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爭是要巨額投入的，霸國地位是要天價成本來維持的，盡管有從小國盤剝來的金錢物資，持續的戰爭投入還是妨礙了晉楚兩國的發展。到春秋後期，內外壓力迫使兩國都希望坐下來談判。
二
與南北霸國都有關係的宋國重臣華元起到了外交和談的橋梁作用。
華元不僅與晉國執政欒武子有交情，與楚國令尹子重也交好。他消息靈通，了解到晉楚兩國的和談意向，就奔走於晉、楚兩大國之間，撮合兩國於宋都西門外相會。
公元前579年，由宋大夫華元倡導，提出停戰的建議，在宋都西門外召開十四諸侯國參加的弭兵大會。晉楚訂立盟約，規定：“凡晉、楚無相加戎，好惡同之，同恤災危，備救凶患。若有害楚，則晉伐之；在晉，楚亦如之。交贄往來，道路無壅；謀其不協，而討不庭。有渝此盟，明神殛之，俾墜其師，無克胙國。”雙方約定建立穩固的外交渠道，互不交兵，互相救難，共同討伐不聽命的諸侯。
晉國正卿趙武和楚國令尹屈建各代表本國參加。各國要歃血訂盟。按禮，盟主先歃。於是趙武和屈建為歃血的次序展開了一次明爭暗鬥，兩人各不相讓，幾乎使盟會破裂，最後，晉臣羊舌氏對趙武說：“主盟以德不以勢，若其有德，歃雖後，諸侯戴之。如其無徳，歃雖先，諸侯叛之。”趙武接受勸告，怏怏地將首歃權讓給了楚國。
分析這個來之不易的和平成果，裏麵有太多不平等甚至是“不道德”的地方。晉國和楚國瓜分了天下，把“和平”強加給了其他國家，有權決定其他國家的命運。為此，其他國家要聽命於晉楚兩國。等於原來隻需要看一國臉色的，現在要同時聽從晉楚兩國的吩咐。這對中小國家很不公平。從更深層次講，晉國也好，楚國也好，都隻是周天子統治下的諸侯國而已，它們的土地和地位是周天子賦予的。司馬光在《資治通鑒》第一卷第一段中書寫了理想的封建製度應該是這樣的：“天子統三公，三公率諸侯，諸侯製卿大夫，卿大夫治士庶人。貴以臨賤，賤以承貴。上之使下，猶心腹之運手足，根本之製支葉；下之事上，猶手足之衛心腹，支葉之庇本根。然後能上下相保而國家治安。故曰：天子之職莫大於禮也。”隻有天子才有“外交”的權力，諸侯無外交。如今，晉楚兩國撇開周天子，私自劃分了勢力範圍，不道德也不合法。所以孔子會說春秋“禮崩樂壞”，司馬遷評述春秋時代的第一句就是：“平王立，東遷於雒邑，辟戎寇。平王之時，周室衰微，諸侯強並弱，齊、楚、秦、晉始大，政由方伯。”四個字“政由方伯”恰到好處地點出了春秋曆史的特殊之處。天子對天下失去了控製，做不了主了。在天底下吆喝來吆喝去的是那些兵強馬壯的諸侯。誰力氣大，誰就掌握了天下大權。這些諸侯原本應該是對天子俯首帖耳的奴仆，有些人（比如秦國的始祖）原本就是天子身邊的馬夫、雜役。
不管怎麼說，春秋還是實現了第一次和平盟會。與之前的諸侯盟會不同的是，這不是世界大戰之後對和平的權力追認，而是自發的對和平的渴望。但是這種和平設計能夠實現嗎？
宋國第一次弭兵大會的成果像紙一樣薄，頃刻就被戳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