畢業後，我成了他的下級、同事，到1987年他退休。這段時間裏，我親聆教誨，他那學者的風度，長者的寬懷，父執般的善心，深有體會，也時有感動。部門裏大都有我這種看法，記得繆俊傑先生曾在文藝報上寫過一篇文章《袁鷹的風格》，生動地描繪了老田的為人為文，說他“官不大，名氣很大；職務不高，威信很高”，認為老田是最沒有架子的，對人對事真誠善良，心胸豁達。我還記得，最為大家談論的是，他得了稿費後，總要交一筆黨費，這已成了慣例。老繆的文章說，“文革”前，老田曾一次交了八千元的黨費。二十多年前，人們的工資很少的兩位數，除外也就是一點不多的稿費了，老田每有稿費都拿出一些，好像很自然。那時，也不時興搞什麼內部的表揚，也沒有內部的宣傳小報和單位的閉路電視，這類宣傳也不是老田的本意，他也不想讓更多的人知道，純粹是個人的行為，隻是表達一份神聖的情感。按說，他的家境並不寬裕，家中老父親和一個殘疾的女兒，需要照顧，可他卻多年一直是用這種方式表示一個老黨員、一個部門領導者的心意。那時候，不時興作秀，也不像現在有人還沒有做點什麼，滿世界地鼓噪，生怕自己做了一點事別人不知，特別是那些有點權力或有點小權的人，陶醉於表揚與自我表揚中。
老田屬於那種對別人寬厚，對自己嚴格的人。他在主政部門時，沒有見他激烈過，每每部門的會議，都在一個稍大些的辦公室裏開，如同農村田間地頭的村民會，隨意地坐著，談點實事，無高談闊論，隻有信息情況的交流，簡潔的工作安排，如此而已，要做的和要辦的就解決了。而作為主角的他，不激烈，不焦急，也不偏執，但也不馬虎。屬下的有條不紊，工作也沒有出現過差池，也許那種純正的文學和文化氣氛，讓各位編輯同仁、同事們各司其職，演繹得得心應手了。老田領導作風樸實，不指手畫腳，不頤指氣使，哪怕是對我這樣的小字輩和新來的，說話總是以商量的口氣。不說官職（好像他已是“文革”前的十三級，屬高幹之列），就是在年齡上，他可以是部門的有些人的父輩級，可他還是以細聲和氣談工作，商量的口吻說版麵，即使議論單位的大事小事，即使批評文化界的一些不良之風，或者激憤於某些孜孜於利祿權勢的人，蠅營狗苟的事，他不像我等之輩，恨不得與之絕決；在他也多是一種認真地分析，還為那些本來就是屍位素餐的人，那些混跡於文壇而撈取資本的人，作些“假若”、“如果”式的推想。比如，說他們也不容易，替他們的生存現狀著想，其宅心仁厚，為不多見。在“文革”中，老田被造反派打倒，也有個別同事落井下石，頗不地道，他的處境可想而知，可平反主政後，他並不把過去的恩怨當回事，連那些對此有過節的人也心有芥蒂，可老田卻對此付之一笑。在他的眼裏，總是看到你的優點；在他的心裏，總是為別人想的多。與他共事幾年裏，我發現他沒有批評過什麼人，甚至於，對別人的挑剔和耍性子，他也不太計較。大約是1984年左右，一次因為一塊小刊頭漏發，開了“天窗”，造成了報紙上的不大不小的事故。在部門會上他自責，檢查批評了這件事，可是當事人卻有些漠然，不當回事，好像還說了些不合適的話。這事讓我們都以為當事人太漫不經心了，而老田隻是把這件事在大會上說過以後，沒有因為對方的散漫而動怒，更沒有因此而給人“穿小鞋”。他好像不曾批評人，也沒有見到因為什麼對屬下發火，更不會無名地動怒。這些，除了與他的修養有關，我認為，體現為老田對事對人，多以一個文人的思維來對待，無論是他的下屬，他周圍的人和事，他取的是平等寬厚，甚至於過分的自我擔當。當然，更多的時候，他是想為大家創造一個良好的工作環境，盡量把責任攬到自己頭上，這種大度的領導作風，最容易贏得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