至還沒了解赫爾利和毛澤東簽的那份協定內容的情況下，就電示赫爾利打他的牌和蘇聯這張牌迫使蔣介石向共產黨作出讓步。
蔣介石在這種生死攸關的地方，有著守財奴一般的精神，寸步不讓。這樣，赫爾利在兩次拒絕（15日、17日）轉交國民黨的反建議之後，不得不作出讓步。
11月21日，赫爾利將國民黨苦心營造、屢作修改的三點建議接了下來。不過，他當場向王世傑說道：“我隻同意轉交這個建議。你剛才說這個建議是由我準備的，代表了我公平解決問題的思想，這是不對的。反建議中，沒有一個字可以認為是我的，也沒有一個字是作為我的公平調解思想而轉送的。”
這天上午，周恩來在赫爾利的辦公室，聽到了國民黨的反建議：一、國民政府為達成中國境內軍事力量之集中與統一，以期實現迅速擊潰日本，及戰後建國之目的，允將中國共產黨軍隊加以整編，列為正規國軍，其軍隊餉項軍械及其他補給，及其他部隊受同等待遇，並承認中國共產黨之合法地位。二、中國共產黨應在抗戰建國方麵竭誠擁護國民政府，並經由軍事委員會將其所有部隊，交由國民政府統一指揮。國民政府願就中國共產黨之高級軍官中，選員參加軍事委員會。三、國民政府願遵孫中山所倡導並經中國共產黨表示擁護之三民主義，創設一民治、民享、民有之中國政府。國民政府並願采取政策，以策進步而促進政府之民主程序。茲依《抗戰建國綱領》之規定，對言論自由、出版自由、集會結社自由以及其他公民自由權利，予以保障。各該自由權利，僅受抗戰期間軍事安全需要之限製。公正地說，早在一年前，甚至半年前，這可都是共產黨夢寐以求的東西。現在不成了，這倒不是由於可愛的赫爾利吊起了中共的胃口，是因為雙方的實力發生了根本的變化。毛澤東已經在考慮宣布組織解放區聯合委員會了。
赫爾利讀完三項反建議，忙解釋說：“蔣委員長現在還是隻肯承認共產黨的合法地位，不願承認其它黨派的合法地位。他們開始也不願你們參加中樞機構，我也說服他們接受了。至於聯合政府，他們是怕你們插進一個腳趾，會把他們擠掉，我叫他們不用怕，他們卻說我幫你們說話。不過，蔣告訴我說，他允許你們參加政府，但不願寫在這個建議上。現在看來，也許他們這個建議才是談判的基礎。”
周恩來笑道：“將軍，你不了解情況，共產黨隻參加軍委會而不參加政府，結果仍然不能參加決策。再說，軍委會的委員都是掛名的，不但沒實權，而且從不開會。”
赫爾利當然不明白中國政治這種奧妙，聳聳肩表示不可理解。
下午，周恩來與董必武再次拜見赫爾利，探究進一步商談的可能性。
周恩來問：“參加政府是否意味著我們隻能處於觀察者的地位，而不能有實權？”
赫爾利答：“恐怕是這麼回事，不過，事在人為，你們可由此求得政策的改革。”
周恩來問：“參加軍委會怎樣才能行使委員的權力？”
赫爾利答：“這次的委員能夠行使權力，因為軍委會將成為最高統率機關，有國民黨參加，有共產黨參加，也有美國方麵參加，最好設置一個同盟國的統帥，你們雙方都聽統帥的。總之，我勸你們趕快參加政府，你們一步一步地幹，咬東西不能一口咬掉，要一口一口才能咬掉。”
周恩來說：“我要把這個方案帶回延安商量商量。”
赫爾利要求周恩來在走之前先和國民黨代表大概談一談。
於是，曆史便為赫爾利提供了一次認識中國政治談判藝術的良機。
當周恩來問其他黨派是否也允許合法時，王世傑答道：“其他黨派也包括在內。”
赫爾利聽糊塗了，立即按美國方式率直地說道：“你前兩天不是說過，不承認其他黨派的合法地位嗎？”
王世傑這樣解釋：“我的意思是說，不放在國共之間的協定裏考慮。”
共產黨提出這個問題是拉盟友，國民黨當然不答應。如果共產黨在這個協定上簽了字，按中國人特有的思維方式，別的小黨派就會認為共產黨出賣了他們。這時候，國民政府再下令承認別的黨派合法，就達到了孤立共產黨的目的。赫爾利根本不會這樣思維。如果他明白了這個民族發明了太極拳，大概就不會常常感到被中國人耍弄了。
周恩來問：“如果邀請中共代表參加政府，請問這種代表是觀察者，還是權力者？”
王世傑含糊其辭道：“我不能具體答複，因為沒有討論。但我個人認為這個問題要依據法律，再說蔣先生和毛先生見麵後，這個問題不是沒有辦法解決。”
赫爾利聽得目瞪口呆，這種根本問題怎麼一會說無法解決，一會說可以解決，前幾天還聽他們叫著怕共產黨擠掉他們，現在怎麼又說可以商量，忍不住喊道：“子文，你聽見沒有！這可是代表性質的問題，到底有權無權？”
