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社會，社會政策雖然還是新生事物，但已然是一個很熱門、很受關注的話題。社會政策在今日中國如此凸現的原因何在，社會民眾對之可期待些什麼，決策者又應該如何麵對。認真梳理這些問題，對於今日中國社會政策的有效建設和健康發展是很有意義的。
（一）發展的補課：社會建設呼喚社會政策
中國社會第一次在完整意義上使用“社會政策”始於2006年中國共產黨的十六屆六中全會。在此前並不是沒有社會政策的說法，但彼時的社會政策內涵界定極其狹窄，主要是撫恤救濟慈善等內容，故政府係統內也隻有民政部門來擔負這些社會政策的籌劃落實。中國社會的這種做法並非沒有道理。因為在改革開放之前的中國社會，在計劃體製的塑造下，政治、經濟兩大領域幾乎涵蓋了整個中國社會的全部空間，幾乎每個中國民眾都有一個經濟和政治意義上的單位（連農民都歸屬各個公社的各個生產隊），這“單位”不僅僅是工作的地方，甚至是全部生活的空間。單位負責了其成員的全部生活要求，從生產工作到娛樂社交，從生兒育女到養老送終。在這樣的製度安排下，中國民眾成為了名副其實的“單位人”，沒有單位之外的其他空間存在，也不需要有單位之外的其他空間存在。一切都有單位負責，要社會何用？所以從整個社會的建設任務來說，當時的中國隻有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三個方麵。
但是隨著發展的演進，社會結構在變化，社會群體在分化，社會空間在拓展，社會功能在凸現。很多原本屬於經濟、政治的空間被日益剝離出來成為了社會空間，很多原先附著於經濟政治領域的民生事項需要有專門的應對與解決，經濟建設的成果與政治建設的要求要通過社會建設來實現。中國社會要在現代背景下全麵發展，必須補上社會建設這一課。
比如，為了發展的物質基礎，經濟建設，特別是市場經濟背景下的經濟建設，要注重通過競爭來激發活力、創造效率，這不可避免會導致收入差距，可在社會民眾政治意識和權利意識逐漸提升的情況下，過於懸殊的貧富差距不僅不可能產生效率，反而會導致經濟的停滯乃至社會的衝突。發展固然關注物質財富數量的增加，但更看重的是物質財富價值的實現。我們發展創造的財富歸根結底，還是要著眼於人民群眾物質文化需要的滿足，著眼於民生。這就需要通過社會建設化解經濟建設產生的發展目的異化的問題。
又比如，政治建設明確了社會公民在政治上的平等地位，但政治上的平等原則如何真正體現在公民的現實生活中，要通過社會建設來完成。隻有通過發展教育、醫療、環保等社會事業，讓公民真正能享有平等的受教育權利、平等的就業權利、平等的醫療權利、平等的保障權利等等，政治建設上的平等才算是有具體的內容。而所有這些正是社會建設的領域。
於是在2006年十六屆六中全會上，中國共產黨提出了社會建設的任務，形成了四位一體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建設格局。社會建設被提了出來，籌劃、促進、保障社會建設的社會政策當然要相應跟進，豐富其內容、拓寬其外延、擴充其功能。
（二）人本與共享：社會政策的價值指向
任何政策的製定都要建立在基本的價值支持基礎上，不同的價值理念導致不同的政策導向。意在把人當作工具，抑製人的活力的社會政策與促進人的全麵發展的社會目標肯定是南轅北轍。因此，著眼於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今日中國，社會政策必須以“人本”與“共享”為基本價值指向，而不要老想著去減少群眾的權利、降低群眾的需求、控製群眾的行動，老想著便於管理，老想著“清一色”“一言堂”。
人本，就是把人當目的，發展是為了人而不能反了過來。不能造福於民生的發展不是真正的發展，更不是中國共產黨人追求的發展。在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前麵，任何的發展都隻是手段。我們的社會政策必須在實現經濟增長的同時，把解決貧困、就業和社會公正作為重要內容，必須在重視物質積累的同時，充分尊重人權，包括公民的政治、經濟、文化等權利，切實解決包括收入分配、社會保障、看病、上學、生態環境保護、安全生產、社會治安在內的一些關係群眾切身利益的問題，不僅滿足人民群眾當下的生活需求，更要滿足人民群眾的長遠的發展權利與發展能力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