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被告知，我們犧牲自己以挽救局勢，將是高尚之舉。我們不明白，將我們置於聽憑蔣介石擺布的境地，如何能有助於解救當前的危機。我們如果被委員長捆住手腳，世界的讚揚對我們毫無用處。要求我們作出如此巨大的犧牲，對目前的危機負有重大責任的委員長卻沒有被要求作出什麼讓步。這對於我們是太不公平了。
“美國認為，蔣介石一定會不惜一切代價來保住他的權力。我們不反對這一政策。隻要他同日本作戰，我們就完全擁護他繼續做領袖。如果美國願意繼續支持他，那是美國的權力。但是我們相信，盡管美國盡其一切努力，蔣介石也注定會失敗。讓美國繼續支持蔣介石，直到他把昆明、貴陽、重慶、西安、成都等都丟掉，那時美國也許會明白，支持蔣介石有多麼無用。
“我們不像蔣介石，我們並非需要別國的支持。我們能夠挺立著，靠我們的雙腳，像自由的人們一樣行走。我們承認，委員長盡管有那麼多的缺點，但是他還沒有與日本人講和，我們為此非常感謝他。另一方麵，也隻有王八蛋才拒絕同日本人作戰。
“在五點建議的前提下，我們相信，有美國的幫助，我們能夠為挽救目前局勢作出一定的貢獻。如果美國放棄我們，我們會萬分遺憾，但這不會損害我們對你們的友好情誼。無論何時，現在或是將來，我們都會懷著感激的心情，接受你們的幫助。我們會在美國將軍的指揮下，放手和不附帶條件地全心全意地履行義務。如果你們在中國沿海登陸，我們會在那裏與你們會合，並將聽從你們的指揮。如果美國不給我們一支槍、一粒子彈，我們仍會繼續與日本人作戰，而且我們還是美國的朋友。在沒有任何外部援助的情況下，我們已經同日本人打了七年，無論出現什麼情況，我們都會繼續與日本人打下去。
“由於蔣介石已經拒絕成立聯合政府，我們決定不再讓步。我們已經決定采取一個決定性的步驟，組成一個聯合委員會。組成這個委員會，將是組成獨立政府的初步步驟。包上校說我們現在的立場是關住談判大門。我們關住了大門，不過窗戶還敞開著，五點建議就是窗戶。我們願意在今天、明天、甚至後天，進入聯合政府。但是，到了大後天，等到重慶、昆明、貴陽、成都、西安都丟掉了，我們就不會再按照我們最初提出的條件參加進去了。”
作為“哪裏有壓迫哪裏就有反抗”這句名言的發明者，毛澤東的這次發言充分體現出了他的個性。翻閱由他一生疊成的厚厚的大書，從首頁到尾章，竟看不出一個“屈服”的同義詞！同時，他又不是一個過分剛愎自用的偉人。他在晚年取得的一係列外交勝利，都可以從這次談話裏找到有力的證明。
再看一看這一天他和包瑞德的另一種方式的答問吧。
包：組成一個聯合委員會、進而導致建立一個獨立的政府的作法，會給蔣介石一個絕好的機會去宣稱，他關於共產黨是叛亂分子的一切說法，已經被無可置疑地證明了。
毛：他一直叫喊說我們是叛亂分子，時間太長以致我們都習以為常了。他高興怎麼說就讓他說去。
包：你們會給委員長一個機會，說你們已經與日本人勾結一起了。
毛：他早就多次這樣誣蔑我們了。我們繼續抵抗日本，這會證明我們不是與日本人勾結。
包：談判失敗及你們將與國民黨破裂的消息，會使日本人感到高興。
毛：不論我們做什麼，日本人為了達到他們的目的，都要歪曲事實，這與我們要做的事情無關。即使他們高興也不要緊。
包：如果你們與國民黨破裂，不僅蔣介石，而且美國的大多數輿論或許也會認為你們是叛亂分子。
毛：時間會向美國人民證明，我們的事業是正義的。
包：在這次危機中，你們不進入政府，可能會在美國引起非常不利的反應。
