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宣宗有個大將軍叫李燧，唐宣宗認為這個人很好，德才兼備，要任命他一個很重要的職位——嶺南節度使。當時皇帝的詔書已經發下去了，給事中蕭放（給事中是官名，一直至明清都有，職位是很低的，到明清變成六科給事中，也就是現在的處級幹部，最低的還有沒達到七品的，現在講就是正科級的幹部。給事中在中國曆史上扮演的角色相當特別，後麵說到明清的時候還可以再說說這個事）說這個詔書不能下達，李燧有很多問題，任命他到嶺南去擔當重任，絕對是不合適的，並列舉種種理由。皇帝當時正在聽音樂，宮女樂隊正在演奏，他正在欣賞。蕭放的話，他聽進去了，覺得這個任命確實不合適，但是叫別人都來不及，便趕緊當場叫一個伶人騎快馬去把詔書追回來。宣宗初年，李藩擔任給事中，對詔書的不妥處，即於詔書末端批上意見，退還。類似這樣的例子，在中國曆史上還能找到一些，這就是封駁。
到了封建社會的後期，封駁製度存在的象征意義恐怕是大於實際意義，表示皇帝如何的英明，實際上不是這麼一回事。同樣一個皇帝，在這個時期他可以接受封駁，但在另外一個時期，他權力膨脹了，或者昏昏然，他就不接受封駁。在明代我看沒有一個皇帝是真正接受封駁，清朝也是如此。但是這個製度還是存在，所以任何一個製度都在變化，要看實際內容。歸根到底，製度是要人去施行的，可以施行也可以不施行。為什麼不施行？不同時期都有它種種原因的。
到了明清以後，監察製度本身比原來要豐富得多了，因為封建社會向前發展，它的政治製度也在不斷地完善，像“監官遵守條款”“監紀九款”，甚至“監司互相監督法”，其規定都是相當具體的。
所以從這個意義上講，古代的法製建設，監督機製的設置，至少從條文上麵或者說從表麵形式上看，是越來越豐富了。近代的觀念跟古代當然完全不同，對中國古代監察製度進行認真反思，要到民國以後。辛亥革命期間，孫中山作為民主革命的先行者，長期生活在西方，對西方的監察製度做了深入研究。1906年他在日本東京《民報》創刊周年慶祝大會上發表演講，不主張在中國搞三權分立，主張“五權”，把監察、考試這兩個權力單獨獨立出來。他說這個監察製度是中國曆史上固有的，而西方沒有，應該把它加大。考試即對官員的考核，在明清有非常具體的規定，叫京察、大計。孫中山甚至認為英國的考試製度是從我們這裏學的，為什麼要照搬它的呢？所以他不是很簡單地主張全盤西化的人，而且他提出“權能分立”，人民的權力跟政府權力平行來走，現在研究法製史的人仍可以從中得到一些啟發。
當然，孫中山先生畢竟是一個資產階級革命的前輩，他的許多想法也是矛盾的，既有封建的烙印，也反映出資產階級的不成熟性以及不徹底性。比如孫中山很厭惡人家叫他“萬歲”，他從國外回來，大家到碼頭歡迎，叫他“中山先生萬歲”，他當場就製止，說皇帝才叫萬歲，怎麼叫我萬歲？但他到北京以後，跟袁世凱有一個對話，他叫袁世凱萬歲。我想這反映出他思想裏還有另外一種東西。袁世凱這個人值得叫萬歲嗎？孫中山很重視對權力要加以分製，權力監督，他這時已經有了權力製衡的觀念。但是他個人的權力也是不受約束的。當時的革命黨，是從華興會、興中會等帶有民間秘密結社性質的組織慢慢發展過來的，所以孫中山的思想也受這種幫會的影響。他曾經做了一個規定，所有黨員都要絕對服從他，而且早期國民黨的老黨員，每一個都要打手印的，必須要絕對服從孫中山，而孫中山不受任何人監察，這就反映了他思想的矛盾性。
