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為這個病房裏的嘈雜，和一些危重而外傷嚴重的病人在一起，進住後醫院曾答應有了房子就給換的，凱雄他們提出找個好點地方，至少也是兩人的病房，不知後來誰的主意，找到了報社，大概也是因為看到老許也親臨醫院，就覺得這事靠組織好解決一些，於是，他們就活動著找關係、找單位，一來二去，從這天開始，就把找病房作為重點。
恰巧，中午十二時左右，老許打來電話，問病情，有人把這個情況給他說了。周二上班，老許讓社辦公室主任吳奇帶來公函，並與醫院聯係，安排一個單間。
下午，黃育海兄專程從杭州趕來，讓我感動，他昨天還和我通話，說到他參與的一部小說的討論，我還說他是前人栽樹功不可沒。沒想到，得知我病後，一天之內就來到病房。他的眼睛高度近視，平時過雜亂的街頭，走遠道還要人扶助，從一千多公裏之外趕來，難得他那份心意。
午後可以探視了，我一睜眼看到同事小羅手捧鮮花在門口，有些詫異，他小聲地說讓我別動。小羅是細心人，也真有你的，買什麼花，還專門跑來一趟。我問他怎麼知道的，小羅笑笑，他問要幫幹點什麼，朱暉他們勸說暫時不用，他說以後我來幫個忙。
小羅來和他送的花，讓我頓生感悟，因有病，成了一個麻煩大家的人，醫生，朋友，同事，就連這些花也受牽連，後來，朋友和同事們送來十多個花籃，大家的心意托付在這五彩繽紛的美好祝願中，也讓我老婆說，你欠了那麼多的人情。
三點過後，當時育海兄在看護我。隻聽有人像在勸說，又像在問詢，原來是育海把中國作家協會的兩位領導，書記處書記張鍥和高洪波先生擋在外麵，不讓他們進來。黃育海雖走南闖北，對文壇熟人熟事，但卻沒有同張、高二位熟識，所以，他把二位先生擋駕了。事後，洪波兄提起這事，說我住院時一些兄弟們看護嚴實。當時，凱雄是我的病情總管，好些人都從他那裏得知情況，他一一謝絕探視。因病房擁擠雜亂，張鍥、洪波二位僅遠遠站著，同朱暉還是誰說了幾句，我是躺著目送他們的，二位走後，好一段時間，洪波手捧鮮花，兩位高大的背影和嚴肅的神情，在我心中久久難忘。
下午，主治大夫孫永權與小光和朱暉他們談我的治療。他建議在兩三天內做腦血管造影檢查，他又說，前期做造影風險較大，但可以早了解病情，得到控製。孫大夫戴一副眼鏡，是年輕的碩士，說話細聲細語，態度也很和藹，是一位對病人很體貼的大夫。對此類病他是見得多了，也做過不少手術，出於職業的原因，也出於不熟悉，他對諸位兄弟的疑慮，沒有表示直接的態度。後來，我的“治療小組”，並沒有采納大夫的意見，孫大夫也沒有說什麼。
晚上，為尋找最佳方案，小光他們在醫院旁邊的小餐館聚集，究竟什麼時候做手術，是采取保守還是趕緊做，如何同大夫溝通，他們煞有介事地討論著。
意見有分歧，分為兩派。黃兄從杭州來，之前，他就谘詢過其父親——杭州一家醫院的老院長，據說治療此類病分為南派北派，南派多主張以保守為主，於是，黃兄來後，力主先不要也不能做手術，那是原則問題，他是諸位中唯一與醫生有些親屬關係的，他的話也有權威。可是，主治醫生曾對家人說過，應當抓緊，拖一天就會失去機會。小光對此也拿不定主意，所以，在晚上，朱、黃、李、應、潘和齊，幾位聚集，為此討論出暫時的結論：先不做，保守一下，以觀察再說。對我，這是一次“救命的神仙會”，十多天後，我做完手術，小光才敢告訴我。我聽了，說不出什麼，任何感激的話都是多餘。
這個決定，後來事實證明十分不妥，險些誤事。可，大家的考慮也有一定的合理性。朱兄也是保守派，曾為此三思，在這之前，一位據說是半仙的高人告訴他，近日裏，要多加小心，可能要碰到點麻煩，或者有朋友不測。朱認為事關嚴重，他隱隱覺得，“高人”的話不能違抗，寧信其有，所以，無論從朋友角度還是哥們的立場，他是想拖拖，為的是能多看幾眼。因了這種種原因，幾位我的治療高參們，竟把醫生的方案擱置了。
齊小光也沒了主意，她曾問及當醫生的嫂子，也問了一些明白人，都說這樣的病風險大。好像作家朋友周大新也跟她說，他問過三○一醫院的專家，也是這個看法。
當然，也好，有更多的時間來證實弟兄們的那份情意。我好生有福。
同事建武夫婦來訪。他大概聽張鍥先生說的，他們住一樓。
很晚了，丁臨一兄悄然來探視，他現在去了武警一單位，我的消息大概是找凱雄問到的，不過，老兄心細，又身在武警，情報是沒有問題的。平時裏，我們雖軍民兩界，但常有聚會，記得見我那種受刑狀態，他還幽了一默：好了以後我們跟你玩。
11月22日星期一
“高級護工”
智囊團的主意已定，主治大夫也沒有什麼意見，隻是按部就班地治療，以觀察保守為主。
換病房的事，還在等待。報社《大地》雜誌的王德穎來，他同醫院裏的人認識，想推促一下。不知道這種做法效果多大，病人情況不佳，眾人著急，從組織到個人，都在用自己的一切方便使勁，隻是這樣的合情合理的方式，能有多大的作用，近乎私下的行為，讓人想起來有點酸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