毛：等到真相大白——真相終會大白，美國人民會讚成我們所做的事情。
包：如果日本人在昆明和貴陽被國民黨軍隊和美國軍隊擊退，你們將會十分難堪。
毛：果真如此，我們會比任何人都要興高采烈。
包：如果委員長被打敗，而你們沒有在他需要的時候幫助他，美國或許會從中國撤走它的全部軍隊。
毛：美國不可能放棄中國。
包瑞德在這份備忘錄裏寫道：“在全部會談中，毛主席的態度極其強硬。他對我沒有失禮，但有幾次大發雷霆。他不斷地高喊：‘我們不再作任何讓步了！’‘如果蔣介石在這裏，我要當麵痛罵他。’我說，我以為，在蔣介石看來，五點建議是逼他下台的手段。這句話使毛澤東特別地憤怒。他呼地一下站起來，大聲說道：‘他早就應該下台了！’周將軍從不動怒，而且特別冷靜，他以平靜的語言支持毛澤東講的每一個觀點。會談使我感到，對於這兩位聰明、無情、堅定、並絕對相信他們的地位具有力量的領袖，我所說的都是白費口舌。”
毛澤東的強硬很有分寸。
第二天，毛澤東立即主持會議討論關於成立解放區聯合委員會問題。他說：“在目前情況下成立解放區聯合委員會，也要從反麵考慮一下。雖然不叫政府而叫解放區聯合委員會，但是要想到美國不幫助，蔣介石取消八路軍，中間派不讚成，我們是否會孤立。”
11日，王若飛轉達赫爾利的意見：不同意公開發表“五點建議”，我不認為談判已經結束，除非你們希望結束。
12日，毛澤東在中共六屆七中全會主席團會議上明確提出：“解放區聯合委員會暫緩成立，報上也不宣傳，可放口頭空氣。現在全國的總任務是建立統一中國一切力量的民主聯合政府，其他的不提，七大也要采取這種態度。”
同日，毛澤東同周恩來複電王若飛：“我們毫無與美方決裂之意，五條協定草案可以不發表。犧牲聯合政府，犧牲民主原則，去幾個人到重慶做官，這種廉價出賣人民的勾當，我們決不能幹。這種原則立場我黨曆來如此，希望美國朋友不要硬拉我們如此做，我們所拒絕者僅僅這一點，其他一切都是好商量的。”
實際上，這時候國共談判的本身已不再重要，它隻是成了國共兩黨爭奪美國的一個舞台，作為被爭奪的焦點人物赫爾利，在這次爭奪中出盡了風頭。12月20日，他收到毛澤東的親筆信後，立即盛情邀請周恩來再去重慶談判。
1945年元月1日，蔣介石發表元旦公告，說他準備還政於民，準備在戰爭結束前召開國民大會，討論實行憲政。年初，蔣介石約五院院長商討戰時行政問題。這次會議決定在國民黨原來的三點反建議基礎上，再提三項辦法：一、在行政院設置戰時內閣，中共和其他黨派人士參加其組成；二、關於中共軍隊編製及補給等問題，軍委會將指派美、國、共三方三位高級將領擬具辦法，請委員長核定；三、在對日作戰期間，委員長將指派本國軍官兩人（其中一人為中共將領）和美國將領一人，以美國將領為總指揮官，組成臨時指揮機構，負責全部作戰指揮，該總指揮官對委員長直接負責。
赫爾利當然很高興，於元月7日寫信給毛澤東和周恩來，告訴毛、周：“我已確信國民政府將讚成如下建議：一、行政院院長宋子文將在王世傑博士、張治中將軍和我的陪同下，對延安作短期訪問，與你們私下討論一些事情。二、如果在原則上達成協議，毛主席和周將軍與我們一同返回重慶，簽署協議。如果你們能仔細考慮這項建議，並通過遞送這封信的人帶回答複，我將非常高興。”
1月11日，毛澤東致信赫爾利：“今接閣下來信，提議在延安開兩黨會議，並有閣下參加，盛意可感。但是鄙人仍恐此會議得不到任何結果，徒勞閣下等之往返。”
毛澤東此時已不想再和這個赫爾利大使打筆墨官司和嘴官司了。他發現了另外一種和美國政府接觸的途徑。
