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眼是一種非常古老的疾病，公元前1500年古埃及的紙草書中就有記載。更有人認為根據“黃帝內經”，公元前2600年中國便有此病，但世人還是將埃及稱做沙眼的故鄉。正因為沙眼曆史悠久、流傳廣泛危害巨大，自現代微生物學創立始，沙眼病原便極受重視，七十年間始終沒有定論，成為微生物的一個老大難問題。
1887年，科赫從一名埃及沙眼病人中分離出一株杆菌，宣布發現了沙眼的病原，開始了沙眼細菌病原說。但該杆菌很快被證明是引起埃及流行的另外一種病:眼結膜炎的罪魁禍首。按照這個思路，在以後的幾十年裏，30多種細菌曾被冠以沙眼病原，又被一一否決了。沙眼的病毒病原說開始抬頭，從二十世紀初在沙眼病人眼裏發現包涵體，到二十世紀二十年代證明沙眼材料濾掉細菌仍有感染性，沙眼的病毒病原說似乎站了上風。
野口英世在北美印第安人中分離到沙眼病原菌，並能在獼猴眼結膜上引起類似人類沙眼的顆粒性病變，稱為顆粒杆菌。
微生物界很多人對此表示懷疑，包括在哈佛醫學院細菌係進修的一名年輕的中國科學家湯飛凡，這些細菌學家用野口英世的方法進行了重複，無法得到相同的結果。
黃熱病和沙眼，讓盛名之下的野口英世連走麥城，死前最後一句話是:我不明白。
1929年湯飛凡回到上海，用嚴格的試驗證明了野口英世的顆粒杆菌不是沙眼的真凶，引起了洛克菲勒研究所的不滿和反駁，湯飛凡花了3年時間，進行了一係列實驗，包括把顆粒杆菌接種到自己的眼中，於1935年發表論文，徹底推翻了沙眼病毒的細菌說。
20年後，湯飛凡發現了沙眼衣原體，1956年發表論文，結束了這段公案，這項成果是中國醫學界極少的幾項能夠笑傲世界的成就，然而，在反右運動的風暴中，湯飛凡和野口英世殊途同歸，於1958年自盡，留下的遺言是:把桌上的六本書還給謝少文。
野口英世死後被日本人所遺忘，直到1979年名作家渡邊淳一發表長篇巨著《遙遠的落日》，榮獲日本第十四屆吉川英治文學獎，使得野口英世重新被日本人所認識，成為神靈一般的人物，1000日圓紙幣印的正是野口英世的頭像，他的名字在日本家喻戶曉。
直到1992年，中國郵政發行的中國現代科學家(第三組)郵票裏才包括了湯飛凡，這個名字對於絕大部分中國人來說，是完全陌生的。
遺忘，有時候比瘟疫還可怕。
從豬到白鼬
野口英世死訊傳來，洛克菲勒研究所在一片悲痛中決心繼續他的事業，劉易斯等於認同野口英世的細菌說，因此所方決定在巴西建立實驗室，一定要把黃熱病的病原搞清楚。
去巴西是要冒生命危險的，但用不著鼓勵，已經有人自願前往，此人正是蕭普。
但所裏不批準，因為蕭普才27歲，不僅有位年輕的妻子，還有一個剛剛出生的兒子。
劉易斯第二個站出來:沒有人比我更合適了。
五個月後，1929年6月30日，星期日，一封沒有署名的電報傳到洛克菲勒研究所:劉易斯博士死於黃熱病。
蕭普奉命去通知導師的妻子，隨後又將劉易斯的靈柩送回他的家鄉威斯康辛州。劉易斯很可能是吸了一隻有黃熱病病毒的香煙而死，其後，還有一位洛克菲勒研究所的研究人員在研究中死於黃熱病。
洛克菲勒研究所一共有六名科學家在研究黃熱病的過程中殉職，而該所研究黃熱病的人員總數隻有27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