宋子文答道：“知道了。”
“知道了”是個什麼意思？赫爾利今天碰到的疑點全是中國的國粹。“知道了”和“莫須有”在中國政界同樣有名。“知道了”在近代慈禧太後手裏才臻登峰造極，在老人家爐火純青的晚年，不知是不是為了保護嗓子，她連“知道了”都不願說了，用長長的指甲在奏折上輕輕一劃，便表示她“知道了”。“知道了”可是可非，到底是是非非，你們去猜去吧。宋子文作為執政黨的外交部長，當然明白“知道了”的妙用。所以他就說“知道了”。令赫爾利驚詫莫名的是，周恩來聽到這個“知道了”之後仿佛也真的知道了有權無權，竟不再追問這件事了！
神奇，神秘，太神奇，太神秘！
周恩來又問：“過去有許多軍委會委員，隻是掛名的，不但沒有職權，而且從不開會，如果共產黨代表參加軍委會，其實際職權如何？”
王世傑答道：“現在軍委會每星期至少開一次會，有時兩次。”
周恩來強調道：“這是彙報，不是開會。”
王世傑解釋說：“彙報與開會相差無幾，彙報做了決議，不就等於開會了？軍委會人數少，是權力機關，又是作戰機構，不是參政會，並不由多少票數來決定，意見提出後，隻要委員長裁可，就可實行。我可以負責地說，如果中共參加軍委會，其職權不會比其他委員少。”
周恩來不屈不撓道：“彙報不是開會，譬如馮玉祥、李濟深將軍就從未參加過開會。”
王世傑又說：“彙報仍然是會議。一兩個委員缺席，不能說不是開會。同時，軍委會委員被派為戰區司令長官的也不來開會。”
赫爾利驚叫道：“天呢！做了前線司令長官，不是喪失了軍安會委員的權力？他們更應該有發言權呢。”他沒有聽出王世傑和周恩來爭論的本質：是否還是蔣介石一人說了算。周恩來聽明白了，接著又問了成立統帥部的問題。王世傑來個一問三不知。
當王世傑問中共的意見時，周恩來答道：“我們主張聯合政府，也就是民主政府，我們仍要為這個民主政府而奮鬥。你們目前尚不能接受這個主張，我們需要商量商量，希望能從我們雙方的建議中，找出共同點，求得初步解決民主政府問題。毛澤東很願意出來，但出來必須解決問題，而不是出來聊聊。如今民主政府問題無法解決，他就無法出來。”
這些話赫爾利聽來，以為中央拒絕了繼續談判。讓他吃驚的是，國民黨方麵竟從中聽出了中共還有解決問題的願望。
於是，蔣介石忙於當天下午召見了周恩來和董必武。
周恩來開門見山道：“我們對於聯合政府仍是堅持的，並願為它奮鬥到底。”話鋒一轉，又留下了餘地：“民主聯合政府是指它的性質，並非要改它的名稱。”
蔣介石擺出一副君王的麵孔說：“好，我們革命黨就是為實現民主的，我做的就是民主，不要要求，我自會做的，如果要以要求來給我做，那就不好了。政府的尊嚴，國家的威信，不能損害。”
實際上是蔣介石的絕對權威不能動搖。朕即國家，朕即民主，朕即中國的一切，你們想要幹什麼？你們上個奏折，我高興了就實行，不高興就對你們說個“知道了”，再鬧……周恩來當然明白蔣介石已經不是能下旨抄斬某某滿門的皇帝，那個時代一去不複返了，回答道：“我要聲明：對三民主義國家及實行三民主義的元首是應該尊重的，但政府並非國家，政府是內閣，政府不稱職，是應當調換的改組的。提到要求，一個政黨總有自己的要求，如果不能向政府直接要求時，隻有向人民公開說話。”
蔣介石暗暗咬著牙，嘴裏卻不由自主地含糊答道：“是的，是的。”這天晚上，他對參加他設的晚宴的參政員道：“中共要求聯合政府，我不能接受。國民政府不是波蘭的流亡政府。”
因為延安下了雪，加上飛行員病倒，周恩來無法回延安。這樣，曆史又留下了這樣一些不容忽視的花絮。
11月27日，赫爾利在大使館的會客室裏接見了前來拜訪的周恩來。
這一段時間，中國西南戰局繼續惡化。11月10日後，日11軍與日21軍在十來天內相繼攻占了廣西桂林、柳州、南寧。接著，又製定了以十四個師團進攻昆明和貴陽的計劃。蔣介石不得不催赫爾利加快調停國共關係。這一天，赫爾利對周恩來說出這樣一番知心話：“我不明白，為什麼你們中國人心裏讚成什麼，口裏卻說不得。我是共和黨、羅斯福總統是民主黨，我卻是他的私人代表，我有什麼不同意見就向他提出，我讚成什麼，我反對什麼，讓他作決定。一個領袖在作出決定之前，必須要有爭辯，爭辯出來的決定，大家才擁護。我服從羅斯福的意見，因為他是被選舉出來的領袖，無論多數少數，都要服從，有時羅斯福也接受我的意見。我覺得你們中國也要實行這種製度。如果一位領袖決定得不好，四年一滿，我們就請他走路。”
