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凱沒有想到的是：消息披露後，國內民眾救亡抗日情緒高漲，成為了新的、政府可以依靠的力量。中國的全民抵抗熱潮，成為袁世凱期望之外的第三股外力。
中日交涉消息一經披露，中國各地一片憤慨之聲，國內反日浪潮迭起。上海、北京、天津、杭州各地，商家、學生和華僑各界，一致要求抗日——這在政治紛爭頻繁的民國初年極為少見。上至19省將軍由馮國璋、段芝貴領銜致電政府，表示強烈反日，“有圖破壞中國之完全者，必以死力拒之”；下至販夫走卒、挑水賣茶的，閑暇時都聚集在街頭巷尾，“聚議中日交涉中之是非及華人如何救國之道，其狀亦極迫切”。全國上下“茶坊酒肆公共會集之處皆有華人團坐桌間，攢首聚議最近之談判消息，並懸擬日本將有何舉動，聲雖不揚，然頗激昂”。從2月2日到21日，總統府接到數百起有關中日談判的文書，其中總統府顧問廳21件，洋務處14件，外交部23件；部員以個人名義遞呈者117件，巡按使6件，將軍43件，道尹30件，縣知事200多件，普通百姓遞呈者75件。
一開始，二十一條被披露的信息很少，眾說紛紜，政府方麵遮遮掩掩。民眾要求政府立即披露信息，“國乃民有，非政府諸公所得私之也”，讓國民都知道交涉內容。各政黨、北京報界公會、商務總會紛紛上書或推舉代表，請求政府盡快宣布如何答複日本要求。參政院就中日交涉問題秘密開會，質詢外交當局，要求政府詳細解釋中日交涉。二十一條被詳細披露後，民眾紛紛表示願為國禦辱，比如署名“浙江全體公民”的文章指出對於日本的無理要求“雖在婦人孺子無不發指眥裂，願與一戰而死”。人們紛紛采取實際行動抵抗日本，最主要的就是抵製日貨。日本在華商品傾銷遭遇了極大困難。
反袁勢力在抵抗日本問題上空前一致。二次革命後，黃興一派沒有加入孫中山組織的中華革命黨，另立鬆散的歐事研究會。其成員李根源認為革命黨應該暫緩革命，以便政府集中全力對付日本。1915年2月25日，黃興、陳炯明、柏文蔚、鈕永建、李烈鈞五位二次革命的革命領袖通電，除譴責袁世凱獨裁專製外，表示要顧全大局，在國難當頭之際停止反政府行動。許多革命黨人流亡日本，日本代表在交涉中專門提出，如果袁世凱接受二十一條，日本政府將驅逐革命黨人，不允許反袁勢力在日本活動。許多革命黨人獲悉情況後，憤慨為日本所利用，紛紛離開日本。二次革命期間堅守南京與北洋軍作戰、遭到通緝流亡日本的何海鳴，寧可冒著生命危險毅然回國，也不願意繼續待在日本。
4月底，國內報紙披露日本提出修正案和最後通牒的消息，抗日救國的輿論熱潮達到了頂峰。人們一致要求拒絕日本，表示願意毀家捐軀，報國抗日。比如對日同誌會稱：“日本無禮要求，竟以通牒迫我，國恥民仇，無可再忍，務乞堅持抗拒，人民誓犧牲一切以為後盾。”
袁世凱對出乎意料而起的全民抵抗熱潮既想借助又要壓製。對於原本主張和平的北京各大報紙天天登載的中日交涉新聞，雖言詞激烈，情緒高漲，然而袁世凱並沒有下令幹涉。但他在給各省的電文中既表示“萬難接受”日本要求，同時也要求各省軍政長官穩定大局，防止社會動蕩。袁世凱把外交視為政府行為，擔心國內輿論左右政府決策，也擔心民眾過激行為授人口實。好在北京新聞記者俱樂部開會表示要以穩健態度，光明正大地對外報道中日交涉，引導民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