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經》reference_book_ids":[7071200634816449549,7078185810029202446,7152079239892700197,7070438698533293070,6874386810978438151]}],"44":[{"annotation_type":"0pos_info_v2":{"end_container_index":44,"end_element_index":0,"end_element_offset":9,"start_container_index":44,"start_element_index":0,"start_element_offset":5},"quote_content":"《史記》reference_book_ids":[7071200596837010446,7085661452316445733,7267090239162682427,6833642850618444808,6959122730671164446]}],"47":[{"annotation_type":"0pos_info_v2":{"end_container_index":47,"end_element_index":0,"end_element_offset":9,"start_container_index":47,"start_element_index":0,"start_element_offset":5},"quote_content":"《史記》reference_book_ids":[7071200596837010446,7085661452316445733,7267090239162682427,6833642850618444808,6959122730671164446]}],"41":[{"annotation_type":"0pos_info_v2":{"end_container_index":41,"end_element_index":0,"end_element_offset":8,"start_container_index":41,"start_element_index":0,"start_element_offset":4},"quote_content":"《史記》reference_book_ids":[7071200596837010446,7085661452316445733,7267090239162682427,6833642850618444808,6959122730671164446]}],"51":[{"annotation_type":"0pos_info_v2":{"end_container_index":51,"end_element_index":0,"end_element_offset":9,"start_container_index":51,"start_element_index":0,"start_element_offset":5},"quote_content":"《史記》reference_book_ids":[7071200596837010446,7085661452316445733,7267090239162682427,6833642850618444808,6959122730671164446]}],"52":[{"annotation_type":"0pos_info_v2":{"end_container_index":52,"end_element_index":0,"end_element_offset":37,"start_container_index":52,"start_element_index":0,"start_element_offset":33},"quote_content":"《尚書》reference_book_ids":[7078185085475752973]}],"53":[{"annotation_type":"0pos_info_v2":{"end_container_index":53,"end_element_index":0,"end_element_offset":19