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戈爾的中國情
泰戈爾是亞洲第一位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1913年）。在中國新文化運動時代，泰戈爾及其著作被大量介紹到中國，曾影響了我國幾代讀者。
泰戈爾對中國人民始終懷著友好感情。1881年，年僅20歲的泰戈爾對英帝國主義向中國傾銷鴉片並迫使清政府割地賠款的罪行給予了嚴厲譴責，他在《婆羅蒂》雜誌發表著名論文《鴉片——運往中國的死亡》（又譯《在中國的死亡貿易》），文中說：“英國坐在亞洲最大文明古國的胸脯上，把病菌似的毒品一點一滴注入她健全的肌體和靈魂，推著她走向死亡。一方獲取暴利，另一方損失慘重，如此殘忍的強盜行徑，真是曠古未聞。”
1916年，泰戈爾在日本發表演講，譴責日本帝國主義侵略中國山東的罪行。抗日戰爭爆發後，他多次發表公開信、談話痛斥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行為，且帶頭慷慨解囊，發動募捐，不遺餘力地支持中國人民的抗日鬥爭。他曾無限深情地說：“相信我的前世一定是中國人！”
1924年，泰戈爾不顧年老體衰，不遠萬裏來中國訪問。徐誌摩、瞿菊農、鄭振鐸等人就彙聚上海彙山碼頭恭候泰戈爾一行。上海文學研究會、上海青年會、江蘇省教育會以及時事新報館的代表，還有日本駐華的新聞記者、旅滬的印度人也在碼頭等候。為了讓泰戈爾訪問方便，東道主專門指派曾留學英國劍橋大學、深諳英語的徐誌摩擔任其隨行翻譯。一踏上中國的領土，這位詩人就情不自禁地說：“朋友們，我不知道什麼緣故，到中國便像回到故鄉一樣，我始終感覺，印度是中國極其親近的親屬，中國和印度是極老而又極親愛的兄弟。”他與中國文化名人的情誼，以及對英勇抗擊異族侵略的中國人民的堅決支持，生動地反映在他的詩作之中。
4月14日，徐誌摩、瞿菊農陪同泰戈爾一行前往杭州。秀麗的湖光水色使他流連忘返，他像孩子般歡呼：“美麗的西湖，美麗的杭州！……要不是時間關係，我真想在湖邊買個小屋住上幾天……”
4月15日，泰戈爾在杭州靈隱寺演講。西泠印社的藝術家們向泰戈爾贈送一枚刻有“泰戈爾”三個字的印章，他感動不已。他對隨行的京劇藝術家梅蘭芳說：“在印度，小孩降臨後有兩件事最重要：第一要給他起個名字，第二要給他少許飯吃。這樣，這個孩子就和社會產生不可磨滅的關係。我的名字譯成中文叫‘泰戈爾’，我覺得我的生命是非與中國人的生命拚在一起不可了……”泰戈爾由此又想到請中國朋友為他起個中國名字，他向國學大師梁啟超提出了這個願望。
4月18日下午，上海文學研究會等團體的1000多名成員在商務印書館俱樂部舉行正式歡迎會，歡迎泰戈爾一行。泰戈爾即席發表演講。當晚，徐誌摩陪同泰戈爾一行乘火車沿津浦線北上。
4月23日，泰戈爾一行抵達北京。在北京期間，他應邀於先農壇演講。當時的《晨報》是這樣報道的：“午後2時，即有無數男女學生驅車或步行入壇，絡繹不絕，沿途非常擁擠。講壇設在先農壇內之東壇（即一品茶點社社址），壇之四周布滿聽眾，有二三千之多。……泰氏用英語演說，約曆一小時之久，聲音清越，雖在數十步之外聽之了然。”
5月7日是泰戈爾64歲壽辰，中國學術界的朋友聚集在北京東單三條協和禮堂為之慶祝，由胡適主持。胡以大會主席的身份贈給泰戈爾十幾幅中國名畫和一件名貴瓷器，接著用英語說：“泰氏是詩哲，並且是革命的詩哲，中國文化受印度影響很大。今天能夠在這裏歡迎代表印度的偉大人物，並且恰逢他的生日替他做壽，實在是湊巧極了。”
接著梁啟超致賀詞，他在祝福泰戈爾生日後，對中國曆史和中印關係做了簡短的述評，然後說：“今天我們所敬愛的天竺（古代印度的稱呼）詩人在他所愛的震旦（從前印度對中國的稱呼）過他64歲生日。我用極誠懇、極喜悅的心情，將兩個國名聯起來，贈給他一個新名叫‘竺震旦’！”胡適以英語幽默地說：“今天一方麵是祝賀老詩哲64歲生日，一方麵是祝賀一位剛生下來不到一天的小孩的生日。”大家哄堂大笑。“謝謝！”泰戈爾緊握著梁啟超的手，莊重地接受了這個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