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要對宏觀調控可能產生的不可避免的負麵效應有理智的心態與主動擔當的勇氣，不能患得患失，優柔寡斷。
“是藥三分毒”。宏觀調控是對經濟運行“下藥”，不可能不對經濟運行引發不良影響，不可能不產生負麵效應。隻有百利而無一弊的政策措施在現實生活中是不存在的，可行的戰略仍是數害相權取其輕。這就需要我們對經濟運行的各種目標進行科學評估：哪種目標是事關全局的、根本性的、須臾不能失的；哪種目標是局部性的、階段性的、實現更好不實現也沒什麼了不起的；哪種目標是雖然很重要、也很關鍵但該斷臂求生、刮骨療瘡時也可暫時放棄的。目標明確後，“下藥”一定要堅決，該保必保，該舍必舍，義無反顧，雖九死而不悔。現階段，為了抑製經濟過熱，采取穩健的財政政策和從緊的貨幣政策，適當放棄過高增長速度的目標；為了調整經濟結構，加大節能減排力度，加大勞動成本，迫使企業轉型、升級、換代是必要的。即使就此引發一定的衰退現象，也既是可承受的，更是必須承受的。
當然，在強調“下藥”堅決性的同時，要講兩句話：第一句，從現階段看，麵對宏觀調控的緊迫局勢與發生機理，一定不能回避、抹殺行政調控手段的必要性與正當性；第二句，從長遠看，麵對宏觀調控的深層障礙與客觀要求，一定要更加注重依靠經濟與法律手段，尊重並運用市場規律。
（三）“培元”是基礎
藥能治病不能防病，能救急不能固本，因而下藥畢竟不能成為長治之策。要想保持經濟持續、健康、平穩的發展，根本要在“培元”上下功夫。通過製度創新與體製保障，逐步培育經濟發展的健康因素與內在活力，徹底消除產生和滋長不健康經濟運行的一切製度缺陷與政策漏洞，建立起科學、規範的製度安排，讓微觀主體的理性行為不得不服從於整個社會的理性判斷。
比如，我們要在完善基本經濟製度，健全現代市場體係上下功夫；在完善各類國有資產管理體製和製度，深化財稅、金融等體製上下功夫；在建立社會公平保障體係，加快社會領域體製改革方麵有新突破。如果理順能源資源價格，加大環境保護力度，提高違法成本，企業節能減排便會順理成章；如果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企業自然會在技術創新、產業轉型上增加投入；當國家把投資重點轉向新農村建設，農業基礎設施得到改善，資本的逐利性自會驅使各種資本向農村轉移。
再比如，我們要切實轉變政府職能，建設公共服務型政府。當把對政府的要求轉到教育、就業、社會保障、收入分配、衛生、住房保障等領域，要求政府重點做好公共服務和社會管理時，政府就不會再出力不討好地越俎代庖搞經濟建設。這並不是說政府就完全不關注經濟發展，隻是不要再去直接幹預企業生產經營活動，更不去代替企業決策招商引資上項目，而是用經濟手段和法律手段，引導和調控經濟運行。
還比如，我們要形成科學的政績考評體係引導領導幹部轉變政績觀。在考評體係指標設置上，要全麵反映經濟、社會和人的全麵發展情況，不能片麵地用經濟指標考核幹部；在經濟指標的設置上，要既重視反映經濟增長的指標，又重視反映經濟發展的指標；在評價標準上，既要看數字，又不能唯數字，堅決防止“官出數字”“數字出官”。當不再強調單一化的GDP，不再隻看收益不看成本，不再以一時一事論成敗，領導幹部自然會把精力用於創造人民滿意經得起曆史與實踐檢驗的政績上來。
所以，從根本上講，鄧小平說得好：“還是製度靠得住。”宏觀調控同樣如此。建立在科學的製度創新與體製保障基礎上的科學宏觀調控觀是保證宏觀調控有效性的根本利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