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人化”的價值域
不妨說，在魯迅的筆下，上述文化傳統的實施與鞏固，是通過將其中的個體生命“非人化”從而實現的。“阿Q”的不具有“正常”的家庭生活與“狂人”在他人眼裏的“瘋態”，無一例外地把他們均定位在了“非人化”的價值域裏。“未莊”之人對於“阿Q”肆無忌憚的調侃，正是基於他看似的“瘋癲”。
“阿Q”與“狂人”又從作為個體生命的人的本質上，為我們開啟了不同的審視視角：橫向來看，人有“常人性”與“非常人性”之別；縱向來看，人又是“意識”與“無意識”的彙合。而作為製衡力量的文化價值係統與作為終極判斷的人性價值係統的不協調以至相乖背，是魯迅批判思想光照下凸顯出的又一個複雜的命題。“阿Q”代表著文化價值係統中的“常人”，代表著人的“無意識”層，代表著終極人性價值判斷中的“非常人”；而“狂人”代表著文化價值係統中的“非常人”，代表著人的“意識”層，代表著終極人性價值判斷中的“常人”。從這樣一種分析來看，“狂人”的生與“阿Q”的死，便有了直指人性本質的意義：終極意義上的“非常人”終究將被他的社會吞噬殆盡，而終極意義上的“常人”才會真正延續本體的生命。
“阿Q”之死似乎還有另一層的暗示：生命本體的消失（在這裏借助的乃是社會的殘暴職能——砍頭）才是人的“滯後性”、“非人性”、“無意識”徹底消失的先決條件，而這是否和新文化運動徹底更換文化語境的激進向往相一致呢？此外，“阿Q”之死至少對我們引出了如下的問題：
一、曆史結構的力量將以暴力（砍頭）來消滅威脅其合法性的其他暴力（阿Q的革命）。
二、曆史的參與者（阿Q之死的圍觀者）往往“欣賞殘酷”，將殘酷變為欣賞對象，使殘酷異己化、陌生化，以求從曆史之境的凶殘中獲得暫時的自慰或遺忘。
吃人者與吃人的觀賞者是曆史罪惡的共謀。
滯後性滋長了生命力
比起“滯後性”來得更可怕的，乃是“滯後性”得以生、得以存、得以長的曆史結構（阿Q周圍的未莊的現實空間及其中的觀賞者）。沒有“未莊”也便沒有“阿Q”。“20年後又一條好漢”並不是“阿Q”的囈語，倒是他無意識中揭示了這一曆史結構“滯後性”滋長的久長的生命力。“阿Q”的期望是他生命的曆驗刻寫在他靈魂中的。“阿Q”對於這一曆史結構的反叛或革命終於歸結為“滑稽”。曆史正是以“滑稽”消解了任何企圖顛覆它的成分。
曆史“景觀”的反諷
“阿Q”提供了一個供人“觀賞”的“景觀”。同時置身於這一“觀賞”景觀中的所有參與者也構成了另一個“景觀”。隻把注意的焦點傾注於前者而無意或有意地忽略掉後者，則是迄今為止的“阿Q”研究中的一個灰暗地帶。而這一忽略最終是無法解釋“阿Q”現象的，因為“阿Q”之景乃是以至必定是在後一種“景觀”中確立其意義的。這是魯迅給予我們的最有力的提示。
在這樣兩個彼此相套合的“景觀”之外，現代的“阿Q”批評者們及讀者群更構成了另外一個更大亦更複雜的“景觀”。我們之所以不滿意於這一現代的批評者的“景觀”，乃是由於這一“景觀”自身的“暴力”取向，即它首先預設地把“阿Q”從種種在他們以為是“非阿Q”的關係之網中剝離開來，以期將它變為孤絕的自足的自律體。其結果是：他們至多所能回答的是“這個阿Q是什麼樣的”，而無法涉及“為什麼會有這樣的一個阿Q或阿Q們”。
現代的“阿Q”批評者實質上早已陷入了曆史所巧妙營構的“遺忘域”中。“哀其不幸”與“怒其不爭”本質上又是在回蕩著“精神勝利法”的靈魂。他們從一開始即果斷而警覺地把自己同“阿Q”隔離開來，“阿Q”成為一種純粹的“他性”（otherness），一種在憐憫的氛圍裏承受批評者情感關懷的“他性”。這一策略使他們獲得了兩種東西：第一、界定了自己的“非阿Q”的合法地位（淩駕阿Q之上，救世主式地施加憐憫）；第二、將自己的“阿Q”式內核偽裝成一種超越的姿態，以掙脫人的“阿Q性”陰魂的糾纏，以遺忘來掩埋恐懼。他們有著和“阿Q”一樣的時間觀：投射“過去”或“未來”以遺忘無情的“現在”，以此企及“現在”的安適和安慰，而非像焦慮“現在”的“狂人”那樣。
作為現代批評者的我們，其實同“阿Q”周圍靜默或亢奮的“觀賞者”沒有了本質的差異。“觀賞者”是我們的過去的投射。我們則是“觀賞者”現在的複活。我們如此的存在加重了“阿Q”後脖頸上砍刀的分量。這正是曆史的一個最大的不幸和反諷。
“阿Q”的預言已過去了多少個20年！由於包括我們在內的“觀賞者”的壯大，“阿Q”的後代必然生息繁衍以至壯大。
阿Q活著。的的確確、現現實實地活著。
阿Q不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