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2月1日，溫家寶總理在接受英國《金融時報》專訪時，明確講到“我很喜歡閱讀亞當·斯密的《道德情操論》”。在英國劍橋大學發表演講時，更是借用該書內容，提出了“道德是世界上最偉大的，道德的光芒甚至比陽光還要燦爛”，“企業家身上要流淌著道德的血液”等等發人深思的論斷。
一位21世紀的大國政治家對一位18世紀經濟學者的思想如此契合，如此推崇，一定有著強烈的現實指向性。在應對金融危機的背景下，重讀《道德情操論》，對於我們用道德的情操來化解金融的危機與經濟的衰退，用道德的光芒來消除人性中過了頭的私欲與無節製的貪婪無疑是很有現實意義的。
（一）人的本性中還有同情心，道德同樣是一隻看不見的手
身處市場經濟環境中的社會大眾對《道德情操論》可能陌生，但是對亞當·斯密應該不會陌生，對他所寫的《國富論》應該不會陌生，尤其對“看不見的手”和“經濟人”的提法更不應該陌生：
他通常既不打算促進公共的利益，也不知道他自己是在什麼程度上促進哪種利益。他隻是盤算他自己的安全，他自己的利益。他受著一隻看不見的手的指導，去盡力達到一個並非他本意想要達到的目的。也並不因為事非出於本意，就對社會有害。他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使他能比在真正出於本意的情況下更有效地促進社會的利益。
我們每天所需的食料和飲料，不是出自屠戶、釀酒家或烙麵師的恩惠，而是出於他們自利的打算。我們不說喚起他們利他心的話，而說喚起他們利己心的話。我們不說自己有需要，而說對他們有利。
這就是《國富論》中關於“看不見的手”和“經濟人”的經典論述。據說這已經成為了一些信奉市場經濟的人的圭臬，而不容旁人些許質疑。
但是《道德情操論》開篇的第一句話卻是：
“無論人們會認為某人怎樣自私，這個人的天賦中總是明顯地存在著這樣一些本性，這些本性使他關心別人的命運，把別人的幸福看成是自己的事情，雖然他除了看到別人幸福而感到高興以外，一無所得”。
而且在《道德情操論》中，那隻看不見的手也神奇地從“市場”變為了“道德”：
“盡管他們（富人）的天性是自私的和貪婪的，雖然他們隻圖自己方便，雖然他們雇用千百人來為自己勞動的唯一目的是滿足自己無聊而又貪得無厭的欲望，但是他們還是同窮人一樣分享他們所作一切改良的成果。一隻看不見的手引導他們對生活必需品作出幾乎同土地在平均分配給全體居民的情況下所能作出的一樣的分配，從而不知不覺地增進了社會利益，並為不斷增多的人口提供生活資料。”
人性的自私在《國富論》裏被刻畫得入木三分，人性的光輝在《道德情操論》裏又被描繪得如此溫暖，而且“一隻看不見的手”竟然能一角分擔二任不避衝突。
是亞當·斯密忘了他曾經說過的話嗎？是由於兩書之間的寫作時間過久而顧此失彼嗎？恰恰相反。亞當·斯密是交替寫作並出版《道德情操論》與《國富論》的。《道德情操論》從1759年到1789年先後修訂六版，《國富論》從1764年到1786年先後修訂四版。而且亞當·斯密還特意在《道德情操論》序言中強調兩部書之間的互補關係。
那麼為什麼兩書的立論要故意針鋒相對呢？是因為亞當·斯密清醒地意識到，雖然隻承認道德至上，隻強調人性生來就是利他的，是一種廉價的許諾與不管用的鴉片，當我們真需要道德的時候，會發現處處都是虛偽的幻象；但隻看到市場，並認為人就隻是自私一種生存狀態，則是一幅沒希望的圖景，我們自私半天或許隻能得到一種空虛與失落。
所以，雖然對於正是人的自私促進了社會的發展進步這一點，亞當·斯密是堅定不疑的；但僅僅建立在人的自私基礎上的社會究竟能走多遠，亞當·斯密又是不自信的。更何況生活在這樣一個冷冰冰的社會中也絕非人之所願。在兩難抉擇中，亞當·斯密隻能求助於人性的複雜與模糊，把自私與道德同時放進了人性中。這樣，同時有兩隻看不見的手也就理所當然了。亞當·斯密在《道德情操論》中對自己的做法給出了辯解：“這種自相矛盾似乎紮根於不變的人性原則之中”。
當然，我們需要指出的是，盡管如此，亞當·斯密的道德論說到底還是建立在自私的基礎上。亞當·斯密從不諱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