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生產力發展以及文化的發展，都是在封建的國家政權正常運作下，社會安定，才能產生的。國家政權怎麼穩定？國家機器怎麼運作？監察製度、台諫製度起了很好的作用。如果沒有這些權力的牽製，一個王朝可能很快就腐敗了，就成了短命王朝，像走馬燈似的，那天下就老是亂來亂去，社會怎麼能安定呢？這就不可能發展。所以從這個意義上講，中國古代的監察製度對曆史的發展起過正麵的、積極的作用，推動了曆史的前進。而且中國古代監察製度在世界曆史發展中，也是很特別的，為什麼？因為我們的曆史記錄非常悠久，譬如印度的曆史比我們還早，但他們的曆史文獻記載是斷斷續續的，不像我們是連續的。所以我國古代監察史的遺產，在世界監察史上都占有重要位置，我們應該重視，很好地研究它。
這裏要說到基本概念的問題：為什麼隻能叫它權力牽製，而不是叫權力分製，或者權力製衡？
因為古代皇權是不能分割的，沒有政治分工，皇權無從製衡，諫官製度、禦史製度有很大的局限性。而且政治分工、權力製衡的觀念都是英國早期的資產階級在對封建主提出變革、向他們分權時候提出來的。現在很多書裏要領使用不太妥當。皇權確實是不能分割的，皇權也不能讓渡，所以在當時不可能對皇帝進行製衡，也不可能說有一個明確的政治分工，整個封建社會監督以及權力牽製都是在一個前提上麵來進行的，就是皇帝製度。皇帝製度有幾個根本性的東西：第一，皇帝是君權至上的，皇帝不受任何約束，他是至高無上的，尤其到秦漢以後，皇帝變成神了，天上下凡的神，怎麼可以對神進行約束呢？第二，皇權是世襲的，家天下，一代代傳下去，是嫡長子繼承製，皇權絕對是不能分割的。皇權所享有的種種特權別人實際上是不能過問的，無論是禦史也好，諫官也好，不可能對這些根本的東西進行監察。中國曆史上有很多皇帝，包括傑出的皇帝，他們可能在一段時間裏接受監督，但後來經濟發展了，社會發展了，他們覺得自己權力大了，功勞大了，根本就不受任何人的監督，根本沒法約束他們。
比如說，我前麵說，明成祖朱棣是用非法手段從建文帝朱允炆手裏進行奪權的。朱元璋實際上在晚年的時候有很多反思，他將功臣戰將都殺光了，感到死了以後，交班成了大問題。由於朱允炆是嫡長孫，必須由他來繼承皇位，但朱棣對朱允炆是個威脅。朱元璋感到朱棣在北京擁有重兵，很可能將來會謀反，於是在死前一個月，他手書了一個詔書給晉王朱，說打仗的時候，你要立在燕王馬的右邊。什麼意思？就是要隨時監視他，必要時用弓箭把他射死或者把他殺了。後來朱棣果然起來造反奪權，建文皇帝不知所終。朱棣奪了權以後，在朱元璋治國的基礎上，社會發展了，經濟發展了，國家發展了，在這一點上，曆史肯定他是一個正麵的皇帝。但中國曆史上凡是有作為的皇帝，都有一個壞毛病，可以說是通病，那就是隻要江山坐穩，百姓有飯吃，馬上就會頭腦發熱，不是窮兵黷武，就是好大喜功。朱棣也一樣，他派了幾萬人到沙漠裏麵去討伐蒙古，耗費了巨大的國力。
明成祖永樂年間，鄭和七下西洋，遍訪三十多個國家和地區。現在國家隆重紀念鄭和下西洋六百周年，這是完全有必要的。但是我發現，一些報刊的輿論導向是不切合曆史實際的，一些人，包括搞明史的學者，在電視台裏信口開河，以今鑄古。考茨基是早期的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他有一本書叫作《基督教之基礎》，說現實的政治家最容易犯的一個錯誤就是以今鑄古，按照今人的政治需要塑造古人。
