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官的精神風貌，還不止於清廉自守。他們不惜丟掉烏紗帽，毀了所謂錦繡前程，甚至不惜犧牲身家性命，與貪官汙吏、豪強權貴抗爭；更有甚者，有的清官敢於批逆鱗，犯顏直諫，抨擊皇帝的誤國政策、荒唐行為，這又多麼需要無私無畏！如宋代的包拯，進諫時“反複數百言，言吐憤疾”，濺了仁宗皇帝趙禎一臉唾沫星，直到他將錯誤任命“罷之”為止（宋·朱弁：《曲洧舊聞》卷一）。這樣的剛正不阿，難怪當時京師吏民畏服，稱頌“關節不到，有閻羅包老”（宋·司馬光：《涑水記聞》卷十）。又如明代，隨著封建專製主義的高度發展，皇帝被進一步神化，導致君臣隔閡，大臣見皇帝，竟以召對為可怪，一逢召對，便手足無措，隻知道連呼萬歲，趕緊磕頭。而至明中葉後，某些大臣覲見時簡直如坐針氈，甚至當場嚇得昏死過去，大小便失禁。（明·沈德符：《萬曆野獲編》卷一）但是，偏有不怕死的清官，敢在“太歲頭上動土”，批所謂龍（皇帝也）身上的逆鱗。海瑞罵了嘉靖皇帝後，備好棺木，訣別妻子，準備慷慨赴死，已為人們熟知；天啟二年（1622）四月，禦史帥眾在奏疏中竟然敢於批評“內外朝萬歲呼聲聒耳，乃巫祝之忠”，這又需要何等的膽識！果然，天啟皇帝閱疏後大怒，說“帥眾不許朕呼萬歲，無人臣禮！”（明·葉向高：《蘧編》卷十二）幸虧首輔葉向高多方保護，帥眾才幸免於難。這種大無畏的氣概，是“殺身成仁，舍生取義”的生動表現。封建社會的官吏，幾乎無官不貪，枉法者不可勝數。海瑞等人能不貪贓枉法，僅此一條，已堪稱出汙泥而不染，香清溢遠，流芳百世了。
但是，曆史已進入21世紀，如果進一步用現代眼光審視清官，用一位著名史學家的話來說，“清官乃不祥之物”。當百姓手中無權，“人為刀俎，我為魚肉”時，才會在絕望中盼救星，呼喚青天大老爺能愛民如子。因此，最好的清官，仍然是老爺；最好的百姓，不過是兒子。什麼地方百姓大呼包青天之日，一定是他們已經被侮辱、被欺淩之時。顯然，清官是封建時代茫茫黑夜裏的昨夜星辰，他們絕不代表未來。在健全的法製社會裏，人們憑借法律來保護自己，而無須乞靈於清官。願早日走出清官時代！
三
三歎：改革家怎能忘記贓亂死多門！
中國曆史上有不少名垂青史的改革家，但其中有些人，結局悲慘。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在於他們出汙泥而有染，忘記贓亂死多門。他們一方麵從事政治、經濟改革，一方麵自己又以權謀私、貪汙受賄，從而授人以柄，為反改革派的反攻倒算，打開了缺口。如西漢著名政治家、經濟改革家桑弘羊，其鹽鐵官營專賣、設立平準、均輸機構等一係列經濟思想和措施，對以後我國封建工商業的發展有著巨大影響。但是，他居功自傲，處心積慮為自己的兄弟謀取高官厚祿，名將霍光反對這樣幹，他懷恨在心。貪欲惡性膨脹的結果是，最後他竟與上官桀等人勾結謀反，敗露後被殺並滅族（《漢書》卷二四下）。又如唐中葉著名經濟改革家、兩稅法的主要創始人楊炎，對唐代乃至後世的封建經濟的發展做出了重要貢獻。但是，他的兒子楊弘業，在其庇護傘下，多次犯法，接受賄賂，走後門，通關節。楊炎本人，更利用宰相職權，仗勢強壓下屬官員買賣私人宅第，高價估價，低價結算，從中謀利。當時的禦史們認為，楊炎用權力謀來的差價就是贓物。他被罷官，貶至崖州，還沒到達，就又被唐德宗派人處死。
明代改革家張居正的悲劇，更具有典型意義。
張居正的政治、經濟改革，是以半途而廢告終的。他病死不久，政局即迅速逆轉：其官秩被追奪，家產被查抄，當政時起用的主要官員“斥削殆盡”，改革派的政治力量受到毀滅性的打擊，他嘔心瀝血實行的改革，基本上被一筆勾銷。“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這是中國封建社會後期的一場政治大悲劇，其曆史教訓是多方麵的，深刻地警示後人，勿重蹈覆轍。
教訓之一，是張居正固然也懲治腐敗，但未持之以恒；而更重要的是，在反對別人腐敗的同時，自己卻也在腐敗。
明朝中葉後，政風十分腐敗，貪官汙吏橫行不法，民脂民膏盡入私囊。嚴嵩垮台被抄家時，竟抄出黃金三十萬兩，白銀二百萬兩，其他珍寶多得不可勝數。“私家日富，公室日貧”的結果是，國家財政捉襟見肘，嘉靖末年，太倉存銀竟不到十萬兩，真是岌岌乎殆哉。