1944年年底，在魏德邁不在司令部期間，參謀長麥克魯將軍主持製訂了一項在共產黨控製區使用中國軍隊的計劃。這項計劃規定，在遊擊戰爭中使用由美國人領導的共產黨部隊。準備避開中國的國民政府，同共產黨達成一項協議，直接向中共部隊提供美國的給養，並把中共軍隊置於美軍軍官指揮之下。
這一計劃是如何泄漏到延安的，有這樣兩種說法：一、魏德邁曾向赫爾利暗示，可能是通過陳誠與宋子文泄漏的；二、美軍包瑞德上校和伯德上校泄漏的。糾纏這些毫無意義，隻用認定這樣一個事實就夠了：1945年元月初，毛澤東、周恩來得悉了這個計劃的詳情。
1月9日，毛澤東、周恩來通過軍隊電台，打電報給魏德邁將軍，提出如下兩個建議：“一、延安政府派遣一個非官方組織去美國，向有關的美國官員和公眾介紹並解釋中國問題；二、如果總統表示希望將毛和周作為反對黨的領袖，在白宮接見他們，他們可以立刻啟程赴華盛頓，舉行一個考察性的會議。如果羅斯福不是馬上就發出邀請，毛和周特別要求，對他們去華盛頓的願望保密，以便保護他們反蔣的政治地位。”
眾所周知，毛澤東和美國總統尼克鬆在二十七年後握手了。如果這次握手在1945年初能夠實現，會出現什麼樣的局麵？它無疑將導致20世紀後半個世紀世界滄海良田的巨變。
毛澤東想和羅斯福握手的願望很可能在元月10日晨，就由魏德邁泄漏給了赫爾利。魏德邁還補充說：“毛澤東和周恩來要求我對他們想訪問華盛頓一事向國民政府和你保密，因為他們懷疑你的判斷力。”
從這一時刻起，赫爾利對於延安顯得溫和可愛的形象定格了，下一個鏡頭，他開始了不遺餘力使美國對華政策傾斜於國民黨的工作。說我沒有判斷力？我就判斷一次給你毛澤東看看！你拿我赫爾利當成什麼人呀？就我們美國利益來講，管你們中國是誰執政，隻要聽我們美國的指揮，蔣介石、王介石、毛澤東、劉澤東，都一個樣！這麼大的舉措，想繞過我，一旦羅斯福那根神經短路了，向毛澤東發出了邀請，不是恰恰證明我這個大使無能嗎？當然，羅斯福很可能會對毛澤東的請求一笑了之。但是，這件事我不能一笑了之。
三天後，他在給羅斯福的一份報告裏這樣寫道：“我的任務理所當然是阻止國民政府垮台，維護蔣的領導地位，統一中國的軍事力量；同時盡可能地幫助政府的自由化進程，促成產生一個自由、統一和民主中國的條件。已為共產黨所知的軍事計劃，向他們提出了他們正需要的東西，給予承認並提供租借物資，摧毀國民政府。如果作為一個武裝政黨的共產黨能成功地與美軍實現這種安排，那麼我們為挽救中國國民政府所作的努力就會付諸東流。”“依靠魏德邁將軍強有力的幫助，我們正在澄清這個問題。但我們還沒告知共產黨，我已經獲悉這一軍事計劃和他們想繞過國民政府和我直接找你的企圖。”2月7日上午，赫爾利又給國務卿寫道：“如果美國批準包瑞德和伯德在麥克魯指示下交給共產黨的計劃，如果美國接受上述毛澤東和周恩來的要求，結果將是承認中共是一個武裝交戰國。所有上述行動都是基於麥克魯所堅持的主張，即美國不論在何時何地發現敵人，都有權以任何有效手段與之戰鬥。這項計劃中的行動與政府的政策相抵觸，這將破壞美國扶持國民政府的政策。我的觀點是，如果我們軍隊承認共產黨為武裝交戰國，立刻會在中國引起混亂和內戰，導致美國對華政策的失敗。我一意識到這種情況，我之反對，更甚於侵略者。”
在這些不像從一個老牌外交家筆端流出的文字裏，我們直到今天還能嗅出一種報複的欲望。美國在抗戰以前的幾十年裏，在抗戰的八年中，在抗戰後的幾十年裏，並不是沒有出賣過中華民國的利益。1972年，美國重新選擇了中國共產黨。赫爾利在這兩封報告裏，唯有表現出對中國共產黨的憤懣經得起曆史的打磨。
