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是“等號”（＝）的發明者，然而在其自身命運的坐標係裏，他是最無權利使用它的。
既是文人又是政客的前英國首相迪斯雷利（Benjamin Disraeli）說，他是降生在他文學家父親的藏書堆中的。既是文人又是科學家的紮米亞京（Yevgeny Zamyatin）說自己是在他音樂家母親的鋼琴底下長大的，而書籍則是他童年最忠實的夥伴。毫無疑問，偉大的書籍培養了他們本質上相近的想象力的細胞。但靜靜流淌的泰晤士河與奔騰不羈的頓河，卻把如此相異的人生之路畫進了他們各自的生命采景框中。
離莫斯科以南200多英裏的頓河之濱的省城列別薑，一個被托爾斯泰和屠格涅夫描述為“最俄羅斯式的”地方，1884年2月1日迎接了小紮米亞京的到來。紮米亞京的童年是十分孤獨的，“你們會看到一個非常孤獨的孩子，沒有同年紀的夥伴，趴在沙發上看一本書或是在鋼琴底下聽母親彈奏肖邦。距肖邦兩步開外的地方，你就置身在了省城的生活中……”
其實，這樣一種孤獨是上天一種難得的恩賜。沒有這樣一種孤獨，世界便不會擁有這樣一個紮米亞京。孤獨用自由和頑固的乳汁一口一口喂養著他。能夠徹底占有真正的大孤獨，乃是人所能贏得的最大限度的自由。是的，熱愛著自由的紮米亞京也深深熱愛著頑固。他的頑固竟使他舍棄了成績頗好的文科，而最終選擇了對他來說並非輕鬆自如的與數學相關的職業。
1908年，他從聖彼得堡綜合技術學院畢業，隨後留校任教，講授“海洋工程”及“船舶建造”。他的第一篇文學試作是和他的工程學資格設計方案一同完成的。1911年，沙皇政府把他流放到勒克德。流放中的孤獨的自由使他暫時離開冰冷的船體，在“白色的冬天的寂靜與綠色的夏天的寂靜”裏完成了《省城紀事》（A Provincial Tale）。這一部重要作品，很快為他帶來文壇的聲譽。1920年，紮米亞京寫出了他在現代世界文壇上最具影響力同時又是最有意思的作品——《我們》（We，繁體版書名為《反烏托邦與自由》）。
紮米亞京自己認為《我們》是他“最輕鬆同時也是最嚴肅”的作品。這部散文詩式的虛構作品直接啟迪了奧威爾（George Orwell）的《1984》，而赫胥黎（Aldous Huxley）的《美麗新世界》（Brave New World）亦受其影響。這部世界現代文學史上的反烏托邦傑作，在1925年英譯本問世後的半個多世紀，才像一個異鄉人一樣於1988年首次在它的誕生地——俄羅斯正式露麵。而此時，革命政權——也就是當年紮米亞京丟下手中建造的破冰船，從英國急匆匆奔回俄羅斯“親眼目睹了的十月革命”所締造的那個政權——所流放的著者的屍骨，已在本雅明（Walter Benjamin）稱之為“19世紀之都”的巴黎地下足足長眠了51個春夏秋冬。
紮米亞京生前談及《我們》遭到前蘇聯批評家圍攻的時候，曾講述過一則波斯雄雞的故事。故事說的是一隻雄雞總是比別的雄雞早叫一個小時，結果為了這一“不良習慣”，忍無可忍的主人終於手起刀落，雄雞一命歸天。從此，天下太平，眾雄雞又在同一個時刻唱起它們報曉的晨歌了。
紮米亞京沒有來得及把這個故事寫進自傳中，因為他總是在比別人早叫的一個小時的忙碌裏，自由自在地揮灑著他的頑固。他寧願把時間花在整齊斯文的紳士式的穿戴上，他知道這個故事已經由曆史之手在給他編纂了。他唯一的義務就是做隨時都可能是最後的長鳴。他珍惜他的一小時。
紮米亞京是文學批判家，他更是藝術的文學批判家，他的藝術的文學批判本身即是文學的藝術。他的生命是和藝術的神聖尊嚴膠合在一起的。自由與頑固書寫著他的人生履曆。1928年12月23日，他在為一部書話選集提供的簡短文字中有過這樣一段話：
有些書具有炸藥一樣的化學構造。唯一不同的是一塊炸藥隻爆炸一次，而一本書則爆炸上千次。
不錯，紮米亞京的文字就具有炸藥一樣的化學構造。即使是今天，它爆炸時的光亮依然和它第一次爆炸時一樣明亮。
“我”與“我們”
紮米亞京一直做著兩個夢。作為文學家，沒有疆界的個人自由展示在他的文學夢境裏。作為科學家，特別是工程學家，難以逃脫的技術的集體之夢又痛苦地攪擾著他。
當我再一次閱讀《我們》的時候，我發現極權與機器其實是同一樣東西。當西方的讀者把反烏托邦作品中有關技術成分的描述，解讀成是極權意識形態的影射的時候，他們其實是放棄了對於這一極權意識形態本身的理解。機器的夢也就是極權的夢。人不是像一顆螺絲釘，人就是一顆螺絲釘，而這正是反烏托邦作品中技術描寫的真意所在。在這一意義上說，機器的權力與極權政治的權力之間根本不存在任何意義上的隱喻，修辭失去了修辭的力量。
在《我們》所描繪的“獨一國家”（One State）中，“施惠者”（the Benefactor）與所有其他成員“數字們”（the Numbers）全都做著一個集體性的“我們”之夢。所有的曲線為唯一的一條“偉大、神聖、精確、精明的直線，而且是所有直線中最精明的一條”所取代。在這個“獨一國家”中，就是最勝任的數學大師也無法證明這樣的一個等式：“我”=“我們”，但“我們”≠“我”。等號必須時時反叛它自己。“我”不能說“我”不等於“我們”，但“我們”卻極其自然地說明“我們”不等於“我”。這是“獨一國家”獨一的遊戲規則和邏輯。紮米亞京的數學頭腦使他十分清楚函數的力量：
即使是古人中較成熟的人也深知權利的根源是權力，權利是權力的函數。這樣，拿座天平過來，一邊放上一克，另一邊放上一噸。一邊放上“我”，另一邊放上“我們”，獨一國家。清楚了，不是嗎？——聲稱麵對國家“我”有某些“權利”恰恰像是聲稱一克同一噸一般重一樣。這就解釋了事物的劃分法：權利走向噸而義務走向克。而從無有到偉大的自然之路即是——忘掉你是一克，感覺著自己是一噸的百萬分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