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決心留在西方，就不能選西方課題
如果你決心回國，才有資格考慮選西方課題
決心何時下？看來是越早越好。但是如果在國內讀書時期就作此打算，瞄準前程，做法必須恰恰相反：
如果你決心留在西方，應當主攻西語
如果你決心回國工作，不妨攻讀中文
同樣考慮，做法正好相反。其實容易理解，準備期如果不花力氣攻西語（到西方再攻語言關，晚了一些）到西方如何寫中國題目？所以這條路要走通亦屬不易，錢鍾書《圍城》與許地山《三博士》中嘲笑的假博士，把誑騙洋人與國人說得太容易了一些，或許那時中西學界人士都那麼天真，現在大家學得精多了。但是許、錢二人都隻拿了碩士，我們也不便懸測他們如果做博士論文，會寫什麼題目。不過我們知道許地山應邀在世界哲學大會上演講，題目是“中國道家哲學”，很受歡迎。
說寫西方題目，就難以留在西方，難以在西方大學任教。這當然不能一概而論。才高者不必套用上述公式。但哪怕才高者能給英美大學生教莎士比亞，要指導西方研究生寫莎士比亞論文，或在西方莎學學刊上發表高文典章，寫出專著（這些都是取得“長俸”的條件），非絕頂天才，不敢想耳 。
當然也不是沒有，中國人聰明，出過幾個這樣的人才。例如50年代留學生中有盧飛白（經之）先生，據說以艾略特為論文題，留在西方任教，不幸短壽，不然前程遠大。我寫此文，也是向學界征求消息：我們現在有沒有如此天才，而且天假以年足以完成巨著者？
回過來說：博士論文，寫中國課題，對個人前途，誠為一種明智的選擇，對國家前途，人類前途，是否也有貢獻呢？應當說，有貢獻，而且比選寫西方課題者貢獻還要大。何以見得？西方研究生寫西方課題，博士論文，幾百年積累，什麼小題目都被鑽透了。這是他們文化建設的一大資源，中國人何必花幾年心血去在別人錦緞上添一朵別人不一定瞧得上的花？而中國課題，尚有多少重大的空白，為什麼不做呢？
為了避免這些“道理”無休止糾纏我們的麵子、良心、盤算，留學生中有相當大的比例，選擇“比較性”課題，目的也很清楚：保留選擇權。若回國，可教西方部分；若留西，可教東方部分。我們知道的大部分朋友，回國的，留下的，都取比較路線。
哪怕我們不顧魯迅的譏嘲，我們也得自問：既然做中國文科題目，何必到西方用西文做？一般的說法是：西方的方法，學術規範，用來研究中國題目，能開辟一個新境界。觀察中國文科一個世紀以來的變化，尤其近十多年來的巨變，此說當然有道理。例如劉半農，博士論文寫《國語四聲之測試》，工具、理論、方法，全來自國外，為中國現代實驗語音學的肇端。
但是，我認為，在西方用西語寫中國題目，這本身就是中西文化交流的一種方式。《圍城》中受嘲弄的蘇小姐，在裏昂大學“做了一篇中國十八家白話詩人的論文，新授博士”。按小說中年代推算，應當是30年代初。我認為，如果此博士論文寫得不錯，應當說有膽有識，是個相當大的貢獻。須知中國新詩的第一個英文選譯本，到1936年才出現，整體的研究更晚。
自然，自覺的曆史並非曆史的自覺。把個人考慮撇開不談，從中國學術的利益而言，中國留學生寫中國題目，寫西方題目，都會很有用：中國需要把西方研究透徹的人才；對西方學術利益而言，中國留學生寫中國題目，自然比寫西方題目有意思：由於近二三十年大量中國留學生傾注精力，西方的中國研究生機勃勃，進步巨大。西方中國研究的進步，是西方學界之福，也是中國學界之福。這些博士，不管居留何處，學術成果都會回流中國。中國學者任職西方，可能是人才流失，但是也可以看作中國學界疆域拓寬，正如中國人用西語寫小說，能說給中國文學帶來損失？
馬寅初博士論文寫紐約財政，胡適寫中國哲學發展，究竟誰對中國學術貢獻大？兩人回國，都成了中國現代學術的重鎮，所以難說。但是我們假定馬寅初與胡適都留在西方任教，誰對中國的貢獻會大一些？可能是胡適——胡適會把西方的中國哲學史研究推進一大步，而西方財政似乎並不少一個馬寅初。
我個人認為，寫論文是人生一出大戲，是年少氣盛時最上規上矩的一次考驗，寫出的論文（往往是學術生涯第一本書），要對學術事業有用才好。從這個角度說，中國留學生實實在在地寫個中國題目，於己於國於人類，都是好事。雖然有魯迅、金嶽霖、許地山、錢鍾書、季羨林等大師反對，也並不輸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