但是，張居正在改革的後期，幾乎把全部精力用於經濟領域的改革，在全國推行“一條鞭”法，這是賦稅製度史上劃時代的變革。而在廉政肅貪、懲治腐敗方麵，並未持之以恒，一抓到底。對賦稅改革的先驅、剛正不阿、與貪官汙吏勢不兩立的海瑞，張居正反而覺得他過激，始終不予起用。《明史·海瑞傳》說：“居正憚瑞峭直，中外交薦，卒不召。”而更令人難以容忍的是，他自己不但行賄，也受賄。大宦官馮保是他的政治盟友、靠山，所謂“居正固有才，其所以得委任專國柄者，由保為之左右也”（《明史》卷三〇五《馮保傳》）。馮保貪財好貨，張居正讓其子張簡修送到馮保家中名琴七張，夜明珠九顆，珍珠簾五副，金三萬兩，銀十萬兩，“其他珍玩尤多”（佚名：《天水冰山錄》附錄《籍沒張居正數》）。需要指出的是，張居正在做官前，家中不過有田數十畝，家中餘糧甚少，遑論金銀；他當了內閣首輔後，雖是一品官，月俸也不過八十七石米，即使將他一輩子的官俸加在一起，至多不過折銀兩萬餘兩。顯然，他送給馮保那麼多的金銀財寶從何而來，是不言而喻的。而馮保後來垮台的主要罪狀之一，便是貪汙，說他家中所藏，抵得上天下貢賦一年的收入，後來也確實在他家抄出金銀百餘萬兩，大量奇珍異寶。張居正依靠馮保這樣的貪贓枉法者作為自己改革的政治盟友，無疑是授反改革的保守、頑固勢力以把柄，成為他們打擊改革派、扼殺改革事業的突破口。萬曆皇帝在沒收了馮保的財產後，懷疑張居正也有大量財寶，“益心豔之”，這也是抄張居正家的重要原因。令人失望的是，從張居正家雖未抄出如萬曆皇帝想象的甚至超過馮保的巨額家產，但畢竟也有大量財富，折價約金銀十九萬五千八百兩，另有良田八萬餘頃。這絕不是張居正的區區薪俸所能置辦的，若非貪汙受賄，怎能有如此家底！張居正的個人生活，也很奢侈、糜爛。其父病逝，他奉旨歸葬，坐著三十二人抬的豪華大轎，吃飯時菜肴過百品，“居正猶以為無下箸處”（明·焦駭：《玉堂叢話》卷八）。甚至大吃海狗腎，“竟以此病亡”（明·沈德符：《萬曆野獲編》卷二一）。張居正的這種腐敗行為，不但給自己抹黑，更重要的是給改革事業抹黑。很難設想，一個自身腐敗的改革家能夠把改革事業進行到底。
明朝前期的經濟改革家夏原吉說過一句發人深思的話：“君子不以冥冥墮行。”（《明史》卷一四九）改革家更不應當稀裏糊塗地自行墮落、腐敗，從而被頑固、腐朽的政治勢力，像“一群陷沙鬼將他先前的光榮和死屍一同拖入爛泥的深淵”（魯迅：《且介亭雜文·憶劉半農君》）。
我曾在一篇文章中說，要看為官清不清，就看宦囊輕不輕。同樣是改革家的北宋範仲淹，位居要津後，若無賓客登門，吃飯僅有一種葷菜，妻兒的衣食，僅能基本自足（《宋史》卷三一四本傳）。他的“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原則，不是僅僅用以教育別人的，自身就是個“吾道一以貫之”的忠實實行者。北宋的另一位大改革家王安石，生活更是十分儉樸，穿著普通服裝，吃著家常便飯，衣服髒了不洗，臉有汙垢未淨，他都無所謂（《宋史》卷三二七本傳）。守舊派攻擊他是所謂偽，但休想撈到一根王安石貪汙腐化的稻草。前述改革家夏原吉也曾蒙冤入獄，被抄家，但除了“自賜鈔外，惟布衣瓦器”（《明史》卷一四九本傳）。他們的高風亮節，永遠是後世效法的楷模。
餘論：走出輪回
本書各章的末尾，都有一節“反貪啟示錄”，總結王朝滅亡的原因、反貪的經驗教訓。如秦漢：“秦漢大帝國，作為中國傳統政治體製走向成熟的開端，無論是輝煌的事功和燦爛的文化，還是繁榮發達的社會經濟，都達到了一個後代王朝長期難以企及的高度……然而，貪汙腐敗的問題就像帝國的孿生姊妹一樣始終隨著帝國的行程。盡管秦漢帝國都在力所能及的範圍對反貪和澄清吏治進行了較大的努力，也曾取得了相當成就，但卻無法從根本上扼製貪汙腐敗的愈演愈烈，最終導致了吏治崩潰和政權瓦解的悲劇。”比如魏晉南北朝：“一個政權的吏治清明與否關係到它的興衰存亡……魏晉南北朝的曆史再次證明了這一真理。”隋唐、兩宋、元、明、清，雖然滅亡的原因並不完全相同，但是貪汙腐敗，如蟻齧柱，久而久之，柱朽如渣，華屋遂轟然倒塌。王朝初年狠抓反貪鬥爭→王朝中葉後反貪鬥爭漸漸有名無實→王朝末年貪汙腐敗猖獗，民不聊生，王朝滅亡→“新”王朝初年狠抓反貪鬥爭→“新”王朝中葉後……成了走不出的輪回。這樣的周期率，正是曆代王朝興亡周期律的主要表現形式。今天，我們已進入21世紀，總結曆代反貪鬥爭的成敗得失，把反對貪汙腐敗的鬥爭進行到底，走出輪回，這是炎黃子孫的神聖使命。曆史的警鍾在長鳴！
王春瑜
2015年2月26日於京南老牛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