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受田死於河工時，“長毛”正在江南鬧得沸反盈天。“三十刀兵動八方，安排龍馬接洪楊。”自道光三十年開始，“長毛”起事已進入了第三個年頭。鹹豐二年十一月，太平軍由湖南挺進湖北，一舉攻克華中重鎮武昌。第二年三月又揮戈東指，沿長江順流而下，五十萬大軍征帆浩蕩，旌旗蔽日，一路勢如破竹。三月二十八日，天王洪秀全在萬軍簇擁下進入虎踞龍盤的南京。南京是多好的地方啊，這裏有世界上最華麗的綺羅和最香豔的脂粉。洪秀全不想再走了，他要定定心心地在這裏住下來。京都的華冕又一次降臨在石頭城上，這座曾叫過建鄴、建康、金陵、應天和江寧的古都，這一次的名字叫天京。
大運河最先感覺到了天京城裏天翻地覆的聲響，因為在天京下遊不遠，就是扼守運河要衝的鎮江、瓜洲和揚州，曆史的智慧告訴它，一場血戰正在向它逼近，而這場血戰也許將從此終結它的使命，把它從與生俱來的精神特權和世俗勞碌中解脫出來。它老了，是到了該解脫的時候了。但它生命中的每一次重要儀式都是以屍山血海作為鋪墊的，這一次當然更不會例外，它已經聞到了刀光劍影中那股**的血腥味。
圍繞著這幾座運河重鎮的攻守戰慘烈而持久，從鹹豐三年開始，太平軍與清軍在鎮江爭奪五載，在揚州三進三出，在古渡瓜洲更是殺得昏天黑地。清軍的江南大營駐紮鎮江，江北大營駐紮揚州，形成對天京的合圍之勢，而林鳳祥所部的一支孤軍卻死死地釘在鎮江與揚州之間的瓜洲。為了這座彈丸小鎮，攻守雙方都打紅了眼，清軍的攻勢如同江濤一般潮起潮落，太平軍的堅守如同磐石一般落地生根。雙方都誌在必得，也都抱定了孤注一擲的信念，他們像兩隻死死地撕咬在一起的巨獸，招招都是衝著最致命處去的，卻又總是不能置對方於死地，於是他們在淋漓的鮮血中喘息、對視、怒吼，然後又開始新的一輪撕咬。他們仿佛不是為了勝利而戰，而是為了死亡——怎樣死得威猛、死得壯烈、死得讓對手顫栗——而戰。瓜洲血流漂杵，屍骸橫陳，經曆了小鎮曆史上最痛苦的洗禮。戰爭有時是沒有理性的，瓜洲何辜?從軍事戰略上講，瓜洲的得失對天京的攻守戰是沒有多大意義的，何至於遭此荼毒?但戰爭說到底又是絕對理性的，瓜洲的不幸在於它太招搖了，它不僅依傍著運河，而且是大運河四千裏航程中最重要的渡口，無論是死纏濫打還是困獸猶鬥，攻守雙方都因那個古老且嬌貴的話題——漕運——而熱血沸騰，亢奮不已。漕運是清王朝的天庾正供，漕運一斷，偌大的一座京師就沒有日子過了。因此，對於太平軍來說，守住了瓜洲，就等於扼住了對手的咽喉。為了這真正體現了戰爭精神的一扼，他們在江北的據點盡數失手以後，仍不惜代價死守瓜洲，在遍體鱗傷中也享受著讓對手血脈枯竭的快感。而對於京師裏的達官貴人們來說，升平歲月對那座南方的渡口並不怎麼看重，至多隻不過是關於閨怨和離愁之類的詩意想象。可一旦刀兵動地，瓜洲就像一座不吉的符咒壓在心上，不把瓜洲攬在懷裏，即便是玉堂金馬，高枕錦裘，做的也全是噩夢。
太平軍在瓜洲的堅守取得了相當的成功，自鹹豐三年以後，江西兩湖的漕米隻得改折征收，折合成白銀就地撥充軍餉；而蘇南浙江的漕米則改由海運，具體做法仍然是當年陶澍擘劃過的那一套，在上海雇用商船海運至天津。從嘉慶年間開始，爭論了將近半個世紀的海運問題終於塵埃落定。在這將近半個世紀的漫長歲月中，三代帝王的殫精竭慮，六部九卿的慷慨建言，船工纖夫的痛苦呼號統統都白搭了，它們在太平軍呼嘯的刀劍下全都顯得那樣蒼白無力，這真應了一位偉人的名言：革命是曆史的火車頭。不管對太平天國的革命性該如何評價，但沿襲了二千多年的漕運製度的最終廢止卻是由他們促成的，這一點毋庸置疑。
在大運河的曆史上，邗溝(裏運河)和江南運河是最早形成的，現在，它們也理所當然地最先卸下了曆史的重軛，回複到一種平民風格。它本來就應該是一條平民化的河，那些貴族化的光環是權勢者強加給它的，就像他們把華貴的冠冕強加在一位民女頭上，同時也強加給她無休止的屈辱和勞役一樣，那無異於是一種巧取豪奪。解脫了漕運之累的大運河把優越感和使命感也扔給了曆史，現在它是一條自由的河，仍然有江楓漁火的詩意，仍然有帆檣如林的壯觀，也仍然有船工號子和纖夫的呻吟，卻沒有了運丁胥吏的呼喝和鞭撻，因此也就用不著總是那麼行色匆匆。好風好水，並不都是為了皇室的差事而推波助瀾，它們想吹送哪片風帆就吹送哪片風帆，甚至想滋潤哪塊農田就滋潤哪塊農田，用不著看權勢的眼色。在生命的晚年，它落盡鉛華，也洗卻了總是被驅使的喧囂浮躁，迎來了一段有如秋容一般的自在光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