鄭和這個人當然是值得宣傳，值得肯定的。肯定什麼？第一，他確實是一個傑出的航海家。鄭和航海比西方達·伽馬要早七八十年，是中外航海史上的壯舉。第二，現在多數人都沒有指出來，就是在弘治年間，世界上已經開始掀起人類曆史上第一次全球化的浪潮。當時世界本來是彼此孤立的，但經葡萄牙人、西班牙人不斷打通航道，把世界連成一片。雖然鄭和沒有意識到這一點，但他是人類曆史上第一次全球化浪潮的先驅，這一點是要充分肯定的。
但從萬曆到現在，在宣傳鄭和時都存在兩個傾向：一是神化，把鄭和說成神；再一個就是把他聖化。所以現在報刊上有一些提法，我認為根本是不切實際的，說鄭和是和平崛起的一個代表。鄭和怎麼是和平崛起的代表？永樂皇帝花了四年時間打敗建文帝，殺了那麼多人，這怎麼叫和平崛起？而且《明史·鄭和傳》說得很清楚，“欲耀兵異域，示中國富強”。向外國炫耀武力，這不能叫和平崛起。另外，《明史》記載很清楚，下西洋的動機就是追蹤建文帝，朱棣懷疑建文帝跑到南洋去了。這裏要說明的是，當時中國人對世界的要領是相當模糊的，當時也沒有世界地圖，世界地圖最早是萬曆時候傳教士傳來的，從此才知道有幾個大洲、怎麼分布，但盡管如此，萬曆以後甚至清朝道光年間，很多人，包括一些有學問的大學者，對世界的認識仍然很模糊。所以永樂皇帝叫鄭和下西洋，世界怎麼樣？他更弄不清楚了，有很大的盲目性。
鄭和帶的不是商隊，《明史》上記載是兩萬多人，那是一個龐大的艦隊，怎麼能叫和平友好使者？他們在國外打了好幾仗，把人家國王都抓過來了。有人說鄭和是平等貿易的先驅，這尤其不妥，因為他從事的是朝貢貿易，是賞賜。他帶了大量的金銀綢緞，不計成本、價格，白送。那些小的國家的國王當然也回贈一些東西，基本上都是高檔奢侈品、消費品，有的是動物，但主要是香料。這些香料多得沒法處理，後來永樂皇帝覺得財政上是個巨大的包袱，大臣發工資的時候，一大半發香料。從洪武到成化年間，中國產的白銀一共三千萬兩，鄭和七下西洋，政府的財政撥款加在一起是七百萬兩，沒有全用完，但是花掉了六百萬兩。你想，一百多年間生產的白銀一共才三千萬兩，七下西洋居然花了六百萬兩銀子，國家的財政幾乎都要崩潰，所以當時的左侍郎夏元吉，是反對下西洋的，加上別的原因，如他也反對討伐蒙古，認為國家財政難以承受，永樂皇帝就把他抓起來了，抄他的家。這個人是真正的清官，除了皇帝賞賜的一點兒東西以外，隻有幾身布衣服，還有瓦罐，非常清廉。永樂皇帝一看，也很吃驚，說他家裏怎麼都是布衣瓦罐呢？所以皇帝權力膨脹後，絕對不接受進諫，再好的進諫也不聽。永樂皇帝死了以後，太子趕緊把夏元吉從牢裏放出來，問國家搞成這個樣子怎麼辦，夏元吉提出幾條建議，最重要的就是不要下西洋了，用現在的話講就是實行國家財政緊縮政策。
近代宣傳鄭和是從梁啟超先生開始的，辛亥革命前，他在東京寫文章，說鄭和是中國曆史上一個偉人，為什麼？因為他比達·伽馬他們航海還早。但他接著提了一個問題，說為什麼鄭君之後無第二個鄭和，達·伽馬之後有千百個達·伽馬？他這個問題，我認為很簡單，鄭和下西洋是朱棣一手製造的政治泡沫，完全不顧國家財政負擔是多麼沉重。我舉永樂皇帝這個例子，就是說明，他還算是一個有作為的皇帝，但也聽不進進諫，鄭和下西洋是一個著名的例子，也是一個很典型的例子。
