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可笑”之外，章學誠這個也算等而上之的人又自擬了四條“日講官講章，鴻臚寺排場，兩衙門關防，大理寺法堂。”看來這名不副實的事海了去，並非一時一地，也並非一單位一部門的私事，而是一種極為普遍的社會現象。拿著國家的俸祿，花著納稅人的錢，卻沒做成一件像樣的事，非但沒做成，往往還把事情做得適得其反。就算是適得其反了，誰能怎麼樣？不能怎麼樣，於是就有了這些長長短短的惡搞語言。
其實如果仔細品讀你就會發現，無論是《萬曆野獲編》還是《郎潛紀聞初筆》、《乙卯劄記》，它們都是王朝中後期的作品，各人所記之事也大抵是各人當下生活的現實。那麼為什麼在王朝建立之初，罕有這樣的現象呢？大抵開創之初，國家和社會都有一種向上的朝氣，人人都奮發圖強，待到王朝運轉正式進入某種軌道，後世之人因循守舊，於是官場沉暮，一千年前，大政治家王安石就在他那篇著名的《答司馬諫議書》中說，當時的為官者“人習於苟且非一日，士大夫多以不恤國事、同俗自媚於眾為善”。各級官員按資排輩，做事者少，請托者多，應酬日多，諸事荒廢，國家也就無可避免地走向萎靡和消亡。代複一代，朝複一朝，明朝如此，清朝如此，就離我們最近的中華民國亦複如此。
民國何德剛在他的《話夢集》中，記載了與上文並無多大區別的四條“翰林院文章，鑾輿衛刀槍，太醫院藥方，騾馬市皮箱”的俗諺，可見這樣的事向來是一脈相承，流傳有序。那我們現在生活的時代有沒有？有？或許沒有！我不知道，真的不知道。
報應和法製
中國人出了名的好談因果，除了過過嘴癮，還有更深層的原因。
有人說，中國古代的俗文學隻有兩種題材——俠義和公案。這話算是說到點子上了，不信你到網上去一覽，《七俠五義》、《三俠五義》、《小五義》、《彭公案》、《施公案》、《龍圖公案》。一麵是超越於法製之外快意恩仇的俠客，一麵是頂住壓力秉公辦案的清官。看上去似乎二者沒有多大關聯，而實際上這些文學作品都貫穿著同一個主題——因果報應。
小說中的因果報應故事常常說的是某個有權有勢的鄉紳，為富不仁，強搶民女。人家不從，鄉紳就派豺狼般的手下把民女的家人一通亂打，結果老漢被打得頭破血流，上了年紀弄壞了身子骨不說還被打爆了一隻眼睛。到這裏事情暫時告一段落。幾年以後，多年沒有生育的鄉紳燒香拜佛，日盼夜盼終於盼來了個兒子，可當兒子生下來一看，壞了！居然少一隻眼睛。
當然這是小說家言，當不得真，但既然有人願意排著長隊買來看就說明有市場，而市場是不會騙人的。以前人們常說，書籍是不可或缺的精神食糧。既然是糧食，那就不管是香噴噴的大米飯還是難以下咽的高粱糊糊，吞下去了隻有一個目的——充饑。
幾千年的封建社會，不但普通老百姓看不到光明，就連一般的讀書人也很難認為自己就是既得利益者。
大把大把扔信的名士魏晉南北朝有個名士叫殷羨，字洪喬，做過長沙縣令，後來升調到了豫章（大約在今江西南昌一帶）。赴任之前，很多朋友跑來相送，一番客套話之後托他順便給遠在豫章的親友帶封信。某個人這麼一順便倒是不打緊，關鍵是幾百個人都這麼一順，殷洪喬的任務就重了，幾百封信，好幾十斤，看著不算沉，但真往肩上這麼一扛，也挺壓肩的。更何況，殷洪喬自詡為名士，這捎書帶信的事哪是他幹的，不過這話他沒說出來。
當著眾人的麵殷洪喬很熱情地一一答應了。結果赴任的船剛到南京，殷洪喬就把人家當初托給他的信一封一封取出來扔到了江中，然後跪在地上念念有詞道：“沉者自沉，浮者自浮，我殷洪喬不是郵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