這種政體，中國人太陌生了。三十六年前，一個三歲的男孩坐在一張被稱作龍椅的東西上，接受百官的朝拜，從此主宰中國達三年之久。生理學常識告訴我們：人在三歲時，大腦隻有成年人的百分之七十。生活中常有這樣的例子：一個三歲的孩子，有時候口齒尚不清楚。中國在這種政體裏走過了兩千多年。
周恩來沒有和赫爾利探討這個問題。他感興趣的是赫爾利說的這番話：“我已向蔣委員長提出，要以物資給共產黨軍隊。魏德邁將軍還和我談過，他很迫切地說，隻要得到國民政府允許，他就去組織共產黨的軍隊。別的軍隊還要供給糧食，你們的軍隊就隻要供給軍火。我們希望供給你們的輕武器，德製機關槍、子彈和手榴彈。將來再派兩百個美國軍官，不是大的，是上尉階級的，訓練你們使用。不過，蔣委員長對我的提議，既未拒絕，也未答應，他說考慮一下。魏德邁將軍說，可以拿出五十架運輸機給你們運送軍火。”
在這幾天裏，羅斯福總統得到報告說：蘇聯已在中國新疆占領一個城市。羅斯福絕對不願中國落入蘇聯之手，命令赫爾利趕緊完成國共合作，不讓俄國人進來。
12月2日，赫爾利再次告訴周恩來：“請你告訴毛主席，務必參加進政府，你們是同我們美國政府合作，隻要我們合作，我們就能逐步改組政府。”
12月4日，周恩來應邀與赫爾利、魏德邁、魏德邁的參謀長麥克魯再次舉行會談。
赫爾利再次提出讓中共“先插進一隻腳”，周恩來坦誠答道：“關於參加政府問題，我們素有經驗。先拿別人的經驗而言，白崇禧不止參加政府，而且是軍訓部長，結果毫無實權。我自己從西安事變以來，八年之中近七年時間是留在國民政府所在地。我做政治部副部長時，每星期有三次參加軍事彙報，有意見也無法討論，即令提出，蔣委員長也不過說好好而已。老實說，我對這樣做客，實在疲倦了。”
五年後，蔣介石下野，李宗仁當了代總統，結果又是誰說了算呢？白崇禧後來在台灣做寓公也不能，三次躲過暗殺，最終死於軍統調換過的一個壯陽藥方上。中國的政治家們，對現代中國政治的殘酷體味太深了。費正清在《美國與中國》這樣反省美國自1944年開始到中國全麵內戰爆發時期的美國對華政策：“我們對於自己在東亞所需要的和平，隻有一種模模糊糊的見解。像戰後的任何民主國家一樣，我們一心一意想複員，想回到正常狀態。我們對政策的決策人被局限於這種誠意的但是包藏著禍機的假定的範圍之內。美國的調停終究會成功嗎？在曆史的演變中，很難證實某一件事也會發生。中國的國共兩黨互不信任，而且誰也不願放棄最後控製全國的希望。他們各有敵對的軍隊和組織，以及二十年互相殘殺的苦痛回憶。”
是的，仇恨是最不容易消解的人類情感。赫爾利等人此時顯然沒有把中國的現狀和美國南北戰爭放在一起加以考察。中國的抗日戰爭，不僅僅是一場民族合力禦侮的戰爭，更主要的是選擇全民族未來道路的一場搏殺。
赫爾利說：“如果你們在不滿意的條件下，竟能參加政府，那就表示你們是最大的愛國者。”
周恩來答道：“我們參加政府，就要替人民負責。這樣的政府，我要參加，我就是不信上帝，我的良心也過不去。譬如政府要我參加，我黨要我考慮，我個人都要拒絕。”
國共和談陷入了僵局。周恩來帶著國民黨的複案回了延安。
四
12月7日晚，毛澤東主持召開六屆七中全會全體會議，聽取剛從重慶飛回來的周恩來、董必武報告此次國共談判情況。會議認為：國民黨所提三條明顯地不同意成立聯合政府和聯合統帥部，因此無法求得雙方提案的基本共同點。為了答複各方詢問，準備早日公布五條協定，以引起輿論注意和督促國民黨政府改變態度。會議決定：暫時終止談判；電陝甘寧邊區參議會發起，籌建解放區聯合委員會。
這一決定標誌著中共準備公開否定重慶政府存在的合理性。從後來曆史發展的進程來看，毛澤東此舉，在這樣一個特定情況下，其意義更多地在於增加中共在和談中的分量。
12月8日，毛澤東、周恩來與包瑞德進行了長時間的談話。
毛澤東指出：“赫爾利、魏德邁、麥克魯將軍都曾對周恩來將軍說過，美國願意與我們進行軍事合作。但是，我們在接受這一我們非常樂於接受的合作之前，先要接受委員長的條件。美國能保證我們的安全嗎？我們無法相信委員長的誠意。凡是不帶偏見地研究過國共關係的曆史的人，都會通情達理地認為，我們不能對他寄予任何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