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夜沉沉，大野寂寂，一派朦朧的天光射向鎮江，一部劃時代的煌煌巨著就要誕生了。
《海國圖誌》。
哦，海——國——圖——誌!
我們對大海本來是不應該這樣陌生的，因為我們身邊就依傍著世界上最浩翰的大海，曆代的帝王也無不宣稱自己“富有四海”。“長風破浪會有時，直掛雲帆濟滄海。”在詩人的筆下，大海從來就是激情的淵藪，充滿了浪漫的誘惑力。可是我們走向大海的雲帆卻很少升起，可憐的幾次遠航，一次是徐福，目的是為帝王尋找長生不死之藥；一次是鄭和，那隻是炫耀國威的政治遊行，順帶著為主子尋找一個流亡在海外的政治上的對手。除去自己手中的權杖和那一副貪得無厭的臭皮囊，他們還能關心什麼呢?大海是帝國的屏障，幸甚，幸甚!至於大海另一邊的世界，他們從來懶得去想。一個依傍著大海的民族，關於大海的激情和想象力卻日益枯竭，這是一種怎樣的悲哀!
我們對海外諸國同樣不應該這樣陌生的，因為我們曾失去了多少次與人家交往的機會。作為“天朝上國”，我們從來總是把自己以外的國家稱作“蠻夷”，那是一種居高臨下的不屑。本來嘛，普天之下，莫非王土，還要和人家交往什麼呢?遠的且不說，最近的一次，乾隆五十八年，英國特使率船隊遠涉重洋訪問中國，帶來了包括毛瑟槍和榴彈炮在內的六百箱禮品，要求與大清帝國簽訂貿易協定。但傲慢的乾隆不僅拒絕了人家的要求，還在敕書中老實不客氣地把人家教訓了一頓，說“中華萬物皆備”，無需這些左道旁門的玩意。結果，才過了不到五十年，人家就帶著當年作為禮品而不被主人笑納的槍炮打上門來，把“天朝上國”打得一點脾氣也沒有。
那麼，我們難道應該對一張展示外部世界的地圖陌生嗎?曆史上的張騫西行、鑒真東渡、甘英出使古羅馬帝國(據說此行曾一直抵達巴勒斯坦)，都曾是我們走向外部世界的大舉動。但那些隻是漢唐遺事，隨著漢唐大帝國從曆史舞台上的消失，中華民族那種雄視四方的氣魄也逐漸衰退，連同當年留下的那些地理圖冊亦散佚殆盡。既然已經下定決心閉關自守，不再需要對外進取和交往，還留下這些勞什子何用?最後一批地圖是被燒毀的，十五世紀三十年代，明宣宗朱瞻基下令將鄭和下西洋的所有檔案付之一炬，其中就包括航海圖，目的很簡單：為了防止後人仿效。我們當然也擁有不少勉強可以與地圖沾邊的東西，有些甚至被作為國寶藏之秘室，例如曆代的《宮苑圖》、《京畿勝跡圖》、《江山萬裏圖》等等，卻唯獨沒有一張可以把東西方各國一覽無遺的世界地圖。
說到誌，那就更加令人尷尬了。中國古代的誌書真可謂浩如煙海，國家大事就不必說了，連道聽途說的神怪符瑞之類都一一記錄在案。自西漢以始，宮廷中還有一幫人專門負責編撰《起居注》，整天像特務似的盯著皇帝的日常起居，連哪天夜裏“幸”了哪個妃子都寫得清清楚楚。一部二十五史，每個朝代都列有《禮樂誌》、《食貨誌》、《五行誌》、《藝文誌》、《地理誌》等等，在那些汗牛充棟的記載中，也不能說沒有一點關於外部世界的介紹，例如在明代的誌書中，英吉利被列為“朝貢國”，要知道，對於那些“蕞爾小夷”來說，準許他們向中國進貢已經是一種“恩典”和“表彰”，隻有進化了的“蠻夷”才能有這樣的榮幸。在幾乎所有的誌書中，我們就是用這樣近乎無知的目光打量外部世界的。
哦，海——國——圖——誌!
直到十九世紀四十年代，我們才發現，中國迫切需要一本了解世界的——《海國圖誌》。
鎮江的約會聚散匆匆，林則徐的行期轉眼就到了，揮別之際是最令人傷懷的，孤帆遠影，青衫飄零，天各一方的離愁有如古運河上的晨霧一般纏綿。這幾位中國近代史上的風雲人物以後再也沒有相期之日了——三個月之後，才華橫溢的龔自珍客死於丹陽。“雲梯關外茫茫路，一夜吟魂萬裏愁。”他留下的壓卷之作是兩首懷念故人的《詠史》詩。
時局越來越吃緊了，大英帝國的艦隊步步進逼，而當時中華民族唯一能與之抗衡的隻有揚州挈園裏的一支書生之筆，《海國圖誌》的編撰與戰爭的進程幾乎是同步的。道光二十二年五月，英軍攻陷吳淞口，陳化成力戰殉國；六月，英軍攻陷鎮江，切斷了江南漕糧的進京運道；七月，英艦陳兵下關，中外第一個不平等的條約——《中英南京條約》簽訂，中國賠償白銀二千一百萬兩，並將香港割讓給英國；九月，《海國圖誌》五十卷本完成初稿；十二月，完成修訂及序言，不久即刊刻問世。
而差不多就在同時，在深宮裏閉目塞聽的道光皇帝在諭旨中提出了一係列很幼稚的問題，讓大臣上奏：
英吉利距內地水程，據稱有七萬裏，其至內地者，經過者幾國?克食米爾(今譯克什米爾)距該國若幹路，是否有水路相通……該女主年甫二十二歲，何以推為一國之主?有無匹配?其夫何名何處人……該國製造鴉片煙賣與中國，其但欲圖財，抑或另有詭謀?
這些現在看來都是常識性的極為膚淺的問題，竟然出自堂堂天朝大國的皇帝筆下。從道光那迷茫的目光中，我們可以想見當時整個中國對外部世界的無知達到了何種地步。
好在我們已經有了一本《海國圖誌》，並且已經發出了這樣的聲音：
師夷長技以製夷！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