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種福利腐敗，從經濟學上看是很不經濟的。它沒有起到節約資源與成本的目的，這些企業沒有一個不是任意增大投資和經營成本，大量興辦超過其他行業的福利設施和第三產業的。放眼看去，辦公大樓最豪華、辦公設施最奢侈、樓堂館所最高檔的肯定就是這些企業；它也沒有起到提高效率的目的，我國壟斷行業養了國外同類、同規模企業十倍、數十倍的人員，經營效率隻有國外同行的十幾分之一甚至幾十分之一；它更沒有起到增進社會效益，改善國民福利的意圖，這些企業提供的產品和服務，價格上升的幅度大大快於社會平均價格指數，大大增加了國民經濟中其他部門的運營成本，降低了其他部門的市場競爭力。如果說在市場經濟環境下還有企業敢不把他的客戶當回事的話，肯定也隻能就是這些能夠福利腐敗的企業。至於說變相偷逃國家稅賦，侵吞國有資產、損害政府形象等關聯結果更是福利腐敗之所以是腐敗不是福利的直接“罪證”。
（二）從政治學的角度看，“福利腐敗”會培育和強化不健康的群體意識，乃至於形成分利集團
這些企業宣稱他們的福利有助於增進企業員工對本企業的向心力與凝聚力。此話不假。但此向心力非彼向心力，此凝聚力也非彼凝聚力。這種行為潛移默化培育出的不是我們一般意義上的那種積極向上的企業文化意識，而是一種不健康的群體意識。分享福利腐敗的群體很清楚福利腐敗及其背後超出社會平均收入很多的畸高收入是缺少起碼的經濟合理性和政治合理性的，如果內部不能團結起來，咬緊牙關、一致對外，這不應當、不合理的“福利腐敗”和高收入將很難維持。因而這些群體的群體認同意識和組織化意識是相當高的。這樣，所有能分一杯羹的群體都會有意無意地為能永遠保持這杯羹而走到一起，共同的利益產生共同的意識，共同的意識又會形成共同的行動。這就成為了在政治上極為有害的分利集團。
我們一些同誌往往認為這些分利集團隻不過是想在社會財富這塊蛋糕上多切走一塊，給他們一些也沒有什麼大不了的。這種認識是相當有害的。對於這些分利集團的行為，把它比喻為分蛋糕是很不確切的，其實他們的這種行為好比是一群土匪闖進瓷器店裏爭搶瓷器，不僅他們確實多搶了一些，而且他們的行為還同時打破了更多本來其他社會群體可以分到手的瓷器。這種分利集團為其本身爭取利益最大化，是不會關心和考慮他們的行為對整個社會造成的損失。美國學者奧爾森對分利集團有較為係統的闡述：“如果社會中的典型組織隻代表其中一小部分人的利益，則該組織必然不肯增加全社會的利益而作出自我犧牲；更為可能的是它將為其成員在社會總利益中爭取更大的份額。其尤甚者，即使社會利益重新分配所導致的損失超過該集團有此種重新分配所得利益的許多倍，仍會發生上述情況。”前些年，我國南方一些地區出現“油荒”，我們把這一現象與其後不久油價的上漲的事實聯係起來，不能不使人感到其中或明或暗的動機不純與居心不良。固然不能把賬全算到該行業壟斷企業的頭上，但他們很難拿出有說服力的證據證明自己的清白。
我們並不是對利益群體乃至利益集團有政治上的偏見。其實，隨著現代社會的發展和政治文明建設的進步，出現不同的利益群體而且不同利益群體為了各自群體的利益與其他群體進行博弈、磨合，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甚至還是一件好事情。但支持這一判斷的前提是各個利益群體的權益必須是平等的，而且爭取各自群體利益必須是在民主、規範的程序下進行。可是這些壟斷企業的群體卻不是自然分化出來的，而是依靠行政權力滋生的，依靠其超額利益維係的。而且他們所擁有的特許權和對特殊資源的控製，使得其擁有了遠超其他群體權利的力量。他們實現其利益不是靠與其他社會群體的平等協商，而是自作主張，強加於人。盡管一些壟斷行業也采取所謂的聽證會來實現其漲價與收費的目的，但我們注意到很多的聽證會往往成為了一個過場，甚至還成為了其借口與擋箭牌。用社會民眾的話說，這些聽證會不是去討論漲不漲價、收不收費的問題，而是漲多少價、收多少費的問題。
當然，在現實生活中，這些行業的群體絕對不會承認他們是分利集團的，甚至他們還會否認這一集團的存在。因為他們往往會借助政治資源並以國家的名義來為其行為辯護，甚至把自己打扮成為社會財富的創造者、民眾福利的維護者，乃至於大公無私的奉獻者。為達此目的，他們甚至會用各種辦法，采取各種形式與政府中的某些部門和某些官員形成聯盟。他們會說這是為了國家經濟安全，為了提升綜合競爭力，甚至是為了社會主義。對此，我們必須保持理論上的足夠清醒和政治上的足夠警惕。因為壟斷集團利益的剛性與社會政府對策的軟弱會使其得寸進尺，形成路徑依賴，把不正當變成正當，把越軌視為了當然，把權宜之計變為了政策乃至法律。長此以往將嚴重損害政府形象，形成政治腐敗，進而逐漸侵蝕政治的公正，動搖政治的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