民國年間也有種種立法，但說到底蔣介石這個人，是有嚴重的封建烙印的，他就是拒絕監督，尤其抗戰以後。蔣介石抗戰有功，有人向他獻九鼎，把他神化，他覺得自己好像是神乎其神了，從此更加不接受別人監督。蔣介石有句名言，叫我看也是臭名昭著的名言，他說輿論算什麼呀，我拿一百萬美元去辦幾張報紙，要什麼輿論有什麼輿論。當然曆史證明，這是完全錯誤的。胡耀邦在1985年有一個講話，強調輿論導向的重要，說國民黨垮台的很重要的一個原因，就是它輿論失控了，它控製不了輿論，當時民主的輿論多高漲啊！
蔣介石逃往台灣以後，不斷進行反思，為什麼在大陸失敗啦？有講話，還專門寫了文章。他有的話我認為是不值一哂的，說國民黨失敗，是因為殺人太少！他殺的人還少嗎？如果靠殺人多政權就能維持，那我們現在還是秦王朝。為什麼？秦始皇吞並六國殺了多少人？那麼龐大的一個軍事政權，最後怎麼樣？政治一腐敗，垮了，轟然倒塌，二世而亡。所以蔣介石這樣說是絕對錯誤的。值得注意的是他有篇文章，說“我自己很清廉，從來不貪，我們之所以失敗，有幾條，比如說，就根本不應該跟蘇聯恢複外交關係，後來蘇聯跟中國共產黨勾結在一起了”。還有更荒唐的，說“東北我們不應該派兵去，在抗戰勝利以後，應該把它交給聯合國來解決這個問題”，這話尤其是不通之至。所以他始終沒有反思到點子上來。
2004年蘭州大學出版社出版了《中華民國反貪史》，作者是青年學者邱濤，這本書的序是中國社科院近代史所的研究員陳鐵健先生寫的，很精辟。
他說：“回顧中華民國曆史，導致一個政權興衰的致命因素中，腐敗是它的根本因素之一。最大的腐敗，則是政治上的腐敗：一個政黨，一個主義，一個領袖的極端專製主義。民國時期的北京政府和南京政府，並非不反貪汙。然而，在軍閥禍國和一黨專政的黑暗統治下，法律監督、新聞監督、輿論監督、民眾監督、分權製衡機製、監督機製等，一律被排除，或者名存而實亡。那麼吏治之腐敗，官場之貪墨，便如潰堤之洪水、下山之猛獸，一發而不可收。俗話說‘左手管不住右手’，自我監督雲雲隻是一句好聽的空話。在專製政權下，再好的良法，也會變異為惡法。治民而不治官，治下而不治上，官官相護，上行下效，便隻能是‘無官不貪，有吏皆汙’了。”他對中華民國曆史進行了很好的回顧。我覺得，中華民國曆史離我們很近，對我們可以起到有益的借鑒作用。
另外一個國民黨的高官吳國楨去台灣後也在反思。他說蔣介石這個人非常清廉，絕對是不貪汙的，他寫一個字條就可以到銀行提五百萬元，他貪汙幹什麼？但是蔣介石不反對別人貪汙，尤其是不反對那些將官貪汙，認為這些人貪汙了，就很容易控製他們，操縱他們。這個觀點我覺得蠻有意思。從曆史上看，確實如此，有的皇帝甚至欣賞貪汙，認為貪汙的人對物質利益看得很重，政治上就沒有野心。前邊我說到蕭何，蕭何貪汙，後來就變成一種政治掩護。因為黥布謀反，劉邦去討伐，但不放心蕭何，就派了個人偷偷去看蕭丞相的動向怎麼樣。那個被派去的人跟蕭何關係不錯，就說你這個丞相死期不遠了，蕭何聽了大吃一驚，說為什麼？他說現在皇上要去討伐黥布，對你相當不放心。蕭何說我有什麼辦法？他說你要多買田地，甚至你可以貪汙一些東西，這樣讓他看出你沒有政治野心。結果蕭何照辦，用特權賤價買了土地，那些土地是可以拋售的。使者向劉邦彙報，劉邦聞之大悅，以為他好財了，對權力沒有欲望，對他不構成威脅了。從這裏就可以看出來，有些人居然存心貪汙，以表明自己沒有政治野心。中國曆史上五花八門的事情很多，反貪可以變成政治控製的手段，而貪汙居然也是自保的一種手段，這就充分顯示了中國曆史的複雜性。
