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若史乘由女子編述，像教士們保藏在經堂裏的那樣多，她們所寫的男子的罪惡恐怕所有亞當的子孫都還償不清呢。
——喬叟《坎特伯雷故事集?巴斯婦的故事》
此後的文明史家是否會重新撰寫一部完全不同的人類文明史呢？是也罷，不是也罷，沒有理由遺忘20世紀的今天卻是一個無法回避的現實。因為一直閃爍著榮耀金輝的漫長的西方（乃至全人類）的文化傳統，正經曆著一場空前的帶有巨大搖撼力的洗劫，一種被冠之以feminism的批判。歐美feminism的出現有其悠遠的發展曆史。這遠不是20世紀的事。然而值得注意的是，這一運動已從其初期的爭取婦女在社會實踐諸層麵上與男性的平等權利，發展到一種重新理解、發現和組織人類認識結構的新視域或理論方法論。把feminism譯為“女權/女性論”更貼切，因為這樣既涵蓋其曆史發展，同時又強調這一運動的當代理論意義，即它作為一種新視域的意義。本文暫依通譯，譯為女權主義。
摧毀西方全部文化傳統的革命
對於西方文化傳統的受益者與捍衛者來說，當代女權主義批判浪潮的到來不啻是恐怖的洪水猛獸，它還是一次企圖全麵摧毀西方現存全部文化價值秩序的“哥白尼革命”！
值得提醒的是，把“哥白尼革命”這頂桂冠加在當代西方女權主義文化批判的巨大潛能之上，對於它而言，既受之無愧卻又得之不當。因為它在揭示這場文化批判的革命性質的同時，卻又似乎暗示了這一革命的局限性，而這一局限性恰是現階段女權主義的文化批判策略所竭力避免的。
對於16世紀以前的宇宙認識論而言，哥白尼將地球從一種萬星來朝的中心地位，放逐到一個以某種普遍的數學精確性圍繞太陽這一新的“真正”的中心運動的邊緣地位上去，這無疑是一次劃時代的突破。哥白尼以他的睿智和膽識為宇宙重新描繪的這幅嶄新圖景，無可否認，是更進一步切近了真理的。然而他的宇宙認識論革命的局限性也是巨大的：他最終未能擺脫有中心論這一為所有宗教宇宙論所具有的權力等級特質。推翻了地球的中心地位將它還原為邊緣性，卻又將這一中心的榮耀歸附給那個曾經處於和它同樣邊緣性位置的太陽。這種邊緣與中心的互換，在現代科學的天體論看來，僅能在一個極為有限的場域內擁有價值，它畢竟是遠離揭示宇宙整體特質的。現代科學宇宙論的基本出發點就在於，承認宇宙的無中心性，承認宇宙係統中每一個成員的平權性。
同樣，從發展的角度看，當代西方女權主義（主要是20世紀80年代）文化批判的理論路向，也並非像對之不屑一顧的男權衛道士或對之加以膚淺、激進理解的某些女權論者那樣，把它簡單地化約為：似乎是試圖在人類文化（主要集中於西方傳統）現存權力結構之內，徹底顛倒男權/女權這一實質上不平等的對立項，以壓迫者之道（男權對於女性的支配）還治壓迫者其身（以女權戰勝男權，施行權力再分配）。換言之，這一文化批判的真正革命性意義絕不在於以女性的經驗取代男性的經驗，以文化價值秩序中的邊緣性奪取文化價值秩序中的中心性，並且使之普遍化為人類文化的價值新規範。如果說女權主義之所以提出並強調文化秩序中的邊緣性（marginality）地位這一概念，是為了意識到並且向文化的中心性回歸的話，那麼，這就無異於扼殺了這一概念的強大生命力，因為這一概念的警醒作用恰恰在於避免向文化的中心價值回歸。
邊緣性開啟了審視主流文化結構的可能性，而在此之前，主流文化是無法從其內部得到批判性審視的。邊緣性的女權主義意義則為我們揭示出：成為規範了的意識或被賦予了特權的意識便成為一種無意識了。因為成為具有特權的規範的東西，就再也不去質疑它自己的本質了。處於邊緣性的東西，從來就不配享有任何不去自我質疑的特權。這就表明了這樣一種態度：對那樣一種特權享有的喪失，恰是真正人類認識的出場。
這樣，當代女權主義文化批判的潛在力量也就在於：通過對文化傳統的細讀與解構，顛覆銘刻著中心性/邊緣性、支配性/被支配性、壓迫性/被壓迫性等等這一有中心取向的全部文化傳統的不平等基石（因為任何中心的設定必然暗示著以它為價值尺度的某種邊緣性、某種從屬性、某種向心性、某種被製約性）。毫無疑問，在一種本質意義上說是完全平等的新的文化價值係統中，人才會最終確定自己的位置。
吃女人的曆史
曆史必被重新解讀。當history被女權主義銳利的解剖刀剖解成his-story的那一刹那，一直被人們理所當然地視為是人類的曆史的東西，便赤裸裸地畢露了原形。它——“曆史”（history）——不過是他的故事（his-story），一個講給人類聆聽的男人的故事！這一並非語源學意義上的發現卻以其潛在的啟示力量，為西方文化傳統的批判牽來了一道女權主義的曙光。
那麼，曆史必被重新加以界定。它基本上是由男人撰寫的關於男人對世界的體驗的故事。其絕大部分內容乃是戰爭或為準備戰爭而暫時達成同盟的記錄。這樣一部出自男人之手的故事隻能是壓迫與征服的曆史。而在這一基於男性經驗的所謂人類的曆史中，女性的經驗大都被略去或僅僅是所謂“真實”曆史的一種裝飾物。弗吉尼亞?伍爾芙（Virginia Woolf）就曾這麼感慨過：除去我們母親、祖母、曾祖母的姓氏、結婚的日子、生產的孩子的數目之外，我們對她們可以說是一無所知。
不難想象，當第一次意識到女性自身的被壓迫恰恰是來自於包括她們在內的人類所共同創造的文化的時候，覺醒了的女權主義“狂人”便也翻檢出寫滿了平等、博愛、繁榮、進步、幸福、自由的人類曆史編年賬來，她（他）們也從字縫裏艱難地（多少個世紀！）讀出了幾個字——“吃——人”，“吃——女人”。她們同樣作為曆史文化創造的主體，竟始終被壓迫性的男權吞噬著！
女性主體的二重性
如前所述，這裏需要注意的是：這一對女性在整個西方文化傳統中的缺席（absence）的覺悟，是一個極富意味的事。不加深究地以為，女權主義的批判目標在於喚回西方文化傳統中作為曆史主體之一的女性主體的重新出場（presence），極易遭受男權論者的迎擊。因為既然女性主體的缺席是“曆史的”（或“曆史性必然的”），那麼，這與男性主體的出場並不構成對抗性矛盾。前者的缺席並不要後者的出場負責。
為了避開這一極易產生誤解從而化約女權主義文化批判策略的表層認識，我們有必要對主體這一概念作深一層的剖析。隻有當我們能夠證明作為曆史主體之一的女性主體始終是出場的（而非始終是缺席的），卻同時又始終是被迫處於缺席狀態的時候，呼喚女性曆史主體的呈現也才具有文化認知與社會實踐兩個層麵的重要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