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一個有著底層經驗、生活厚實的作家，一個曆經磨難而自謙“笨拙”的作家，程賢章最為突出的是他對於普通人物的悲憫與寬懷、是他小說藝術的民間性的文化關懷。他的作品多描繪芸芸眾生和生活中的不如意者，以及經曆過各種磨難與坎坷，而仍在生活的重壓之下堅韌地前行，甚至默默地隱忍的人物。雖哀其不幸，怒其不爭，但對他們的生存狀態，對他們的精神和物質的缺失，作家抱有溫馨而寬厚的同情。《圍龍》中的一些人物，如田氏，作家從宗法、宿命、夫權等等角度，悲憫女性和弱者，描繪她們的善良和隱忍。這類人物的命運雖坎坷，但生命是強韌的，在強大而多重的重壓下，迸射出頑強活力。他最新長篇《仙人洞》，對於半個世紀前的中國大地上一場政治“地震”——農村土改，作了較為直觀而豐富的展示。小說通過“我”——“輝同誌”的眼光，展示了政治鬥爭引發的人們心靈的搏擊、人性的對壘。也通過這個仙人洞的土改生活，破解五十年代初，一場偉大變動給底層人生的影響，主要是人們心靈的震動。土改曆史進入小說曾有過成熟的長篇，五十年代、新時期，都曾有過眾多的作家涉筆。但在程賢章筆下，人物活動的背景在一個有限範圍內展開，小說注重的是在這個政治舞台上，一些底層人物的性格與靈魂的展現，以及人物的精神與情感世界，在特定的政治煉獄中受到怎樣的磨礪和考驗？工作組長、貧下中農、村裏的流民、家境殷實的商人、與世無爭的看客、小有實權的長官，和知書達理的長者等等，無論是這個“運動”中的革命者還是革命對象，他們的精神世界與人格性情，成為小說的關注點。在小說的後記中，作家指出，他寫出政治運動中人物的精神世界，是為了“拯救靈魂”。所以，在作品中對於無辜成為亡靈的張十三、韋寡婦，進行了多次的描繪，幾乎貫串小說始終。當我們今天提倡尊重生命，以人為本的時候，這樣的文學警醒，令人深思。作家當年曾是這段曆史的參與者，他把這珍藏了五十年、鬱結於心的生活，進行了一次文學的反映，這是作家的責任感使然。文學要表現人文曆史，但文學不是曆史的證人，曆史也不是文學的地圖。認知曆史，更重要的是要認知人物，認知生命在社會變動（變革）中的意義。所以，從較為基層和底層人士的生活狀態，從民間文化和大眾心靈的剖析中，認識和看待社會人生，了解具有特殊意義的生活，程賢章的小說，有著他人所不及的景觀。
2006年8月有意味的“終結”
在我印象中，展鋒這些年多是當閑士、隱者，說是專業作家，其實，他是在潛心讀書思考。古典知識分子的傳統愛好，率性而為，比如在寫寫畫畫，玩點古董寵物之外，他多是以一個旁觀者的眼光看取生活和人生。閑坐看雲起，身偏心自閑。這些年來，我們也就在會上見到，沒有多談，對他創作也不太了解。但沒想到，他在暗暗地使勁，一下子就拿出了八十多萬字的新長篇。而且還是近距離地直麵現實，也就是這個《終結於2005》，出手不凡，理所當然引起了人們關注。
以這樣一個名字為題——《終結於2005》，為小說命名，有點特別，像論文報告似的，足見作者特別思索，良苦用心。
我比較看重的是，他寫了一群鮮活的人物，一段近距離的生活，一個近乎於底層生活為自己命運而搏擊的農民群體，一個複雜的矛盾糾結的曆史。並且，這些生活內容，以一種求索探究的方式展開。可以說，這是一部有著主體思索、目光犀利、感情複雜的厚實之作，是一部充滿著對於時代曆史進程的變化進行探究，對於普通人生的命運進行究詰探尋的思考之作。
一個有著六百多年曆史的村莊，一個五代同堂的大家旺族姬姓人家——地處經濟發達的珠江三角洲的永欣村的農民兄弟們，進入二十一世紀的眼下，農村的城市化高速發展，資本的全球性、地球村等等，無不使他們接受種種信息，經受各種的觀念的衝擊，成為現代化人生旅途之必然。更為切實的是，世代生活在這裏的人們，隨著村莊的消失，修路建房，搞開發辦企業，以大伯為代表的這塊土地上的子民們，如何適應這個變化的現實：農民的身份改變了，生活方式、分配方式變化了，更主要的是土地沒有了，這種突變，是當前農村現代化進程的一個突出問題，自然也成為困擾姬姓大伯們的心結。是適應，是落伍，還是其他？這也是一道難題。為此，小說中的農民兄弟們，其實也是作家在進行著苦苦的尋覓和破解。一方麵，時代生活昭示，曆史發展的契機，對於置身於現代化進程中的人們，不能不是一個曆史性的誘惑，也是一種曆史的選擇。小說中的終結，村民們走向了曆史的新階段，傳統的農民家族式的生活邁向了城市化之路，就是這樣的一個選擇；但另一方麵，千百年來，農耕文化的積澱，農民對於土地的特殊情懷，舊有的文化傳統，無不困擾於這些村子變為社區、土地被征用、農民成為市民的人們。所以，現代化的進程，對於姬姓家族的農民們來說，一開始就是在各種紛繁的矛盾困惑中，當然，小說主要的是在於探尋城市化進程中的土地問題和農民的精神心態問題。在這個過程中，展鋒著力於把這個陣痛和矛盾的狀態描繪出來。他描寫大伯們對於土地的感情，對於自己田園生活，以至祖蔭的留戀。他並不急於尋找答案，隻是描繪那些失去了土地的農民們，對於自己慣常生活的感覺。他甚至於對近半個世紀農民與土地的特殊關係，進行相當犀利地揭示。農村的問題和矛盾，突出歸結為土地問題。一切社會發展與人生命運，都是與土地有著關聯。也就是說，農民的土地問題，終結於二十世紀之初，現代化的發展，由此生發而去，現代化之於農村和農民，既是一個社會理想，也是一個人生的現實問題。豐富的物質利益召喚，也會有精神代價的付出。小說就是以這樣的矛盾糾結，索解現代化對於農民，對於農村，以至於整個中國，所發生的影響。當我們看到，關於農民的身份認定，人的命運的思考，是在一些像這樣的小說章節，比如“我的是咩也”，“沒有了又叫做什麼”，“你以為你是誰”，“除了錢，最後還剩下什麼”——這一係列的追問時，其實，這是小說對現代化的人生問題進行追問。在一係列的關於“你”“我”的詰問中，作家的思考，執著而明顯。人的身份認定，或者，人之現代化曆史進程中，時時都有對於舊我的臧否，和對於新我的認定，有對於自我身份變異和心態的變化後的疑惑，從這裏剖析現代化的人生焦慮，人的物質世界與精神世界的落差與矛盾，其實是探究了最為現實而基本的人生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