中國監察製度的曆史既然那麼悠久，自然有好的經驗可以吸取。我們是不是可以從六科給事中這個製度裏麵得到一些啟發？比方說，中央書記處能不能派出若幹個特派員，他的權力可以大到對省委書記哪怕是政治局委員進行監督，直接進行限製，不是向哪一個人負責，直接向中央書記處負責？
在我看來，監察部、中紀委的權力還要進一步加大。西方發達國家權力製衡，你要說它有什麼好的經驗，那就是異體製衡，不是同體製衡。列寧生前有一個很好的設想，並且開始做了，設立兩個中央委員會，雙方權力是相等的，互相製衡。斯大林上台以後把這個體製取消了。
現在一些市的紀委書記，在市委裏可以排到第四位、第五位，他有膽量去監督一把手嗎？我以為不可能。我跟地方的一些紀委書記聊過天，我說現在最大的問題是什麼？他們說最大的問題也是最困難的問題就是如何監督一把手。
皇帝意識和草民意識是阻礙曆史前進的阻力。現在有些一把手以皇帝自居，這種例子太多，大家比我更清楚。像胡建學印自己的語錄，怎麼沒有人監督他呢？胡建學說：“做官做到我這個位子上，就沒有人監督我了。”他不是土皇帝又是什麼？程維高的秘書李真，在被槍斃之前，在監獄裏接受采訪，報刊上登出來，有一句話我印象最深刻，說：“我走到哪，就有人跟到哪，我上廁所小便，也跟到廁所裏，恨不得替我小便！”這句話多肉麻、多荒唐。跟的人看中什麼？無非是看中一把手程維高的權力，李真接近他就可以分割一部分權力，為所欲為。
從中國曆史上的經驗來看，當前要說權力製衡，我看如何有效地監督各級單位的一把手，恐怕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
附 識
國家圖書館有個不定期的講座，叫“部級領導幹部曆史文化講座”，由文化部、中國社科院、中央國家機關工委三家聯合舉辦。每次講什麼，請什麼人講，也由三家共同商定。我主編的《中國反貪史》出版後，很有影響，時任中紀委書記的尉健行同誌，曾托時任中國社科院院長李鐵映同誌買十本《中國反貪史》送給中央政治局委員，每人一部，後由曆史所購買後，送院辦公廳轉交。2005年春天，國圖請我去講中國曆史上的權力製衡，這當然是很重要的問題。絕對權力導致絕對腐敗，雖至高無上的皇權，也必須受到製約，否則我國不可能有五千年文明史。但我請教了理論家吳江（1918—2012）前輩，他說權力製衡是近代西方資產階級提出來的，我國古代的台諫製度，隻能叫權力牽製。我接受了他的建議。我演講那天，國務委員兼國務院秘書長華建敏同誌及國家公安部部長、安全部部長、文化部副部長、中紀委書記馬駿等同誌，都來聽了。我沒有講稿，後由國圖根據錄音整理成文，經我審定，收在公開出版的《部級領導幹部曆史文化講座》（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06年出版）中。現在將此文移作《中國反貪通史》序，我以為是合適的。曆史是麵鏡子！願我國能建立起真正的權力製衡，嚴格地依法治國，任何人、任何黨派，都不能淩駕於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根本大法即憲法之上。願這一天早日來到，也終將一定來到。
王春瑜
2015年3月23日寫於牛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