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光十九年一月，欽差大臣林則徐離開京師馳赴廣東。運河水道是浪漫的消受，需要足夠的耐性。林則徐是雷厲風行的人，他走的是旱路，隨行的隻有馬弁一名，兵丁六名，廚丁三名。林本人乘坐大轎一頂，自雇轎夫十二名，所帶行李自雇大車兩輛。坐轎、大車等工錢均由自己開銷。作為欽差大臣，這樣的輕裝簡從本身就是一種姿態。林則徐在道光十九年的出場，是以一種開風氣之先的另類姿態走向前台的，他也因此走進了中國近代史的視野。
他是奉命去廣東查禁鴉片的。這一查，就查出一樁石破天驚的大事來了。
清朝的曆史到了道光十九年，各種矛盾和苦悶已漸趨飽和，各方麵的忍耐也達到了極限，這一年是注定了要弄出點大事情來的。
各種修修補補的改革當然也在進行，例如試行海運、整飭鹽政、裁撤梨園、寬弛文網等等。但所有這些都是隔靴搔癢式的，一碰到矛盾就趕緊打住。熱鬧了一陣子的海運早已偃旗息鼓，京師的漕供仍舊依賴運河，不為別的，隻為保險。道光是個苛儉摳門的“老農”，四平八穩地守著一攤子家業。他的眼光也完全是老農式的，憂慮中帶著幾分苟且。他曾在給臣子的諭旨中打過一個老農式的比方，說國家目前的景況就有如一座破房子，梁柱已經大壞，隻能修修補補地維持現狀，斷然動不得大手腳的。在這一點上，他似乎還比較清醒。於是房子一天天地破敗下去，越破越補，越補越破，幾乎到了風雨飄搖的地步。
林則徐離京三個月後，他的朋友龔自珍也離京南下，離京的原因是“因故罰俸”，這個“故”，就是他太狂傲了，不見容於那個時代。當時龔自珍在禮部當一個小司官，正六品，每年俸銀六十兩。一個才華蓋世的思想家和詩人，在冠蓋如雲的京城廝混了整整二十年，才從從七品升為正六品，相當於一個為王府管家的“包衣大”，這實在是很寒磣的。冷署閑曹，俸入本薄，龔自珍又是朋友人，景況就更加窘迫。好友王元鳳受譴戍邊，又把家小托付自珍，寄居龔家。龔妻何氏為生計所迫，曾向王元鳳的妻子潘氏借金釵當錢，再去糴米買鹽，卻久久無力贖回金釵，使自珍夫婦慚愧不已。罰俸後的景況自然就更加不堪了，房主叩門討租，謾罵聲不絕於耳。筆硯冷落，形影相吊，連心愛的藏書也難以保存，一個窮京官的潦倒之狀，恐怕無過於此了。那麼就回江南老家去吧，幸虧得到了一個同年好友的資助，他才得以離京南行，否則是連盤纏也無法籌措的。他的離京與其說是對官場的失望，不如說是對清王朝的失望。京師太壓抑了，這裏充斥著蠅營狗苟和敷衍塞責，還有權貴的呼喝和小人的諂笑。“牢盆狎客操全算，團扇才人踞上遊。”在一種世紀末的病態氣氛中，醉生夢死便成了最大和最後的揮霍。這裏根本不需要思想和才華，思想和才華如果再加上正直的品格，在這裏是最不值錢的，它隻能加重你的生命負荷，讓你成為不合時宜的獨行客，在無聲無息的貧困中慢慢地窒息。書生之累，世代皆然，而在一個滿目荒蕪沒有生氣的時代裏，就更加令人觸目驚心了。
他不攜家眷，隻身南下，雇了兩輛騾馬大車，一輛坐人，一輛裝載文卷書籍，緩緩出城而去。京師的高樓簷角，連同街市的喧鬧聲，一同被遠遠地拋在身後了，到這時，龔自珍心裏才猛然湧起一股惜別之情，在他眼裏，京師的山山水水都是有情義的，翠微山目送他搖鞭東去，西斜的夕陽也像是增添了幾縷愁緒。原來京師不光有**與媚從，貪婪與平庸，還有我見青山與青山見我，一種蒼涼悲壯的情感拍擊著心扉，他又要寫詩了。從道光七年開始，他幾乎有十二個年頭沒有寫詩了，這是他的第二次戒詩。為什麼要戒詩呢?因為詩是性情之物，真正的詩情總是藐視法理的，而他又是生性狂傲的人，一旦詩情勃發，胸中塊壘排闥而出，少不得要指點江山，抨擊時弊的，這當然為官場的遊戲規則所忌諱。戒詩是為了“收狂”，對於一個天生具有詩人氣質的人來說，這幾乎是一種殘酷的自宮。現在既然已經棄絕官場，還戒它作甚?那麼就寫吧，他的詩原是寫得極好的，一出手就不同凡響：
浩蕩離愁白日斜，
吟鞭東指是天涯。
落紅不是無情物，
化作春泥更護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