革命元老吳玉章先生的回憶錄裏有一段話是值得注意的，說的是孫中山在臨死之前，對這個問題是有所反思的，他認為個人的思想不能淩駕於整個黨的思想之上，全體黨員的思想絕對是超過個人的。
中國的監察史很早就有人研究。我記得有一個元老叫高一涵先生，他20世紀30年代就專門寫過這樣的書。中國古代官製複雜多變，對其進行係統研究，很有必要。
3．諫官製度的發展
下麵再說一說諫官製度的發展。諫官也稱為言官，職責是“諷議左右，以匡君失”，主要是對皇帝進行諷議，可以用各種方式。如給他講個曆史故事，以古諷今，把曆史故事編在一起，請他看一看。明朝傑出的改革家張居正編過《帝王圖鑒》，這本書是將曆史上的腐敗皇帝、亡國皇帝輯為一冊，以供皇帝借鑒。張居正這個時候已經做了內閣首輔，相當於宰相。他為什麼編這本書？實際上他是起了一個諫官的作用。這本書現在還在。實際上張居正是利用特殊的身份，對皇帝起另外一種進諫的作用，以古諷今，教育皇帝。
官製的設置。秦朝開始有諫大夫，東漢稱為諫議大夫。唐代的諫官製度最為完備，曆史上出現了好幾位能夠向皇帝進諫而且起到一定作用的著名諫官。大家都知道有一本書叫《貞觀政要》，就是唐太宗在貞觀年間，跟魏徵和其他人的對話，實際上也是進諫的一種記錄。唐太宗用非常殘酷的手段通過“玄武門之變”上台，我看有些史書裏麵的說法上可能有一些問題，覺得唐太宗執掌政權以後，國家經濟發展了，就不去譴責他個人的道德行為，我看是不妥的。“玄武門之變”中，李世民不但把他哥哥、弟弟殺了，而且把這兩家五百多人統統都殺光。這個是應該加以譴責的，不能說“成者為王，敗者為寇”，他這個皇帝勝利了，而且後來是個好皇帝，起過傑出作用，那就不去譴責他奪權時候的殘暴行為，我認為這是不對的。有些曆史人物的心裏是怎麼想的，常常沒有留下記載，他的內心活動別人怎麼知道呢？但是有些皇帝的心理活動通過他的所作所為是可以分析出來的。李世民後來為什麼那樣納諫，表現得特別謙虛？一個重要原因是他上台的時候不光彩，他有一種自卑心理在起作用。李世民確實把好多意見都聽進去了，而且表現得誠惶誠恐。他喜歡玩一種鳥，有一次正在鬥鳥玩鳥，結果魏徵來了，他很害怕，怕魏徵滔滔不絕地給他進諫，就把鳥放在袖籠裏，結果魏徵跟他說東說西，一兩個小時過去了，那隻鳥就悶死在袖籠裏。所以魏徵走了以後，李世民就很不高興，但他不發作。這樣的事情很多。
現在我們看《貞觀政要》以及《唐書》裏麵其他的記載，好多好的建議李世民確實是吸取了，比如說減輕農民的負擔，減少征伐，不要隨便就開戰，都聽進去了，所以唐朝經濟才能發展。到後來，魏徵死了，沒有人對他進諫，唐太宗又有些膨脹了，去打高句麗，結果損失很大，造成國家財政嚴重的危機，所以他後來退兵回來以後，很感歎，說魏徵要是在世，我怎會做這樣的事？可見魏徵這些人對他的進諫確實起了作用。
