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發展不可能“齊步走”“一刀切”，適度的發展不平衡是不可避免的，也是有益的。但是如果縱容這種不平衡，甚至認為理所當然，就會導致“經濟畸形”。畸形的經濟會擾亂正常的經濟秩序，誤導對經濟形勢的正確判斷。
（一）“幹部經濟”的不經濟
一段時間以來媒體上頻頻使用“幹部經濟”一詞，初次聽到讓人確實有些不理解。我們知道，從經濟的運行形態來看，有“計劃經濟”“商品經濟”“市場經濟”，等等。那麼“幹部經濟”又是一種什麼樣的經濟形態呢？後來報道看多了，才明白原來“幹部經濟”並不是一種經濟形態而是一種經濟現象。
比如，2004年2月，寧夏回族自治區撤銷陶樂縣建製。這一撤銷，在當地引發了一係列值得人深思的現象：
——汽車維修業務銳減。一家汽車維修部的老板說：原來一天能修十來部車，現在一天也就一輛，有時候連一輛也沒有。原陶樂縣總共有近200輛汽車，其中公車就占了80%。
——煙酒等非食物性消費銳減。據商店的售貨員說：原先的酒是整箱整箱往外搬，現在貨架上的酒好多天不見動，日營業額比以前少了一半多。
——餐飲消費銳減。一個酒樓的老板說：陶樂餐飲業過去以黨政機關公款消費為主，一些小規模的散客也主要是黨政機關幹部。撤縣以後，有錢人都被分流了。
買東西的是幹部，吃飯的是幹部，陶樂近兩年發展起來的房地產，購買者絕大多數也是黨政幹部。一個區域的經濟繁榮不是依靠工業、農業和商業貿易的發展來支撐，而是依靠公款消費、幹部消費來推動，這種現象就是典型的“幹部經濟”。那麼這一經濟現象的後果是什麼呢？直接來看就是地方政府嚴重負債。陶樂2003年財政收入剛剛達到500多萬元，而截至2004年1月底，原陶樂縣各單位賬麵共形成各類債務9142.9萬元，所欠數額竟相當於該縣15年還要多的財政收入。再就是人人都願意成為幹部，吃財政飯。陶樂撤縣時，約有2300多人吃財政飯，而全縣的總人口僅為3.2萬，近10個人養1名幹部。更進一步來看，就是政府行政之外的社會主體極端不活躍，其他市場主體的活力被嚴重壓抑，區域經濟呈現萎縮態勢。
很顯然，“幹部經濟”現象的意義應該是負麵的。至少從經濟學角度來看，“幹部經濟”是不經濟的。
首先，“幹部經濟”助長了公款消費和鋪張浪費之風，增加了行政成本，損害了社會群眾的利益。這些年來地方財政本來就不寬鬆，尤其是一些欠發達地區，財政的蛋糕隻有那麼大，行政成本切去一大塊，必然相應擠占教育、養老、治安等社會保障方麵的資金，影響公共財政的使用與老百姓切身需要的滿足。機構臃腫的地方政府光是“人吃車喂”就把財政變成了“吃飯財政”甚至是“討飯財政”，在這種情況下何談提供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務。
其次，“幹部經濟”浪費了本已緊張的土地、資金等各種經濟資源，如許多地方政府出於創造政績和樹立形象的需要，大規模啟動效率很低的投資項目，有許多項目建成之日即是虧損之時，不僅造成了大量的銀行呆賬壞賬和地方債務，而且降低了經濟增長的素質和質量。有的項目甚至連決策的幹部本人也不看好，但為了保證在任期間經濟的活躍和經濟活動所能帶來的公開的利稅和不公開的灰色資金支配權，便無限製地鋪攤子、上項目，擴大投資規模。這種行為扭曲了市場信號，擾亂了市場經濟秩序，對正常的經濟活動損害極大。
