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到西方留學，論文是否應當、可以、宜於寫中國題目？
很奇怪，至今沒有人仔細討論過這個問題，雖然我每次在中國人中提起這事，無論海內外，留學不留學，總引來激烈爭論。可見這是一個大題目，直接關係到每個留學生，甚至關係到國家民族前途。
更奇怪的是，我發現這是個老題目：自從中國有留學生來西方，並且要寫博士論文起，就是一個舊話題，新心病。凡是學科帶“地域性”就不得不苦思這件事，我這裏指的多半是“文科”留學生，但是使用“國際語言”的學科，如電影學院導演係，音樂學院作曲係，甚至某些理工科的學生，地質，水文，也不得不麵對這問題。
我第一次發現這是個曆有年矣的老問題，是讀到魯迅的話：“有的中國學生在國外用老子與莊子謀得了博士頭銜，令洋人大吃一驚；然而回國後講的卻是康德、黑格爾。”
此話筆鋒掃蕩所謂歐美派洋博士：20世紀初留學日本的學生，似乎尚未寫博士論文。魯迅在日本自修文學，我們無法懸測他寫博士論文，必定不寫中國而寫日本。
但是魯迅此議，影響很大。季羨林先生在回憶錄《留德十年》中說，早年讀到魯迅這段言論：“留學一事還渺茫如蓬萊三山時，我已立下大誓：決不寫有關中國的博士論文。”這是“大誓”，毫不打折扣的，“決不步這種博士的後塵”，而且留學選課都“無論主係副係決不同中國學沾邊”。
從他的語氣上看，“前塵”是相當具體的人。季先生筆下留情，沒有點名。金嶽霖先生的回憶錄，就很坦率了：“中國留學生博士論文寫中國題目是從胡適開的頭”，然後他寫到答辯委員會中的漢學家考官，如何用一個《詩經》僻典難倒了胡適，意思是胡適自取其辱。
看來胡適1918年在哥倫比亞大學的博士論文《中國邏輯思想的演變》，真讓他丟了麵子，生前死後都被中國學界瞧不起。而且胡適沒有當年拿到博士學位，十年後他已經成為中國學界領袖，訪美時才補拿了學位。
最近又讀到《馬寅初傳》，謂馬寅初1915年在哥倫比亞大學，以《紐約市財政》論文獲博士學位。傳記作者加了一大段，說是“當時在美國學文法、經濟的學生，有一個獲取學位的‘竅門’，就是論文最好選寫有關中國的題目……馬寅初鄙視這種做法”。
實際情況是：20世紀初，絕大部分中國留學生，沒有寫博士論文。留洋歸來，就已鍍金；讀完本科，肯定成才，國內等著大用了。清末民初著名外交家施肇基1901年在康奈爾文學院取得學士，準備歸國服務。但是教授特別勉勵，說中國學生都取得學士就結束學業，施肇基才大，停下可惜。這才多留一年，讀畢碩士。在馬寅初之前，中國留學生寫博士論文本來就不多。所以馬寅初恐怕根本沒有想到一反“俗流”。
當時大部分人認為寫博士論文浪費時間，學位沒有什麼用處，不如多聽一些課。有的人留學，誌向完全不在學位。例如侯外廬，留學法國的目的就是翻譯《資本論》邊學邊譯；陳寅恪留學十年，也沒有寫博士論文。留學歸國成為名教授的，如文科的梅光迪、陳衡哲、吳宓、聞一多，理科的梅貽琦、任鴻雋都沒有拿博士學位。
少部分決心寫博士論文取學位，寫中國題目，也不是胡適“開風氣”。在胡適之前，顧維鈞1912年在哥大政治係的博士論文是《外國人在中國的地位》；與胡適差不多同時，1918年李四光在英國伯明翰大學的碩士論文《中國之地質學》寫的是中國文獻中“滄海桑田”種種類地質學的提法，現在稱跨學科研究（李四光後來參與新月社，好與文人為伍，原來自有文學根底）；1920年李濟在哈佛的論文是《中國人的基礎：人類學探索》。馬寅初傳記作者，說寫中國題目都是走捷徑，未免掃蕩得太痛快。
再進一步說，寫非中國題目者，大多寫的也並非馬寅初那樣的西方人“家裏事”。季羨林先生的論文《〈大事〉偈頌中動詞的變位》寫的是梵文語法。趙元任（《連續：一個方法論問題》），朱光潛（《悲劇心理學》）寫的是理論題目。真正寫歐美題目者，我能記起來的，沒有幾個人。
此問題值得好好講究一番：中國留學生已經成為全世界最大的高等人才培養群體。陸台港三處合起來每年在美留學生有幾十萬人，遠遠超出美國的近鄰拉丁美洲，其中多少學的科目有地域性不得而知。假定是四分之一，那麼每年有上萬人在為此傷腦筋——哪怕尚未開始寫論文。
須知，對現在的中國留學生，這個問題更為緊迫，更為實際。學生人數增加了，也就平民化了，很少人家裏有20世紀初中國“破落地主”的經濟能力，能供養周樹人、周作人兩兄弟在東京自習五年而不考慮學位；中國的高等教育漸漸“與世界接軌”，也不再可能聘任連學士學位都沒有的朱湘，更沒法讓他擔任係主任。博士論文寫什麼？自入學始，甚至從入學前，就得考慮。
國內不少學生，尤其是才情高的文科學生，或者一時能任性而為，留學生享受不到；國內研究生選論文題目時當然也須謹慎，但是自由度比留學生大得多。留學生一旦開始考慮論文題目，就必須弄清兩個問題：可行性，是否能在有限時間內用西文寫完一本書；可用性，對前程是否有所助益。一瞄準“前程”，公式就很簡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