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也正是這些數據，還能讓我們讀出另外一些東西來。這就是，第一，來北京旅遊的人數少了，日常基本性的商品消費少了；第二，在消費者中，新麵孔似乎不多了，回頭客、老顧客成為了主力軍。進一步講，就是實際消費人數的絕對值在下降，有消費力的消費群體在相對固定化。說的再直白一點，就是新增花錢的人少了，但已經花錢的人的花錢能量更大了。
是中國大多數的普通老百姓不願意消費嗎？.答案絕對應該是否定的。從調查資料可以看出，老百姓消費意願並不算低。據測算，城市居民的消費傾向為78.3%，農村居民為74.1%。而且事實上，作為首都的北京對於大多數的中國民眾有著強烈的吸引感和向往感，從過去十多年的統計看，很多人的第一次旅遊往往選擇北京。但目前北京這些大城市，往往忽視他們的需求，越是節日，各類消費價格就越昂貴，這無疑削弱了他們的旅遊熱情、阻擋了他們旅遊的步伐。
是中國普通老百姓沒有錢嗎？這個問題不好絕對回答。表麵看，相對於過去的年代，老百姓手中確實是有點錢了，但相對於當下和未來的剛性支出相比，這點錢又實在不能算是錢，真是不敢花、也不經花。這就是為什麼盡管當下中國銀行的利率已經是負利率，但老百姓的儲蓄勢頭依然不減。
我們知道人的消費結構的變化與提升是一個從生存性消費到發展性消費再到享受性消費依次推進的自然過程。如果生存性消費沒有得到滿足，肯定不會去進行發展性消費，發展性消費達不到一定水平，享受性消費也不可能正常出現。中國經過三十多年的改革發展，從數據上看已經總體上進入了小康社會，人均GDP超過了3000美元，從理論上講生存性消費應該得到了保證，開始進入了發展性的消費階段。但由於社會收入分配差距的迅速擴大，對於絕大多數的中國民眾來說，生存性消費剛剛滿足，發展性消費尚難企及，更不用說享受性消費了。因為忽略基尼係數的“平均”固然能反映很多問題，也同樣能掩蓋很多問題。
所以，在這樣的社會發展背景下，在消費群體沒有增加，甚至反而縮小的情況下，社會消費總量不降反升這並不見得是什麼好事情。黃金周反映的消費固然應該是生存性消費之上的消費，但絕對不應該成為奢華性消費。其實不僅僅是坐軟臥，買名牌、自駕車這些事情，近些年來，中國人在消費方麵的能力連西方發達國家都驚訝。比如世界上最貴的汽車在中國有很高的保有量，世界上最貴的酒在中國能當可樂喝，瑞士名表一次能買幾塊甚至十幾塊。從統計上看，這些超強、超高、超水平、超階段的消費都算進了中國人的消費總量中，都對提升中國人的消費結構做出了數字上的貢獻，但真正享受的又有多少人？在這種“同比提升”的背後反映的並不是一種健康、正常的社會消費。
更進一步看，這些年來，中國社會的房價為什麼會越來越高，不完全是普通老百姓的剛性需求拉升，而是一些富裕群體把房子當成投資品而導致的拔苗助長。我們一些有錢人實在有錢了，怎麼辦，買房子吧。一買買出了一個好看的房地產增長速度，買出了一個繁榮的市場，可是同時也埋下了“蟻族”與“蝸居”的雷區。
我們姑且不考慮這種畸形消費帶來社會及政治上的負麵的影響，即使就經濟結果來看，這種畸形的消費也不能真正維持一個社會的正常消費運行。這也就是為什麼2003年，我國最終消費率僅為55.4％，居民消費率僅為43.2％，最終消費率與居民消費率雙雙創出了25年裏的最低水平。我們本來以為這一數據已經低得不能再低了，可是，到2007年中國最終消費率竟然降至36%，三年時間又下降了19.4個百分點。
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這種現象爆發於當下，但這種現象背後的原因可能要上溯到幾年甚至十幾年的發展模式中去。這些年來，居民收入增速遠低於財政收入增速，兩者之間反差巨大。按照不變價計算，1996—2003年GDP年均增長8.1%，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長7.9%，農民人均純收入年均增長4%，城鄉居民收入增長明顯低於經濟增長。而反映貧富差距的基尼係數在十多年間迅速攀升了0.3之多，從原來是世界上收入最平均的國家之一成為世界上差距最大的國家之一。更值得重視的是導致貧富差距如此之大的原因並不僅僅是甚至不主要是經濟政策，而是不規範、不合法的一些“灰色”“黑色”收入所致，其中官員的腐敗也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
看出了問題的症結所在，我們應該怎麼辦呢？
首先，轉變發展模式，堅持科學發展觀，以人為本，不斷提高人民群眾的收入水平，讓群眾感到“有錢可來”，這是基礎也是前提。比如，下大力氣解決就業問題，提高低收入群體的收入水平，刺激低收入階層消費需求的增長；對“貧困線”以下的低收入群體增強扶持力度；在農業方麵，一定要保證扶持農業的政策連續幾年不變，確保農民收入連續幾年甚至更長時間的較快增長，通過保持政策的連續性培育農民擴大消費的預期。
其次、盡快完善社會保障體製，建立覆蓋全社會的社會保障管理和社會化服務體係，積極穩妥地推進城鎮職工基本醫療保險製度改革，探索建立農村養老、醫療保險和最低生活保障製度，通過提高群眾在未來生活方方麵麵的安全感，增強群眾即期消費行為。
最後，一定要注意對收入分配差距的科學調節，通過法律和政策雙管齊下解決社會貧富差距的過分懸殊問題，建立一個公正、公平、公開的社會分配結構。我國居民可支配收入占GDP的比重從1992年的68.6%下降到2007年的52.3%，下降了近16個百分點。與此同時，政府和企業的可支配收入占國民收入的比重呈上升趨勢。特別是企業可支配收入，從1992年占GDP的11.1%上升到2007年的22.9%，提高了近12個百分點；政府可支配收入從1992年占GDP的19.1%，上升到22.8%，上升了近4個百分點。這也就是這些年來我們的政府老能有大手筆的原因。用趙本山的話講，我們的政府不差錢。可是政府不差錢了，老百姓就可能會差錢。同時嚴厲打擊不規範、不合法的財富積累與收入增長的現象，包括追查一些公務人員過渡奢華性消費背後的資金來源等等，做到有破有立，標本兼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