狩場教戰手策
獵書的激情跟著我進入北大，然後負笈美國，再然後回國創業。心境好的時候去書店是理由，心境差的時候去書店更是理由。書店是我的第二狩獵場。第二狩獵場，我指的是獲得獵物的地方。時間在這裏往往意味著隻是“刹那”。獵書的準備，欲望的點燃，激情的延續是從第一狩獵場開始的。什麼是我的第一狩獵場？說出來很是簡單：圖書館和學者的文集。而時間在這裏則往往意味著“窮年累月”，以至“永遠”。
我進圖書館從來不打算真去借書，隻是習慣隨身帶上一支筆和一個小本子，走進書架構築的書林中，“流觀架上，名近雅訓者，索取翻檢。要籍精本，必時遇之。”（張之洞《軒語》）邊做書林散步，邊記下書名、著者、出版商及出版日期，對書的價值及內容略記數筆，回到家中書房錄入我的“欲購書單”，依照求得的迫切程度分別標上一至五星為號。從圖書館記下的書名待相遇於第二狩獵場即書店時，便連翻檢的時間也會省下，因為畢竟像是兩個真人傾談良久終成相識一樣，彼此早已建立了相互的信賴，犯不著生疑或是猶豫。傑克遜把獵書者分為兩類：旨在滿足獲得欲望的物質型和旨在提升與滋養對書籍的品位的精神型。圖書館正是能同時滿足這兩類獵書者的絕佳場所。珍本秘籍非自己財力所及，飽飽眼福已應知足。財力範圍之內的書從外觀到內容，時時溫故，生書漸成熟書，從容中對書的品位越煉越純，終有一天覺著是站立在了巨人的肩膀上，獵書的眼界與識見陡然寬廣和深入起來。
學者的文集在我心目中往往成了繪製精細、呼之欲出的“獵書地圖”。這要稍做解釋。依我的偏見，學者可分做兩類：一類坦誠，一類取巧。柏林（Isaiah Berlin）在那篇研究托爾斯泰史觀的著名論文中，曾把學者分為“刺蝟”型和“狐狸”型，並引古希臘詩人阿基洛克斯（Archilochus）詩行加以申明：“狐狸知道的不少，但刺蝟卻精通一樣。”（The fox knows many things，but the hedgehog knows one big thing.）我的劃分自然不是柏林博與精意義上的劃分。我的所謂“坦誠”型指的是我能從他文字中輕易看清楚他“思想”的“心路曆程”；我的所謂“取巧”型，指的是我絲毫看不出他“思想”所由來的軌跡，而這軌跡泰半是被精心抹去了，好像是出於動物怕被追捕的本能，小心翼翼用文字的樹枝、鬆土或是積雪掩藏住自己的腳印或排泄物，讓循跡或循味而至的獵手擁抱荒涼的絕望。如果“日光之下無新事”這話成立，我更情願接近那些“坦誠”型的，這至少讓我覺著親切和放心。
錢鍾書和周作人是我景仰的“坦誠”型學者，他們的文字自然成了我最信賴的良師益友。有人曾譏錢氏“掉書袋”、周氏“文抄公”。若求知為的是做人，而做人最難得的境界是坦誠的話，這些人的譏諷就會不攻自破。炫耀自己思想的“新穎”和“獨創”的所謂“取巧”型的學者們也就像自以為身著新裝的皇帝，一路傲慢地走著，卻不知早已被孩子澄澈而致命的目光刺穿了。參透這一點，“掉書袋”、“文抄公”們的可愛以至可敬便不言自明。敢於把自己思想所由來的軌跡一一昭示出來所需的不僅僅是表達的勇氣，更需要的是來自學術本身的自信和底蘊。從獵書者角度看，這類慣於一絲不苟引經據典的學者著述中的引文和腳注，便成了價值不菲的“獵書”指南或向導。
循跡覓雪蓮
我曾無數遍仔細閱讀錢氏《管錐編》一書的腳注，自以為從中獲得的趣味和滿足感不下於閱讀它的正文。從這裏，我記住了Loeb Classical Library、Worlds Classics、Everymans Library和Bohns Library這些曆史上由學術和文藝彙聚而成的文化的“珠穆朗瑪峰”。依著錢氏品味可信的引導，十幾年來我像一隻饑餓的獵犬，走進一家家舊書店，不放過一架架書冊，辛苦而自得其樂地采摘下來自這些“珠峰”的“雪蓮”。望著自己書房書架上因偶然的際遇和斬獲而漸漸擁擠起來的“獵物”的隊列，心中的滋味早已非語言所能真切摹寫出來了。寫至此，一抬頭看見書桌對麵右側玻璃書櫥下麵第一格中柏頓（Robert Burton）的《解剖憂鬱》（The Anatomy of Melancholy），和曾做過英國首相的迪斯雷利的父親艾薩克?迪斯雷利（Isaac Disraeli）的《文苑搜奇》（Curiosities of Literature），便總覺著是錢先生送給的珍貴禮物。這些年來怎麼整理擺弄櫃裏架上的藏書，從未動過讓它倆分開的念頭，也許就是對錢先生默默的感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