武則天，在許多人印象裏是一個太狠毒的女人，自己的兒子、女兒都可以殺的。但是你不能小看她，她有納諫的器量，我看在中國曆史上沒有第二個人能超過武則天，別說政治上的一些進諫，有一些禦史、大臣，對她進諫的內容甚至都涉及她的隱私，讓她很丟麵子的事，武則天並沒有動怒。大家都知道，武則天有幾個麵首，薛懷義、張宗昌、張易之等。過去都把武則天看成一個很淫亂的女人，實際上這是不正確的，這是一種男權思想。在封建社會，男的皇帝可以三宮六院七十二妃，女人當了皇帝，她找了幾個麵首，就等於男的找了一個皇後幾個妃子，這算什麼？所以不能因為這個就把她看成一個淫亂的女人。但是在唐朝，大臣、禦史們是絕對不能容忍這個事的，所以不斷向她進諫。當時有一個宰相，進宮門的時候碰到薛懷義，上去就給他兩耳光。你想，打了武則天的情夫，那還了得？薛懷義馬上去報告給她，武則天不但沒有說這個宰相，而且還說，你以後別走南門，你走東門就碰不上這個宰相，不就沒有這種事了嗎？我想這要多大的雅量！
還有人給她上書，說你已經有好幾個麵首了，怎麼現在又想找別人呢？當時有一個尚食監頭頭兒，簡單說，就是禦廚房主管，叫柳模，居然給武則天上書，說他兒子皮膚很白，美須髯；長史侯雲更說自己陽具雄偉，堪充內廷供奉，可以為她服務，諸如此類。大臣朱敬則就上書，說她已經有了幾個情人，怎麼還這樣搞？武則天不但沒有怪罪他，還說“非卿聞此言”，意思是說“不是你的話，別人誰也不會說這個話”，還賜給他綢緞百匹獎勵。人是非常複雜的，武則天有她很不好的方麵，但是她掌權五十年，絕非等閑之輩，她的政治雅量我看在中國曆史上是獨一無二的。
宋代著名清官包拯先後做過禦史、樞密副使等官，常常起諫官的作用。宋仁宗有一項任命，他不滿意，反反複複進諫，距離很近，噴了宋仁宗一臉的唾沫星，這個曆史上都有記載，宋仁宗沒有發脾氣，接納了他的意見，收回成命，這很不容易。
又比如說明太祖朱元璋，他以誰為師呢？他以漢高祖劉邦為師。朱元璋有一種流氓氣，他掌權以後，我看犯了一個非常致命的錯誤，而且產生了嚴重後果，就是對大臣剝奪權力而且加以誅戮，所以後來朱棣向建文帝奪權，建文帝打了四年就打敗了，為什麼？朱元璋執政時期，功臣驍將、有威望號令天下的人都沒了。
盡管如此，朱元璋卻很賞識一個人，叫解縉，他是明朝非常有名的才子，六七歲的時候對聯就做得很好了。在朱元璋連續製造大的政治冤獄以後，朝臣都噤若寒蟬，解縉居然給朱元璋上了一個萬言書，曆舉他的這些倒行逆施，這些內容解縉集子裏都有，《明史》裏也提到，朱元璋居然沒有問他罪，雖然他沒有收回成命，但也絲毫沒有責備解縉。就此而論，朱元璋還不失為一個很有雅量的政治家。而且朱元璋晚年有反思，他認為自己在執政初期殺了那麼多人，用炮烙、剝皮等酷刑，這是最殘忍的，這些做法不妥，後輩子孫一律嚴厲禁止再用這些酷刑。這一點，我認為他還是不錯的，他有所反思，有所總結，不像有些皇帝到臨死都不肯承認自己有半點錯誤，看來朱元璋還不失為封建社會的一個好的政治家。
魏忠賢是個很壞的宦官，但是曆史現象是複雜的，不能說魏忠賢幹的一切事都是壞的，他也做過幾件好事。紫禁城內的建築百分之九十五都是明朝人建立的，那裏麵的河道，供水、排水係統，都是在魏忠賢主持下修好的。又如蘇州織工起義，魏忠賢經過慎重考慮，反對皇帝派人鎮壓，確保江南繼續穩定。現在有些人常常把曆史簡單化，這不對。