感情用事、權力欲望，徹底毀掉了赫爾利在中國的事業。不過，在1945年底以前，他也曾飽享了成功者的風光。大約在元月下旬，赫爾利通過各種手段讓麥克魯將軍和包瑞德上校從中國戰區滾蛋了。從此他完全控製了美國和中國聯係的各個部門。
共產黨和國民黨此時對美國在華人員的權力之爭，尚且一無所知。
1月下旬，魏德邁將軍還直接從延安方麵得到了二十二份文件。這些文件很快在赫爾利手裏變成膠卷，收入大使館檔案。其中有中共提供給美軍的關於國民政府與日本人談判的證明；有1945年中共摧毀和瓦解汪偽軍隊的詳細計劃和預算……
從當年的秘密卷宗裏，可以找出許多赫爾利剛愎自用從而導致美國對華政策迅速偏向國民黨一方的證據。
1月10日，一個名叫埃文斯的美國上尉從延安發給美軍中緬印戰區司令部一份隻供魏德邁一人過目的電報。埃文斯聲明：這份來自周恩來那裏的重要情報，是一份關於國民政府與日本談判，出賣美國利益的情報，其中部分事實已被高級負責人之間的通信的副本所證實。埃文斯電報中引用了周恩來的特別聲明：“一定不能讓赫爾利將軍得到這個情報，因為我們不相信他的判斷力。”
赫爾利很快從魏德邁手裏看到了它。
1月23日，朱德寫信給魏德邁，要求美軍為中共軍隊完成摧毀汪精衛部隊計劃提供兩千萬美元貸款，聲明這筆錢由八路軍和新四軍在戰勝日本後負責償還。
這封信很快也到了赫爾利手裏。
赫爾利是怎麼向國務卿報告的？他認為埃文斯從周恩來那裏得到的情報是共產黨的陰謀，“這種謠傳非常不真實，不可相信”，目的在於“共產黨希望撇開大使館和國民政府”，從美國軍隊那裏得兩千萬貸款。
實際上，蔣介石本人於1945年元月初密令在上海居住的袁良設法向岡村寧次司令官帶去如下口信：“中國與美國不可分離，但我認為中、日合作對大東亞至關重要；因此，擬於適當時機為日本人講話，拯救日本非我莫屬，然日本人誤解我的本意，實為憾事；望互相盡力克製。”因事關重大，袁良未敢貿然遞出這一口信。2月14日，岡村寧次專程去上海聽了這一口信。後來，岡村寧次在回憶錄裏寫道：“當時我以為這一口信相當可靠，但因我對開羅會議的決定毫無所知，加之長期身居戰地，對正在衰落的國內情況亦不清楚，因而以蔣介石口出狂言，竟未予理睬！”
即便周恩來告訴埃文斯的情報是一種政治家的謀略，也並沒有冤枉蔣介石。赫爾利硬要得出共產黨在算計美國的結論，隻能證明他人高馬大卻小肚雞腸。
然而，以他總統特使、駐華大使的身分，很容易影響羅斯福的決策。於是，一切都無法再更改了。
元月20日，赫爾利致信毛澤東，說國民政府現在準備為達成真正切實可行的協議，作出重要和實在的讓步，認為對政府采取如此步驟的建議，未加考慮便予反對，是非常遺憾的，建議周恩來到重慶談一談。
毛澤東沒聽到魏德邁的回音，又見赫爾利熱烈邀請，自然想見見國民黨到底做了什麼樣的讓步。22日，他電告赫爾利：決定派周恩來赴重慶重開談判。
24日，周恩來臨上飛機前，毛澤東對這次談判作了三項指不：一、爭取聯合政府，與民主人士合作；二、召開黨派會議作為具體步驟，國民黨、共產黨、民盟參加；三、要求國民黨先辦到以下各項——釋放張學良、楊虎城、葉挺、廖承誌等，撤退包圍陝甘寧邊區的軍隊，實現一些自由，取消特務活動。
這天晚上，國民政府行政院代院長宋子文設宴為周恩來洗塵。周恩來吃了宋子文的飯菜，喝了茅台酒，嘴一點也不軟。他說：“今天國民黨主張在行政院之下設立一個新機構，但是整個係統不變。這個係統，就是一黨專政。新機構屬於行政院，行政院屬於國防最高委員會管轄，國防最高委員會又屬國民黨中常委管轄。蔣主席也不是人民選舉的，是國民黨中常會推選的。這一套係統不改變，我們也無法參加政府。”
