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種極其混亂的傳授顯然不利於文化的傳播，所以在西漢末年，有人出來統一了三部不同版本的《論語》。安昌侯張禹是漢成帝的師傅，三朝元老，身份極為尊貴。他先是跟隨魯《論》大師王陽學習，後來又師從齊《論》大師庸生，之後融會貫通，刪繁就簡，以魯《論》的篇目為依據，定二本為一，號為張侯《論》，也就是今天我們見到的這一版本的《論語》。因為張禹的特殊地位，他的這版《論語》一麵世就廣受歡迎。天下儒生都吵嚷著要去學張侯《論》。接下來，等待著齊《論》，古《論》的也隻有壽終正寢了。
但張侯《論》畢竟不是一個完美的版本，張禹當年對三《論》進行刪減，手術刀究竟割開了多大一個口子，沒人知道。所以，從他以後，對《論語》的修訂和注疏也就一直沒有中斷。
印刷術閑話
韓國人說印刷術是他們發明的，從哪裏看都是無稽之談。
中國是世界上公認的文明古國，其中最值得國人稱道的莫過於“四大發明”，而“四大發明”中對人類文明貢獻最大的首推印刷術。
在印刷術發明之前，書籍一般靠手抄，不僅費時，而且容易出錯。秦始皇的一把大火燒毀了當時大部分書籍，人們對他頗有微詞，一部分原因就是，那時候的書籍屬於珍稀物品，來之不易。隨著文化的普及，書籍的缺口越來越大，手抄書籍的缺點逐漸凸顯，於是印刷術應運而生。
最早的印刷術中國人很早就有刻印和勒石記事的習慣。春秋戰國時期，印章是通用的官方憑證，勒石記事的曆史也可以追溯到先秦時期。在陝西鳳翔曾發現了十個石鼓，經鑒定它們是公元前8世紀左右的春秋石刻。
漢代是石刻大發展的時代，漢靈帝熹平四年（公元175年）著名書法家蔡邕建議朝廷，在太學門前刻七經，以為後範。石經刻成後，讀書人為了需要，便用紙墨將石刻拓印下來，當作抄寫書籍的範本。
當拓印和篆刻有機結合起來的時候，印刷術就具備了最初的雛形。現在能夠見到的最早有關雕版刻印的記載是《後漢書·黨錮傳》，其中記述了東漢建寧二年（公元169年），山陽人張儉因得罪大宦官侯覽，被人誣陷，靈帝在洛陽下令“刊章討捕”。“刊章”據版本目錄學家李致忠先生考證就是刻印通輯的章表。
在稍後的晉人著述《抱樸子》中也提到過一種四寸見方（13.5×13.5）的大木印。上麵鐫刻有120個字，其實這種印差不多就是小型的雕版了。
但是真正意義上的雕版和印刷的大規模應用還是隋唐以後的事，現在能夠見到的最早印刷實物是敦煌出土，唐鹹通九年（公元868年）印製的《金剛經》，全長4877毫米，高244毫米，七張粘連成一卷。卷首有釋迦說法圖，末有“鹹通九年四月十五日王玠為二親敬造普施”
的題記。這個卷子圖文精美，雕刻的刀法細膩，渾樸凝重，說明當時的印刷術已經有了相當的水準。
除了佛經，唐時還有刊刻的文學作品，唐穆宗長慶四年（公元824年），詩人元稹為好友白居易的新書《白氏長慶集》作序，序中他提到在當時的楊州、越州一帶經常可以看到有人將他們兩人的詩“繕寫模勒”，然後在街頭售賣。“模勒”跟“刊章”一樣也是刊刻。
這之後不久，公元836年，東川節度使馮宿就給皇上提交了一份報告，要求下令禁止民間的盜版發售。他說：“每年中央司天台還沒奏請頒布新曆書的時候，民間私印的曆書就已經飛滿天下了。”可見當時的民間雕版印刷業確實很興盛。
被否認的畢昇隨著文化的普及和知識的傳播，書籍的缺口日益增大，雕版印刷的弊病也逐漸暴露。首先，雕版印刷費工費時，每印一種書就要刻一回版，耗費的人力物力相當可觀，同時對於刻版所需要的木材也是極大的浪費。
針對上述情況，北宋慶曆年間，平民畢昇發明了活字印刷術。活字印刷不像雕版那樣每印一麵就要刻一塊版，而是事先刻好成千上萬個大大小小的字模，到時候再根據書籍的需要，將字模逐一排版，這樣不僅提高了工作效率還節約了原材料。畢昇也成為了公認的活字印刷的始祖。
可是韓國人不這麼看，他們認為他們才是真正意義上的活字印刷的發明者。韓國是中國的近鄰，深受中國文化的影響，他們發明的銅活字是現在已知的最早的金屬活字，中國明清時期的銅活字工藝據說就來源於韓國的反饋。在韓國人眼裏，畢昇確實有過奇思妙想，但他所造的活字並不適用，而他們的銅活字才是活字印刷的真正開端。
對此，中國科學家給予了嚴正駁斥。最早記錄畢昇發明活字印刷的書籍是沈括的《夢溪筆談》。根據該書的記載，畢昇最開始試用的是木活字，但是因為木頭疏密程度不同，刷水墨後，膨脹的程度也是肥瘦不一，從而使版麵高低不平，無法印刷。所以在試用木活字失敗後，畢昇試用了膠泥活字。膠泥活字克服了木活字的缺點，使用起來相當方便。沈括就親眼見過畢昇所用的那一套膠泥活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