別了，京師，少年的夢，青年的抱負和中年的勃勃雄心，都留在這裏離他越來越遠了。他已經四十七歲，此一去，以後恐怕就要老死江南了。但惆悵盡管惆悵，憂時濟世的情懷並未泯滅，即便是飄零殞落，也要化作春泥催發新的生命。一路上，他每作一詩，便寫在賬簿紙上，搓成一團丟在一隻竹簏中。寫詩真是暢快——如果你是一位真正的詩人的話——告別了令人窒息的官場生活，他“狂言重起廿年喑”，再也用不著瞻前顧後看別人的臉色了。這一年歲當己亥，他塗抹在賬簿紙上丟在竹簏中的那些詩，後來收為《己亥雜詩》。
車到通州，他又挽舟南下。在道光十九年那個時候，如果說有哪一種事物最能讓你耳濡目染地體味到曆史的蒼老和無奈，那就是大運河；如果說有哪一種方式——或者說情節——最能讓你切膚之痛地感受到國計民生的困窘，那就是做一個行吟詩人伴著大運河遠行。現在龔自珍來了。真應該感謝京師官場中那一幕小小的“罰俸”事件，他讓一個沉淪下僚的詩人走進了大運河，也走進了大運河痛苦的呻吟，從而留下了關於大運河的一組情辭並茂的詩行。清代中期的大運河有如一位不堪重負的苦役犯一般接待了龔自珍，它形容枯槁，步履蹣跚，無論自然界的四季如何轉換，它襤褸的衣衫上都撲滿了衰颯的秋風。行進在大運河上，詩人那宏遠的抱負隻能化作無言的歌哭和歎息，在他的筆下，大運河已剝落了風情意義上的審美愉悅，隻剩下流不盡的蒼生之淚：
不論鹽鐵不籌河，
獨倚東南涕淚多。
國賦三升民一鬥，
屠牛哪不勝栽禾。
他已經辭官了，沒有資格再去談論鹽鐵與河工之類的大事了。但國脈之艱，民生之苦，又讓他忍不住淚灑青衫。在南下的一路上，這不是他唯一的一次流淚，在淮浦，纖夫們夜以繼日的“邪許”之聲也曾牽動過他的情懷，讓他涕淚縱橫。這裏是大運河與淮河的交彙處，由於運道淤塞，水路狹淺，致使北上的漕船都得由人工一艘艘地挽牽過閘。前人在詩中曾描寫過漕船過閘時那種“邪許萬口呼，共拽一繩直。死力各掙前，前起或後跌。”的艱難。“邪許”為纖夫的吆喝聲，夜闌人靜時，運河上的這種“邪許”聲自有一種悲愴的傷懷之美，它在一個關心國計民生的知識分子的心頭激起的波瀾是如此強烈：
隻籌一纜十夫多，
細算千艘渡此河。
我亦曾靡太倉粟，
夜聞邪許淚滂沱。
從一艘漕船需要十個人拉纖，想到一千艘漕船北上京師將需要多少人的勞動，又想到自己也曾在京師中消費過官倉的糧食，於是詩人由內疚而上升為對國事的憂患。有人認為末句的“淚滂沱”是為了湊韻，感情上不夠真實，夜聞纖夫的吆喝聲，可以使他內心感到慚愧，何至於淚雨滂沱呢?似乎太過分了。這樣的理解實在過於頭巾氣，因為人的情感方式是不能用定理來規範的，有的人可能死了親娘親老子也照樣談笑風生，而有的人即使看到一片凋零的花瓣或一縷夕陽下的炊煙也會流淚的，這就是為什麼隻有少數人能成為詩人的緣故，以龔自珍那樣的氣質，亢奮激昂中又蘊含著低沉哀婉，這滂沱的淚雨既是一個詩人內心情感的個性化訴求，又體現了一個富於使命感的有識之士在大廈將傾時的苦悶和痛苦，一點也不矯情的。
五月中旬船過淮浦，過了淮浦就進入裏運河了。
這裏是大運河最多事的段落，也是最繁忙的段落。淮安是漕糧中途盤驗的總站，各幫漕船過淮的日期都有嚴格的規定，超過了限期，不僅船主吃罪不起，而且沿途的官府也要被追究的。因此一路上胥吏催逼，如狼似虎。龔自珍乘坐的小船在漕幫的夾縫裏且走且停，兩岸是裏下河凋敝的鄉村。一個時代的衰敗氣象往往不是洋溢在上流社會的笙歌舞影中，那些人恰恰是最麻木的；而是滲透在平民生態的每個細部，例如灰暗的天空下荒蕪的田野，破水車有氣無力的呻吟，或者鄉民們臉上的菜色和迷茫的眼神。五月的鄉村本該是豐饒而歡悅的，但去年秋天的大水還沒有完全退去，運河大堤上隨時可以看到災民搭建的臨時窩棚，滿目瘡痍，萬戶蕭疏，民眾的疾苦有如烏雲一般籠罩在龔自珍的心上，詩人禁不住又潸然淚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