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既看清楚中國社會“不得不新”的大趨勢，又了解了中國社會“不得不舊”的小氣候時，我們就會對中國社會政治文明的發展進程有了清醒而又理性的判斷。就目前來看，我們至少可以得出三個判斷：
第一個判斷，政治文明發展必然是一條漸進發展之路。
社會就是在“不得不新”與“不得不舊”之間蹣跚前行，急不得，緩不得。急，一夜之間推倒重來，情緒上是痛快了，但可能嗎？別說少數已獲大利的群體會死命反對，就是普通群眾也不會理解；緩，過於世故地得過且過混日子，這樣的社會是沒有希望也沒有前途的。在這樣的背景下，務實的政治家要學會在舊中生存，堅持為新去奮鬥。在舊中生存就需要韜光養晦，但韜光養晦不等於同流合汙，否則就是飲鴆止渴；為新去奮鬥一定要有崇高的信仰與堅定的信念，但是堅守信念不等於孤芳自賞，隻有贏得社會大眾的理解與認同，才會有真正的力量。在這樣一種心態下，務實地、小步子地、漸進地往前走，隻要我們目標明確，必將水滴石穿。
第二個判斷，危機對於社會政治文明進步有正麵價值。
我們很多同誌害怕危機，不願意麵對危機。其實，我們要重新估價危機對社會進步的意義與價值。在某種意義上，危機可以暴露矛盾，減低“小氣候”的不合理欲望，使得政治文明的進步有了外在的壓力，迫使從根本上來解決問題。
危機盡頭正是新世界的開始。回顧曆史，中國社會很多的政治文明進步是靠一些危機性事件推進的。2003年的非典危機開啟了中國政治運行公開透明的序幕，孫誌剛事件又促使廢止了延續數十年的收容管理條例。
2008年全球性金融危機同樣讓我們看到了中國社會政治與經濟生活中深層問題，矛盾暴露出來了，也讓我們知道了什麼才是今天的中國社會最為重要、最為寶貴的東西，迫使我們從根本上來解決問題。比如說，我們意識到內需與就業對於經濟發展的戰略地位。擴大內需，解決了發展目的的問題，讓中國經濟迷途知返，走回了正路，也讓中國社會政治走向了公平正義之路；全力抓就業，保就業，我們的政府總算知道自己最該幹的是什麼了，解決了發展的理念的問題。這些做法雖然可能表現為是解決經濟領域的問題，其結果卻是客觀上推動了社會的發展與進步，推進了社會政治文明的進步。
第三個判斷，用信仰凝聚中國發展走向文明進步的共識。
我們希冀鳳凰的浴火重生，可是浴火既可能重生，也會灰飛煙滅。中國這隻鳳凰要真能浴火重生有賴於我們剛才所說的“中國意識”的確立、認同與被實踐。
但於“異”中求“同”實在不是一件當然的事情。博弈經濟學理論告訴我們，如果沒有超然的主體存在，在一個相互對立的博弈中，雙方各自理性選擇後的結果隻能是損人不利己的“負和”。
政治權力不被約束要出問題，資本的力量、知識的手段不被約束同樣也會出現問題、甚至深層的問題。中國社會這些年來財富群體出現的速度之快、規模之大、檔次之高讓國際社會瞠目結舌，尤其是在非殖民的、而且還是社會主義製度背景下，更是讓人不可思議。這裏麵固然有社會變革釋放的巨大活力，有國際貿易提供的廣闊空間，但對中下層社會民眾權利的擠壓是一個不可忽視的因素。中國社會普通民眾為中國改革與發展做出的貢獻、支付的成本、分擔的代價也許沒有納入我們的統計報表，但不能不進入我們社會良心的賬本，更不會不進入未來中國發展雷區的備忘錄。但我們的一些政治精英、經濟精英、文化精英們似乎並沒有意識到這一點，總認為中國社會對自己的貢獻認識不充分，回報不夠多。反正是市場經濟，隻要能用市場手段（不管是真的是市場手段還是狐假虎威的官商結合），能多拿一點絕不謙讓。“窮人就應該買不起房”，“城市不是誰想進來就能進來的”，當他們說這樣話的時候，等於毫不隱諱地讓自己站在了社會大眾的對立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