,"start_container_index":53,"start_element_index":0,"start_element_offset":15},"quote_content":"《尚書》reference_book_ids":[7078185085475752973]}],"23":[{"annotation_type":"0pos_info_v2":{"end_container_index":23,"end_element_index":0,"end_element_offset":184,"start_container_index":23,"start_element_index":0,"start_element_offset":180},"quote_content":"《詩經》reference_book_ids":[7071200634816449549,7078185810029202446,7152079239892700197,7070438698533293070,6874386810978438151]}],"36":[{"annotation_type":"0pos_info_v2":{"end_container_index":36,"end_element_index":0,"end_element_offset":8,"start_container_index":36,"start_element_index":0,"start_element_offset":4},"quote_content":"《史記》reference_book_ids":[7071200596837010446,7085661452316445733,7267090239162682427,6833642850618444808,6959122730671164446]}],"40":[{"annotation_type":"0pos_info_v2":{"end_container_index":40,"end_element_index":0,"end_element_offset":8,"start_container_index":40,"start_element_index":0,"start_element_offset":4},"quote_content":"《史記》reference_book_ids":[7071200596837010446,7085661452316445733,7267090239162682427,6833642850618444808,6959122730671164446]}]},"author_speak":"code":0,"compress_status":1,"content":" 先秦時期
第一節
上古三代貪賄的萌生
一、“大道既隱”，貪人出現
貪汙賄賂伴隨著私有製和階級劃分的社會而來，它植根於階級剝削的土壤，可以說它是剝削製度的一種變異形式和補充。
原始社會共同生產，均衡地分配生活資料，人們沒有私有觀念，不知階級為何物，人類處於純樸自然的狀態中，隻有平等的觀念，人人具有盡力於公益事務的道德，占有、私欲無從產生，更無所謂貪賄。曆史發展到生產品有剩餘、財富有初步的積累時，就發生了占有他人勞動成果、奴役他人為我勞動的情況。也就在這時，公益事務的管理者便逐漸變為國家的官吏，成為公共權力的執行者，而且公共權力為某一家族所世襲；為維持公共權力所需而征收捐稅，又成為官吏中飽私囊的機會。於是，他們由社會公仆一變而為淩駕於社會之上的主人。這時，部落間的戰爭帶有掠奪財富的性質，把俘虜轉化為奴隸；戰爭又加強了氏族、部落首領的權力，原始的人民武裝也很快成為那種“公共權力”的重要組成部分。與此同時，社會經濟發展到第三次大分工，商品、借貸、債務一起出現，從而貧富分化，瓦解著氏族製度，社會轉入已經包含著奴役和剝削因素的、父係家長製家族為主的階段。這一切展示著文明史的到來，在中國，相當於“五帝”時代的後期。貪賄，發生了。
古人已經自覺或不自覺地描繪了這一曆史大變遷的圖景，《禮記·禮運》雲：孔子曰：“……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藏於己；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為己。是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戶而不閉，是謂大同。”
