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龔開的話裏，我們知道史書對宋江事件是有記載的。侯蒙在《宋史》有傳，其中關於宋江的事與龔開引《東都事略》的話大體相同。在《宋史》中還有其他兩處提到宋江。
“宣和三年二月……，淮南盜宋江等犯淮陽軍，遣將討捕；又犯京東、江北，入楚、海州界，命知州張叔夜招討之。”——《宋史·徽宗本紀》“宋江起河朔，轉略十郡，官軍莫敢嬰其鋒。”——《宋史·張叔夜傳》其他史書如李的《十朝綱要》，陳均的《九朝編年備要》，徐夢莘的《三朝北盟會編》，徽宗皇帝宣和元年的詔書，以及畢沅的《續資治通鑒》都有類似記載。另外，在已發現的宋人梁圓、王師心、折可存等人的墓誌銘中都提及與宋江的戰鬥，北宋末年殉國的李若水在其《忠湣集》卷二也有一首涉及宋江的詩。這樣看來，在宋朝曆史上還真有宋江這麼一號人。
宋江跟梁山泊有關嗎《水滸》中的八百裏水泊就像一道天然的護城河，拱衛著這群梟雄的根據地，進可攻，退可守，成功地五次反圍剿，三敗高俅，兩贏童貫，無疑都得益於水泊地利。那麼，曆史上的宋江是否曾真的在梁山落草生根呢？
梁山泊是五代時因黃河決口，將大小湖泊連成一片，而成為汪洋沼澤的，北宋時的梁山泊《宋史·楊戩傳》有載，“梁山泊，古巨野澤，綿亙數百裏，濟、鄆數州賴其捕魚之利。”蘇轍（蘇軾的弟弟）亦有詩雲：“近通沂泗麻鹽熟，遠控江淮粳稻秋。”可見梁山泊作為綿亙數百裏的大湖和南北交通的樞紐，在經濟上有著極為重大的作用。而這恰恰使它成為北宋曆史上官匪爭奪的焦點。梁山泊多盜，素有“盜藪”之稱，《宋史·蒲宗孟傳》說：“梁山泊素多盜，宗孟痛治之。雖小偷微罪，亦斷其腳筋。盜雖為衰止，而所殺不可勝計。”
《宋史》中《江幾傳》、《任諒傳》也有“梁山泊多盜”，“梁山泊漁者習為盜”的說法。但宋江究竟有沒有立足梁山泊，豎起“替天行道”的杏黃大旗呢？元人陳泰在他的《所安遺集·補遺》“江南曲序”寫道：
“餘童卯時，聞長老言宋江事，未究其詳。至治癸亥秋九月十六日，舟過梁山泊，遙見一峰，雄跨，問之篙師，曰：此安山也，昔宋江起事處，絕湖為池，闊九十裏，皆蕖荷菱芡，相傳以為宋江妻所植。宋之為人，勇悍狂俠，其黨如宋者，三十六人，至今山下有分贓台，置石座三十六所，俗所謂‘來時三十六，歸時十八雙’，意者其自誓之辭也。”
描寫得繪聲繪色，煞有其事。有趣的是，關於宋江嘯聚梁山一說，不僅有文字記載，還有實物地圖為證。康熙初年的《壽張縣誌》卷首有所謂的“梁山圖”一張。此圖所繪為梁山全景，中有虎頭崖、宋江寨、灣山、黑風口、青龍山、雪山、平山，又有蓮台寺、法興寺、天齊廟、玉皇閣等。宋江寨有寨垣，全景四周又有一大圓形牆，有“梁山北門”、“饃饃台門”、“茶莊門”、“宋家胡同門”、“玉皇集門”、“張家垓門”、“邵家樓門”、“張家坊門”等門十五座。
現在可以負責任地說，這些都是後人的附會。陳泰的文章寫得很明白，他信息的來源是“問之篙師”。而篙師（撐船的熟手）本人根本沒有進行過求證，極可能是道聽途說，或許還加了自己從說書人那裏聽來的小故事。康熙初年的《壽張縣誌》，離宋江生活的年代實在是太遠了，這中間，宋江的“精，氣，神”在難以計數的作者添加下已趨於完備。更重要的是，那個時候，署名施耐庵的《水滸傳》已經麵世很久，那張地圖的繪製不可能不受流傳甚廣的《水滸傳》的影響。
不說宋江一夥從來沒去過梁山泊，但至少他們沒有在梁山泊安營紮寨，賴著不走，把這“八百裏水泊”當作永久的“革命根據地”。
相反，他們一直積極奔走，自然不是為了傳播革命的火種，而是劫掠財富。《宋史·張叔夜傳》說“宋江起河朔，轉略十郡”，同樣的記載見宋人梁圓的墓誌銘，“宋江嘯聚亡命，剽掠山東，一路州縣大震”。可見，宋江一夥從來都是流竄作案。能攻則攻，不能則走。頗有點遊擊戰的味道。而且從當時的實際情況分析，宋江也不太可能具備後世革命家建立根據地，推翻朝廷的素質與實力。掠奪是比生產更直接、更便利的積累個人財富的手段，不管我們如何看待曆代的農民起義，我們都無法否認，戰爭本身就是對生產的破壞。宋江的所作所為絕對不會超過早年的李自成。而李自成向來以農民起義的領袖而著稱。
由此可以得出結論，宋江在梁山泊的故事純屬子虛烏有，套用港版連續劇的話就是“本故事純屬虛構，如有雷同，實屬巧合”。
宋江的軍事實力《水滸傳》中梁山好漢一百單八將，更有眾嘍號稱數十萬之眾，聲勢浩大，有與宋朝皇帝爭奪天下，逐鹿中原的實力。而據各種文獻記載，宋江向來以三十六人著稱，南宋的龔開和元初的《宣和遺事》也都隻提到宋江三十六人，所謂“三十六小夥，七十二大夥”完全是後人添上去的枝葉。從另一方麵說，宋江橫行齊魏，空間跨度之大，應該屬於運動作戰，量其規模，也不會超過千人，從《宋史·張叔夜傳》我們可以窺其端倪：“宋江起河朔，轉略十郡，官軍莫敢嬰其鋒。聲言將至，叔夜使間者覘所向，賊徑趨海瀕，劫钜舟十餘，載鹵獲。於是募死士得千人，設伏近城，而出輕兵距海，誘之戰。先匿壯卒海旁，伺兵合，舉火焚其舟。賊聞之，皆無鬥誌，伏兵乘之，擒其副賊，江乃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