再次，黨員幹部也好，政府官員也罷，從理論上和我們的政治要求來說是應該為人民服務的，應該是吃苦在前享受在後的，應該是帶領群眾致富奔小康的，應該是群眾先富我們後富，而不是當普通群眾尚處在低水平生活狀況的時候，我們卻已經進入了高消費與亂消費，而且這消費花的還不是自己的錢。這種狀況長此以往勢必敗壞了黨與群眾、黨員幹部與群眾的血肉聯係，敗壞了黨與政府的形象。從經濟角度來講，增加了黨與政府路線、方針、政策貫徹落實的成本，降低了黨與政府路線、方針、政策的實際效益，最終嚴重損害黨執政和政府行政的權威和合法性。
但從經濟學上來看，任何一個經濟現象的出現必有其符合經濟原理的原因，也就是說任何經濟現象都肯定有其經濟性的根源。那麼“幹部經濟”的經濟性又在什麼地方呢？
第一，公款消費和職務消費是剛性的。一個地區經濟再落後，其政府行政支出和職務消費都是有一定規模的，是可以得到保證的。尤其是在公務消費預算軟約束的情況下，各種不合理、不合規的消費都可以名正言順地在這一名義下支出。對於市場來說，它不管你這需求是否合理、是否合法，關鍵在於這需求是真實的消費需求，是有支付力的需求，用經濟學話語來說，是市場青睞的“有效需求”。尤其是在區域經濟不發達，社會其他群體消費嚴重不足的情況下，幹部確實成為了市場難得的“優質客戶”，“幹部經濟”確實可以支撐起相當的經濟規模。
第二，在市場經濟環境下，政府信用乃至政權信用是可以經濟化的，也就是說是可以“變現”的，這構成了“幹部經濟”存在的巨大經濟基礎。盡管政府與幹部手中沒有錢，盡管他們可能已經負了巨額的債務，但在和平環境下，政府的信用近乎無限，信不過什麼，難道還信不過政府，在這樣的理念預期下，企業、銀行當然巴不得與政府合作。地方政府不僅可以利用手中權力，向建築商、向供應商等企業欠款，向飯店、賓館賒賬等，而且還可以運用政府信用向銀行貸款，雖然這是不可公開的秘密，但確實是實際存在的事實。這段時間來審計署公布的審計通報再一次證實了這一現象。
認識到了“幹部經濟”存在的經濟之因與不經濟之害，我們也就找到了解決之法。杜絕“幹部經濟”現象，宣傳教育固然是必要的，但規範公務消費、限製公款消費，壓縮執政與行政成本更是當務之急，這才是釜底抽薪；同時切實轉變政府職能，淡化政府直接進行經濟建設的色彩，更加注重政府在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方麵的義務，這才是治本之策。
（二）消費熱中的冷思考
2004年的國慶黃金周消費依然很熱，不論是交通、旅遊還是商業服務部門都賺了個缽滿盆溢，高興地宣稱同比增長了多少多少。比如，北京鐵路分局宣布，盡管黃金周運輸旅客比2002年同期略有減少，但軟臥售票增加了近10倍。還比如，北京市商業部門稱，全市各大百貨商場通過引進國際、國內知名品牌商品如國際一線服裝及化妝品牌等帶動市場銷售增長了30%以上。再比如，北京市旅遊部門稱，2010年北京接待的400多萬遊客中，本市遊客近三分之二，自駕車旅遊成為許多市民出遊的主要方式，郊縣旅遊收入很是可觀。又比如，香港旅遊業方麵人士稱，由於內地赴港人員中大多數不是第一次到香港，所以消費需求發生了很大變化。這些數據讓大家很樂觀地認為，我國的消費結構在提升，整體消費總量的絕對值在上升，消費能力很強勁。我們不否定這種結論的客觀性與良好願望，畢竟消費熱比消費冷要好。這段時間以來我們不是一直擔心社會消費趨冷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