這就是原始社會的圖景，基本上與曆史科學所研究出的原始社會道德風尚相符。《禮運》篇接著說：孔子曰：“……今大道既隱，天下為家，各親其親，各子其子。貨力為己，大人世及以為禮，城郭溝池以為固，禮義以為紀。以正君臣，以篤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婦。以設製度，以立田裏，以賢勇知。以功為己，故謀用是作，而兵由此起。”
這就是私有製產生、進入階級社會的情景。所謂“貨力為己”“以功為己”“謀用是作”等，就是階級剝削，也是貪賄產生的根源。
這時，社會終於有貪人出現了。而反對、懲處貪饞者的行動及其有關的倫理道德也隨之產生。
早在黃帝時期，蚩尤作為他的對立麵，就是一個“庶人之貪者”。蚩尤“惟始作亂，延及於平民，罔不寇賊、鴟義、奸宄，奪攘矯虔”[1]。往後出現了著名的“四凶”——帝鴻氏（一說即黃帝）的渾敦、少皞氏的窮奇、顓頊氏的檮杌和縉雲氏（炎帝後裔，黃帝時任職）的饕餮。他們都被稱為這四族的“不才子”，實際是這些氏族的首領。他們踐踏德義忠信，崇尚惡行，這就是“大道既隱”的社會初期滋生的與氏族道德相反的人物。而饕餮這人正可顧名思義：“貪於飲食，冒於貨賄，侵欲崇侈，不可盈厭，聚斂積實，不知紀極。”[2]這就是後世貪賄、暴斂者的形象。
當然這還不完全是後世那種嚴格意義的貪汙受賄者，當時還沒有正式的國家機構和官吏。隻是這種貪饞行為，本質上都是私有製的產物，是源和流的關係。階級社會取代古老的原始氏族社會，是私有製和私欲取代純樸生活、淳厚道德的一次變革。“最卑下的利益——庸俗的貪欲、粗暴的情欲、卑下的物欲、對公共財產的自私自利的掠奪——揭開了新的、文明的階級社會；最卑鄙的手段——偷竊、暴力、欺詐、背信——毀壞了古老的沒有階級的氏族製度，把它引向崩潰。”[3]這是宏觀地綜論古代世界的曆史，而在各民族中，這一轉變的程度則有差別。而大體說來，上述的“四凶”人物的確具有這種特色。
這類人物及其行為，此後不斷出現。相傳堯的兒子丹朱也是個“不才子”，“惟慢遊是好，罔晝夜雒雒（肆惡無休止貌），罔水行舟，朋（群）淫於家，用殄（絕）厥世”[4]。舜任用“才子”如“八元”“八凱”，除去了“四凶”，取代了丹朱的權位，可以說這是貪賄與反貪賄的最早一次較量。當時也可能還一度恢複發揚了氏族社會的道德風尚，氏族製度還具有一定的傳統力量。曆史規律的發展，社會進入文明的門檻，那就是“三代”國家政權的建立，也就拉開了貪賄與反貪鬥爭的正式的舞台帷幕。
二、“三代”國家政權及其貪賄和反貪的特征夏、商、西周，號稱“三代”，正式形成了國家政權，建立了奴隸製王朝，王位世襲，就是“天下為家”的時代。中國古代社會結構具有自己的特點，即帶著族落群體進入文明曆史，氏族製殘餘未被完全破壞，沒有完全以地域劃分居民，而以家族或由之發展成的宗族構成社會基本單位，階級劃分在家族、宗族內部或統治族與被統治族之間呈現，各族的首領亦即各級政權的首領，在其上建立起來的王朝自然是“家天下”，而地方各級政權也可以說是一個個小的“家天下”，從而構成自上而下的統一的、專製的政體，到西周正式稱作王、侯、卿、大夫、士這樣的係列。
這樣的社會特征和政權特征，造成了經濟財政製度上的特點。所謂“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5]，是說王是所有土地、臣民的擁有者，這可以說成公有，實質則是一人的私有；其下各級名義上當然是天子的一部分，實際上他們所管轄之區，土地、人民也是屬於各級政權的貴族首領的。因此，財產權利在這樣的係統裏界限不清，財政製度在相當長的曆史時期內並不嚴格。自古以來很少有人指斥帝王的貪汙問題。官員都是貴族，其報酬就是封給他們的土地、人民和奴隸及其以不同方式繳納的生產成果，離開這些而以薪俸償付其報酬乃是春秋後期開始的。這樣，官府官員的貪賄行為，存在於人們心目中多半是以他們的侵占、享樂到了過分、放肆的程度。所以，這個時期，人們抨擊、譴責的主要是淫逸奢侈、聚斂或“專利”的行為。這些行為事實上也不斷發生，三代各朝的季世也因此而導致政權的覆滅。
