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為兩江總督的劉坤一在沈葆楨擔任兩江總督之前，一直是兩江總督的熱門人選，但是從何璟這個南洋大臣與李鴻章這個北洋大臣唱對台戲被整去丁憂之後，李鴻章領銜的淮軍集團就一直打擊湘軍集團。淮軍集團開始跟湘軍集團形成對峙局麵，兩江總督的位置從何璟之後就一直是李鴻章保舉的人霸占著。沈葆楨在光緒五年年底去世之後，慈禧老娘們也擔心李鴻章尾大不掉，調任劉坤一掌控兩江鉗製北洋的李鴻章。劉坤一一上任就跟沈葆楨不一樣，兩江怎麼可能一個勁地在自己的地盤上拆借銀子給直隸總督北洋大臣李鴻章控製的招商局呢？這樣的蠢事隻有沈葆楨這種立場不堅定的政棍才會做出來。事實上王先謙攻擊唐廷樞內幕交易之前，劉坤一一直跟王先謙有書信往來，內幕交易門背後，劉坤一真正的目的是要南洋接管招商局，所以之後劉坤一也提出了直接將官款轉作官本的建議，這樣一來兩江的官款在招商局，足以迅速清理出李鴻章派到招商局的盛宣懷等人，劉坤一的矛頭真正指向的是李鴻章，李鴻章多方尋求證據力駁王先謙與劉坤一的指控，這也是招商局經曆宋晉廢船風暴、招股南北博弈之後的第三次南北政治較量。後來關於旗昌股票內幕交易案以及貪墨問題被恭親王奕給和稀泥不了了之。事實上，漕幫的朱其昂老爺子在臨死前，也就是招商局並購旗昌的第二年還憤憤不平，道出了唐廷樞徐潤二人暗中炒作旗昌股票的細節。在經曆了這場資本成為政治家博弈籌碼的鬧劇之後，製度變異猶如病毒一般迅速擴散到整個體係，這樣就會反作用於這種病態的資本製度。招商局是一群高智商的買辦商人與政客智慧結合的產物，這也是早期資本艱難發展的悲哀。在應對這種變態製度的時候注定是時尚超前的，招商局的股東們提出了多元化的思路，將單一的航運業務擴展開來，保險、鐵路、煤礦、電報、紡織等等產業都滲透進去，把招商局做成一個多元化的龐大商業帝國，這樣一來商人可以更多的利用政府公信力涉足多元化甚至禁忌產業，將那些利用招商局進行政治博弈的人的戰線拉長，讓他們疲於奔命；而政客們更是早有算盤，漫長的產業鏈條最容易暴露對手的弱點，這樣的博弈雖然麵太大，但卻有時間通過漫長的產業鏈條來相互鉗製，博弈並非就要你死我活嘛。大清王朝的統治者甚至在買辦商人跟政客們一起策劃的宏偉藍圖中夢想用這種時尚的經濟模式來拯救垂亡的帝國，但是這種時尚的資本自我修複與變異的製度、政治體製產生了尖銳的矛盾，招商局也注定為大清王朝的覆滅種下了致命的病毒基因。
致命的多元化就這樣在看不見的硝煙之中華麗地上演。早在招商局籌辦期間，吳大廷就給李鴻章整了個五難，其中有一難那就是保險難。這一難真讓李鴻章頭大，輪船整日在江河湖海上航行，風浪暗礁隨時都可能出現，那樣一來損壞的不僅僅是招商局的船隻，更重要的是在旗昌、太古它們的擠壓下，本來就本重利單的招商局如果遇上兩次風浪或者暗礁，運載的貨物一旦沉沒入海，這就不僅僅是賠銀子的問題，信譽什麼的都可能沒有了。在封建王朝做生意本來就存在不可預見的製度性風險，再遇上沒有保障的風險，誰還敢讓招商局的船運輸？這樣一來，吳大廷當初說的保險難還將引發攬載難等等一連串的難事，招商局的生意就真的沒法做了。李鴻章這個人身為中央領導人，還很喜歡進行實地調查，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嘛，李鴻章深諳此理。洋鬼子在1805年就在廣州創設了保險公司，那個時候大清王朝的嘉慶皇帝正忙著為自己那個當了六十年皇帝，四年太上皇的王八蛋老爹擦屁股呢，大清王朝中衰氣象讓嘉慶皇帝疲憊不堪，哪有時間理會洋人創立的這些玩意兒。在那個儒家倫理風尚至上的年代，錢是個很俗的東西，但是每個皇帝都離不開，又愛得要命，資本是個什麼玩意兒皇帝根本不知道，等洋鬼子一次又一次猛烈開炮將我天朝上國一通猛揍之後，洋鬼子的洋行林立，銀行開花，輪船橫行，這個時候大清帝國的皇帝才恍然大悟，原來自己已經成了窮人，有了錢還可以像洋人那樣讓錢通過洋行、銀行真的下崽兒呢，還能通過錢就把持一個國家的經濟命脈，比如帝國的漕運被擊垮，漕運可是個要命的問題。朝堂上鬧哄哄的爭吵結束了，李鴻章拍著胸脯要創辦輪船招商局，將那些洋雜毛給趕出帝國，奪回帝國的航運權。現在問題又出現了，保險隻有找洋雜毛的公司，這一次洋人可是將大刀片子高高地舉起來，就是要痛宰招商局一把，誰叫你們跟我們的同胞爭奪航運權？這時候帝國的皇帝才明白過來，原來洋人在我們土地上趴了幾十年，原來這行當還真是一個賺錢的買賣，不僅可以賺錢，還能有效地遏製我們奪回航運權，洋鬼子太他媽可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