雒於仁的進諫，在明朝的曆史上，甚至在古代監察史上，也是很特別的。他給萬曆皇帝上了一道奏疏，奏疏內容現在保存下來，《明史》內有，別的文獻也有，給萬曆皇帝扣了一個帽子，說你這個人是好酒、色、財、氣。當時是封建社會後期了，皇帝君權至高無上，被神話了，所以明朝有的大臣上奏疏，看到皇帝就非常害怕。有一個大臣，皇帝說你要說什麼就說吧，他一句話還沒有說出來，結果都尿了褲子了，渾身發抖。君臣隔膜到這個地步。為什麼呢？就是皇帝成了神了。雒於仁居然敢說萬曆皇帝好酒、色、財、氣，曆數他的罪狀。
大家知道，萬曆皇帝二十年不上朝，所以現在就留下一大懸案，就是萬曆皇帝二十年不上朝，成天待在宮裏幹什麼呢？總不能成天二十四小時跟妃子、宮女鬼混。現在這成了一樁千古疑案了。有一個野史筆記記載，萬曆皇帝是吸鴉片煙的。非常可惜，“文化大革命”期間，造反派專門開了一個批鬥會批鬥萬曆皇帝，然後一把火把萬曆皇帝的遺骸通通都燒光了，接下來突然天降暴雨，把萬曆皇帝的骨灰衝得幹幹淨淨。要是遺骸現在還在，非常簡單，就可以進行化驗。所以萬曆皇帝本來在曆史上留下個人的兩個疑案：他是跛子，走路一瘸一拐的，這也使他不願跟大臣多見麵，《明史》絕不會記載這個事的，但是有筆記裏這樣記載，到底是不是這麼回事？1963年、1964年的時候，我們社科院考古所曾經做了這項工作，把萬曆皇帝的遺骸拿出來，整理好，然後仔細測量，測量的結果證明他確實是瘸子，有一條腿是短的。本來要做的第二個實驗就是看他到底有沒有抽鴉片呢，但還沒有來得及做這個工作，“四清”來了，“文化大革命”來了，就沒做成。“四人幫”被粉碎以後，文物工作者一點兒萬曆的遺骨都找不到，萬曆皇帝有沒有抽過鴉片煙，也就成了千古之謎。
萬曆皇帝這個人在我看來是一個非常糟糕的皇帝，但是雒於仁居然給他上這麼道奏疏。萬曆要殺他，好幾個大臣到深宮裏去，給皇帝上奏疏。萬曆皇帝說，我眼神不好。他耍賴，就是不看。然後就發脾氣，說我肝不好，最近調養剛好一點兒，他居然上這個奏疏，說我好酒、色、財、氣。他為自己辯護，說自己沒搞酒、色、財、氣。這幾個大臣說雒於仁這個人如何忠心耿耿。萬曆皇帝終於沒有殺他，以後把他趕回老家了。
我舉這幾個例子，是用來說明古代的諫官製度，歸根到底要取決於人的施行，多數的諫官沒勇氣也沒膽量正麵對皇帝的一些嚴重失誤的政策去進諫，但是也有少數人，這些人是天不怕地不怕的，他們敢於進諫，在一定範圍內糾正了皇帝的一些錯誤的決策，對於維持當時政權的穩定、社會的發展，無疑起到了好的作用。
但總體來講，中國古代的諫官對皇帝進行的監督，所起的作用是有限的。這個道理很簡單，下麵也還要說到，這就涉及皇權製度。再好的一項官製的設置，隨著人的變化也能變成一個非常不好的東西。譬如說禦史，本來是很好，官雖說不大，可以監督百官，但到了明朝，有的禦史純粹變成馬屁精，變得阿諛奉承、藏汙納垢、同流合汙。
二、曆代權力牽製的曆史作用及局限任何事物都有兩麵性，都是一分為二的，這是一個簡單的常識。古代的監察製度以及權力之間的互相牽製，在曆史上應該說無疑地起過積極作用。為什麼？我國有五千年的文明史，這個文明指的是什麼？那無非就是指的物質文明，還有精神文明。物質文明在古代主要是農業生產，精神文明主要是文化。如果沒有這兩項，那我們這個文明就成了空中樓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