商湯鑒於夏亡的教訓，後人說他實行了“仁政”，如“網開一麵”之類，其中記載了他意識到貪賄風氣的嚴重性而能及早儆惕。當天旱時向天禱雨，他的禱辭不無憂慮地說：政不節歟？使民疾歟？何以不雨至斯極也！宮室榮歟？女謁盛歟？何以不雨至斯極也！苞苴行歟？讒夫昌歟？何以不雨至斯極也！[11]這裏的“女謁”指向後宮、貴婦求情以幫助成就某事。謁，後世稱“幹謁”，就是帶著財禮見麵。“苞苴”指禮品，即行賄的財物。“讒夫”，進讒言，也指貪饞者。禱詞中提問六件失政之事，三項是貪賄問題。語言當是後人寫入，事實應有根據，根據當是目睹夏末的敗政難免不流毒於新朝。
商湯之後，太甲即“顛覆湯之典刑”，《尚書·伊訓》《太甲》諸篇，相傳均是伊尹訓誥太甲的，指出“三風十愆”等淫亂之政，其中就有“好貨”一項。到後期盤庚遷殷（今河南安陽），離開祖乙的邢（或曰耿）都，其原因之一是舊都“奢侈逾禮”，貴族們奢淫成習。盤庚再三告諭，動員不願遷都者。今存《尚書·盤庚》三篇，其中便有告誡：“乃敗禍奸宄，以自災於厥身。”明言“茲予有亂政同位，具乃貝玉”的人，要求在位者“無（毋）總於貨寶，生生自庸”。說明奢侈、聚斂、貪冒之風嚴重，戒貪的思想很明確。遷都後，此風當有所收斂，不久乃有武丁“複興殷道”的成效。
商末，帝辛（紂）是繼夏桀之後第二個昏淫暴虐的帝王，史載他“好酒淫樂……厚賦稅以實鹿台之錢，而盈钜橋之粟。益收狗馬奇物，充仞宮室。益廣沙丘苑台”[12]。還有其他聲色之樂，遠賢用佞，等等。這樣的聚斂，就會“俾暴虐於百姓，以奸宄於商邑”[13]。他的朝廷上充滿了“曾是掊克（剝削）”的人，“寇攘式內（用於內廷）”，而“斂怨以為德”[14]。帝辛所重用的奸佞費仲、惡來，都是好利、善讒之徒，財賄當頭，不顧其後。文王被囚於羑裏監獄，周人設法求到奇珍異寶、美女、良馬，通過費仲進獻，紂王大悅，便釋放了文王[15]。這是一次重大的政治賄賂，而貪賄者竟利令智昏，放虎歸山，終於自取滅亡。
武王伐紂滅商，立即“敬鹿台之財，發钜橋之粟，以振貧弱萌隸”，從而使殷民大悅，這也可說是一次反貪冒聚斂的行動。
西周建政之初，周公等人以殷為鑒，反複論述為政要以正、勤、廉、儉為本，從而使政局保持了相當長時間的相對穩定。但貪賄之風在社會上不可能就此遏止。伯禽初封魯，淮夷、徐戎來犯，即發軍抵禦，在誓師詞中說道：“馬牛其風，臣妾逋逃，勿敢越逐，祗複之，我商（賞）賚汝。乃越逐、不複，汝則有常刑！無敢寇攘、踰垣牆、竊馬牛、誘臣妾，汝則有常刑！”[16]可見還是有搶掠馬牛、臣妾的現象。
待到穆王時，編修刑法——《呂刑》，著重強調敬刑慎罰，堅持中正的原則，特別指出要防止“五過之疵（弊病）：惟官、惟反、惟內、惟貨、惟來”這五種執法受賄的行為。所謂“官”指有官位的，“反”指回報人的恩情，“內”指有內親關係，“貨”即送財物，“來”當為求，請求或賕[17]。指出這些貪贓枉法者“其罪惟均”，即與在案的罪犯同罪。最後告誡說：“民之亂（治），罔不中聽獄之兩辭，無或私家於聽獄之兩辭！獄貨非寶，惟府（取）辜功（事），報以庶尤。”意思是：治理好人民，沒有不是公正聽取訴訟雙方陳述的，不要在雙方訟詞中撈取私財！要知道，從斷案中得來的財賄並不是好寶貝，恰恰是取罪的壞事，將會以眾人一樣判罪來“回報”！
這既反映西周此時官府貪賄之風在滋生，也說明《呂刑》把防止貪賄明著於刑法，這在古代是不多見的，是值得注意的反貪舉措。
厲王“專利”而被國人放逐，是三代史上著名的事件。厲王重用好利的榮夷公，國人叫苦不迭。大夫芮良夫進諫，厲王不聽，而且嚴厲控製言論，找來一個衛國的巫者監視國人的謗議，一旦發覺則加以殺害。人們敢怒不敢言，“道路以目”而已。厲王便沾沾自喜，告訴召公說：“吾能弭謗矣！”召公說，這樣壓製言論，太危險了！堵住人民的口好比堵塞川流，一朝衝決，會有災難發生。厲王還是不聽，這樣持續了三年，國人一致行動起來，就把厲王趕走了。於是十四年內王位空缺，由周、召二公代行王政，號曰“共和”。這是中國曆史上第一次國都人民的起義，也是一次反貪賄暴斂的偉大義舉並取得勝利。厲王專什麼利，從芮良夫的諫言中推知，專的是山林川澤之利，即壟斷經營，與民爭利。也有可能是對經營山林川澤者施行苛稅暴征，搜刮財富。芮良夫說：“夫利，百物之所生也，天地之所載也，而或專之，其害多矣！”又說：“匹夫專利，猶謂之盜；王而行之，其歸（民歸附）鮮（少）矣！”[19]可見事件相當嚴重。《詩經·桑柔》篇舊說是諷刺厲王的，有句說“大風有隧，貪人敗類”，直刺“貪人”。該事件也透露了這個時期經濟、財政形成了一定的製度，有了管轄的此疆彼界，能夠顯露貪利、專利的政策界限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