第二天，周恩來去了赫爾利寓所。赫爾利仿佛完完全全忘記了毛澤東和周恩來想繞過他直接找羅斯福這件事，依然十分熱情，當即道：“行政院下麵的新機構，就等於西方人常說的戰時內閣，另外，蔣先生已同意成立三方聯合統帥部，一個司令，兩個副司令，司令由美國人當，副司令國民黨一個，你們一個。統帥部直屬蔣委員長一個人。”
周恩來當即答道：“這個辦法我們不同意。黨治不結束，這種統帥部隻能是蔣控製我們軍隊的一種手段。”
赫爾利似乎早明白周恩來會持這種態度，聳聳肩道：“我為你拒絕美國統帥一事感到十分遺憾。不過，你們不接受三條是對的，我到任何時候都願意讚助你們的五條。我要是蔣委員長，隻要將五條中聯合政府名義改為聯合行政院或聯合內閣，便可簽字。”
如果說赫爾利這番話完全言不由衷，也確實冤枉了他。五條建議上，簽有他的大名，又與他認定的對華政策不抵觸，他自然也願意堅持。然而，他又很清楚國民黨方麵的態度，話鋒一轉，又說道：“周將軍，你既然來了，總要談一談的，你認為先從哪個問題談起呢？”
周恩來答道：“要先解決黨治問題。”
27日，周恩來向毛澤東報告了第一輪會談的情況。次日，毛澤東複電道：“你拒絕了赫爾利的兩個補充辦法是很對的。這是將中國軍隊尤其將我黨軍隊隸屬於外國，變為殖民地軍隊的惡毒政策，我們絕對不能同意。”“如果談到國民大會問題時，應表示：我們不讚成在國土未完全恢複前召集任何國民大會，因為舊的國大代表是賄選的過時的，重新選舉則在大半個中國內不可能。即在聯合政府成立後也是如此，何況沒有聯合政府。”
因這次談判一個照麵中共就占了主動，蔣介石不得不出麵為各個方麵鼓勁。29日，他召集中常委元老、五院院長及黨團負責人座談。他說：“國共談判，赫爾利上次由延安帶回之五條，完全上了中共的當。中共後來又提四條，又讓我們讓步。這次周恩來來渝，更無誠意，要價更高，又提出結束黨治問題，與我黨為難。我受總理之命，以黨建國，隻能還政於民，決不能還於其他黨派，決不能把政權讓給別人。赫爾利糊塗，完全以為他們有道理，為他們說話。美國人不懂中國情形，完全說不通。”
宋子文道：“我已經發現赫爾利正在變化。他開始明白中國的事情了。中共的真正目的不是廢除所謂我黨一黨專政。他們全部的策略表明，他們是想推翻我們，實現他們的一黨專政。無論出現什麼情況，我黨都有責任在長期的混亂階段領導中國。”
蔣介石很自信地說道：“是的，美國人最近好了一步，對中共也有點不滿了，因為他們本來承認美國人任統帥，現在又不承認了。我們不要怕共產黨，我們一定能消滅他們。等美國人與中共談不通了，也就會討厭共黨的。不要急，就和他們談吧。”
半個多月來，日軍開始收縮兵力，再向中國西南發動大規模的進攻可能不大了。蔣介石也就有了回旋的餘地，八個多月來，第一次感到氣出順了。
他不會放棄以黨建國的方針，決不會結束黨治。
《毛澤東年譜》記載，蔣介石給各界打氣的第二天，林伯渠、李維漢向毛澤東彙報了陝甘寧黨外人士提的這樣的意見：他們認為他們有職無權，作為非黨員受到歧視。毛澤東說：“議論和批評對我們總是有幫助的。說黨包辦，總是有原因的，我們要研究解決。凡是正確的意見都要研究解決。”十二年後，儲安平因寫了《一團爛汙和黨天下》被打成右派。幾十年過去後，這些事是是非非大抵可以看清楚了。誰都沒有錯。一個政權的建立，必須要能一統全體臣民的精神支柱。西方國家依靠基督教，中東地區依靠伊斯蘭教，印度等國依靠佛教完成這種精神的統一。封建時代的中國，依靠皇帝完成這種統一。辛亥革命後，三民主義肩負起統一民族精神的使命，新中國成立後，自然是共產主義負責這一宏大的工程。國民黨和共產黨的爭奪，實際上就是統一全民精神權力的爭奪。
