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到日本的最後通牒後，袁世凱在5月8日午後召集國事會議，商議對策。在開會之前，被袁世凱政府寄予厚望的英國駐華公使朱爾典緊急會見了陸征祥。他帶來了英國政府的正式意見：建議中國政府接受日本最後通牒。袁世凱期望的外援在最後關頭拋棄了袁世凱。在由總統袁世凱、副總統黎元洪、國務卿徐世昌、左右丞、參謀總長、各部總長、各院院長、參政院議長、外交次長、參政院次長、秘書長等人參加的國事會議上，朱爾典的意見沉重打擊了眾人繼續抵抗的信心。
袁世凱在會上發言，“我國雖弱，苟侵及我主權，束縛我內政，如第五號所列者，我必誓死力拒”，現在中國內外交困，“不得已接受日本通牒之要求，是何等痛心！何等恥辱！語曰：無敵國外患國恒亡。經此大難以後，大家務要認此次接受日本要求為奇恥大辱，本臥薪嚐膽之精神，做奮發有為之事業”；“若事過境遷，因循忘恥，則不特今日之屈服奇恥無報複之時，恐十年以後，中國之危險更甚於今日，亡國之痛，即在目前。我負國民托付之重，決不為亡國之民。但國之興，諸君與有責，國之亡，諸君亦與有責也”。
副總統黎元洪發言，弱肉強食是自然法則，“日本乘機強奪，不足為怪，所恨者我無自衛之力，不能為堅強的拒絕，致使外人輕侮”。
誠如二人所言，被迫接受最後通牒的屈辱是國家積貧積弱在外交上的反映。雖說弱國無外交，但弱國之民不能自動放棄外交，該爭取的也得爭取。爭取後的妥協和自暴自棄的妥協屈服是有本質不同的。同樣，一味的被動捍衛尊嚴權力與知恥而後勇，臥薪嚐膽，以圖來日雪恥也有著本質的不同。1915年5月9日，袁世凱政府通知日本公使館，宣布接受最後通牒。消息一經傳出，舉國嘩然。各地和各團體奔走呼號，集會遊行，誓不承認二十一條要求，並要求懲辦賣國賊陸征祥和曹汝霖。抵製日貨運動非但沒有減弱，聲勢反而越發高漲。更有全國教育聯合會決定將接受最後通牒的5月9日定為“國恥紀念日”。
二
25日，中國與日本簽訂了《關於南滿洲及東部內蒙古之條約》、《關於山東之條約》及另附的十三件換文，共同組成了《民四條約》。這個條約雖然以二十一條要求為基礎，但與1月18日的最初要求相比已有了重大修正。“吾人如把日本提出的‘二十一條要求’原件和簽訂後的新約相比，可見二者有霄壤之別。當然我們不能否認，這部新約也是一部喪權辱國的條約。例如延長旅順、大連租期至99年，直至21世紀，又默許日本人無限製向東北移民等，都是喪權辱國的。但是中國卻始終沒有變成日本的印度，所以日本雖費盡心機，提出滅亡中國的‘二十一條要求’，弄得臭名昭著，後來也隻落得個雷聲大、雨點小的收場，為天下笑。”（唐德剛著：《袁世當國》。）
唐德剛先生說日本此舉是“雷聲大雨點小”，一方麵指日本把獨霸中國的野心暴露在陽光之下，另一層意思是日本人把動靜鬧得很大，實際收益卻很寥寥。《民四條約》在執行過程中遭到了中方的阻撓和各地五花八門的反對。比如條業規定日本人可以自由在東北南部買地從事經濟活動。東北軍界和民間則樹立了一條不成文的“懲治國賊條例”：未經政府許可將田地賣給外國的人以賣國賊論處，殺無赦。據說，這是袁世凱向當時占據東北的張作霖授意的對策。張作霖1915年時隻有幾千土匪改編的部隊，千餘支長槍而已。《民四條約》簽訂後，袁世凱秘密資助張作霖槍械，幫助張作霖招兵買馬，擴充軍隊。張作霖在東北公開揚言：日本人如果敢走出附屬地一步，中國政府就不能保證他的安全。一直到袁世凱死後多年，有條約保護的日本人依然局限在東北少數據點中，形同軟禁。
至於那些被中國各機關“聘用”的日本顧問，也感歎道：“我等名為顧問，其實絕無人顧，絕無人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