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許德理的詩多是抒寫社會主題，其風格則是激昂、凝重。但，因題旨不一，也有變化。像愛情詩章，既有比類興喻，委婉曲致，也有直白簡明，如泣如訴，但篇幅上多是短製小章，靈動而好讀，有些感覺細膩，如風行荷上的柔情。有些短章富有哲理韻味，有如歌詞精致。像《心是一棵樹》、《假如》等，可以填曲傳唱。不過，他的詩作，讓我感受最為強烈的是，那數篇大句式、長製作、繁複回折式的政治抒情詩，比如關於《關於會議的若幹問題》、《對刑法修改的若幹建議》、《某些人的官場經驗》、《某些官場一把手》、《廢墟邊的悼念》、《給真理以自由》等等詩作。他熱烈而激情，不拘成法，把一些政治性強的內容納入詩題，以近於執拗的長篇句式，來抒寫社會現象，批判醜惡，描畫形式主義和官僚主義心態做派，有振聾發聵的警示意義。這類詩，有的近乎馬雅可夫式的內涵意蘊，也有郭小川式的排比句式。黃鍾鳴大呂，高歌唱大風。在現如今，很少見到這類政治抒情詩了，而德理也許是他以為表達強烈的感受，攻擊所非，褒揚所是，隻有這種長句式的敘事體，是最為恰當的了。當然，他的這種執著的寫作姿態，一方麵，體現了作者的可愛，又一方麵，多了（有時似乎在故意直白地宣示著什麼）、重複了，就容易流於程式化。
如今，詩歌並不被看好。文學不再風光、不再受寵，而詩又將何為？一個快餐文化、流行文化大行其道的眼下，詩與文學不再是寵兒，也許並非壞事。但對於一個詩歌愛好者，一個業餘詩人，這個文學的大環境，於他是生不逢時。但是，作為業餘詩人，難得有這份執著的文學之心。所以，我們可以充分地體味作者那顆多情的詩心，這就是他的熱烈地是其所愛，執著地非其所恨。他並非嚴整地按詩歌創作的成法，提煉詩的蘊涵，修飾詩的語言，描繪形象。這些都不重要。如果用一句話來為他的詩歌行為作注腳，那就是，德理所要表述的，是社會和人生的責任，盡管他自謙地以“樵言”為筆名。野夫村言，隨意為之。也許他並非想要用詩歌來擔當什麼，但是，他要讓詩成為自己人生的心靈記錄，個人精神和情感的心理表達。因為，他看重文學，或者說看重詩的童心、良心與愛心的簡便敘述方式。無論如何，在這個美好的世界和艱難的人世中，文學總可以使人精神得以慰藉，詩總該可以讓人變得可愛和可敬。作為一個在生活中有過坎坷的追求、艱辛的奮鬥，一個曾經愛過的人，更是如此。我想。
2005年末
鄧拓生平與文學
在災難性的“文革”初期，鄧拓作為最早的受難者，離開我們已有十五年了。他生前興趣廣泛，博學強記，工詩擅文，“筆走龍蛇”近四十年。在史學、政論、文學和新聞諸多方麵都取得卓越的成就。不幸的十年動亂，一場政治“瘟疫”奪走了他手中的筆。他人當盛年，卻匆匆含冤而去，還沒有來得及收集整理自己的作品。
1979年鄧拓平反後，他的作品出版的有：《鄧拓詩詞選》、《鄧拓散文》、《鄧拓書法選》、《燕山夜話》、《三家村劄記》（與吳晗、廖沫沙兩合著），以及兩本早年撰寫的曆史論著《中國救荒史》和《關於中國曆史的幾個問題》。他作為一個黨報總編輯，為報紙宣傳撰寫的社論、短評等，有的因年月久遠而散失，有的因署名不詳尚待查清，還有的在“文革”中當做“黑材料”被收繳抄走，付之一炬。
這裏，就我們現在收集到的鄧拓有關文學方麵的著作，並結合他的生平史略，作一些回顧。
“吾兒未冠即能詩”
1912年2月；鄧拓出生在福州（原閩侯）市烏石山一個叫第一山房的地方。鄧拓的父親鄧鷗予是清朝的最後一科舉人（光緒二十九年，癸卯，即1903年）。民國成立後，他在師範學校當國文教員，生有五男三女。據鄧拓的二姐鄧淑彬回憶，鄧拓出生時正值清晨時分，旭日剛剛升起；父親很高興，給兒子取乳名叫：旭初。後來進學堂改學名為子健。上大學時，他的名字是鄧雲特。鄧拓是他進入了晉察冀邊區後取的。
鄧拓的童年生活很清苦，一大家人口，全靠父親微薄的教薪來維持生計。他和哥哥們從小分擔家務，到離家不遠的山坡上打草拾柴火，有時跑到附近的河塘邊，釣小魚小蟹，捉蟛蜞，到屋前屋後的竹林裏挖筍，給家裏做菜吃。當教員的父親對子女們管教嚴格，規定他們黎明即起，第一功是“晨課”，在這個時間裏背誦古詩文。念完早書，還得練習寫大字。父親有時在一旁指點做示範。鄧拓用心好學，寫大宇時，常常用一枝自己捆紮成的“掃帚筆”蘸著清水在磚頭上反複練習，懸肘而作，借以鍛煉腕力。直到後來，他在寫有關文章時還提到兒時“清水磚頭”的懸肘練字法。在全國解放初期，他在給父親的詩中，還寫有“猛憶兒時課讀虔”的詩句。
由於父親的博學，教子有方，在書法上，他讓兒子師承前人，訓練有素，找來二王、顏、柳、歐、蘇各家之體，楷書狂草，不拘一格，讓鄧拓臨摹、鑒賞，還不斷以古人“臨池”精神激勵他，使他學而不輟。這種紮實謹嚴的兒時訓練，使鄧拓在書法藝術上很見功底，並奠定了他日後在學業上謹嚴求實的作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