1月30日，被赫爾利稱作“學院式的辯論”繼續進行。
宋子文說：“國民黨是中國改革的黨，是孫中山的黨，是自由主義的黨，是有法律根據而非人為的執政黨；在經曆革命和堅持抗戰期間，堅定不移地維護它的主義；它現在對政府負有曆史性責任；沒有國民黨，中國將陷於混亂，這種混亂將由國民政府崩潰引起。”
周恩來道：“我同意你的大部分論點，不過，現在時代變了。在這樣的非常時期，指導政府的惟一辦法就是大黨領袖們的彼此信任；組成臨時性聯盟，支撐政府度過訓政時期。如果你們能作出適當讓步，中央政府會得到共產黨無限的支持。”
又經幾輪舌戰，周恩來知道國民黨絕對不會在結束黨治、聯合政府等要害問題上作出任何讓步，決定以“回延討論”為理由，結束這次無望的談判。
蔣介石當然也不挽留，2月13日，他當著赫爾利的麵，十分傲慢地說道：“聯合政府是推翻政府，黨派會議是分贓會議。”三天後，周恩來飛回延安。
3月1日，蔣介石公開宣稱：不能結束黨治；不能同意成立聯合政府；預定於本年11月12日，國父八十誕辰時召集國民大會，以實現憲政。
3月9日，周恩來複函王世傑：“忽得蔣先生3月1日之公開演說，一切希望，均已斷絕”。“此實表示政府方麵一意孤行，使國內團結問題之商談再無轉圜餘地。”
二十天後，毛澤東在中央六屆七中全會上這樣表明了中共的態度：“聯合政府有三種可能性：第一種是壞的可能性，那就是要我們交出軍隊，國民黨給我們官做。軍隊我們當然是不交的，政府還是獨裁的，我們去不去做官呢？我們要準備這種可能性，不應完全拒絕去做官，這是委曲求全為了團結抗戰，好處是可以進行宣傳。第二種可能性是形式上廢止一黨專政，實際上是獨裁加若幹民主。第三種是以我們為中心，我們的軍隊發展到一百五十萬以上、人口一億五千萬以上時，政府設在我們的地方。在蔣介石發展到無聯合的可能時，就應如此做。這是中國政治發展的趨勢和規律，我們要建設的國家就是這樣一個國家。但是現在還沒有，所以我隻寫了不管多少迂回曲折，前途是光明的。”
毛澤東要率領共產黨與國民黨爭天下了？且慢，這隻是他提出的一種可能，眼下要做的是忍耐，因為日本人還沒投降。4月1日，毛澤東對即將離開延安的謝偉思說：“中國共產黨對美國的政策，是尋求友好的美國支持在中國實現民主和在對日作戰中進行合作。對於國民黨，我們不打第一拳，不放第一槍。但是蔣介石現在計劃召開的國民大會一定會帶來內戰。一旦受到攻擊，我們將予以反擊。一旦中國發生內戰，希望美國對國共雙方采取不插手政策。”
不插手的風度不屬於有“國際警察”雅稱的美國。謝偉思在延安的窯洞裏又睡了一夜，美國政府已在中國下注了。4月2日，回國述職的美國駐華大使赫爾利先生迫不及待地在華盛頓美國國務院向美駐外記者宣布：美國的軍事援助隻給國民黨政府。他很幹脆地說：“中國共產黨和它領導的軍隊阻礙了中國的統一。”曆史沒有為羅斯福總統留下時間，讓他檢驗這一決策的成功與失敗，因為十天後他離開了這個世界。
一百天後，毛澤東在《赫爾利和蔣介石的雙簧已經破產》一文中，給赫爾利的調停工作下了一個結論：赫爾利老命替蔣介石撐了腰。至此，赫爾利的中國之行告一段落了。
為什麼毛澤東沒給赫爾利一個蓋棺定論？因為他在中國這個舞台上扮演的角色還有一場好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