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樣是對中國問題進行思考，寫作，海外學者比國內學者更深刻嗎？更高明嗎？這就像問，海外作家，是否比國內作家優秀？對第二個問題，國內文壇，會齊刷刷舉牌“反對”，而且反對理由十足，大多數情況下，反對得有理。如果哪個刊物舉行討論，會被認為智弱。
那麼前一個問題，怎麼會成了值得討論的問題了呢？
實際上海外學者，與海外作家一樣，麵臨一個“對象困境”。
海外作家在用西語寫作時，哪怕寫的是中國題目（他們大部分人寫的是中國題材），不得不考慮到西方讀者，要讓他們讀得懂，要讓他們覺得有趣，讀得下去。
這就是為什麼中國文學翻譯成西文，常讓西方讀者看不出好處。我們經常聽到抱怨，說是譯者英文不夠好。不對，譯本無論如何修飾，讀者依然弄不懂來龍去脈，前因後果。這些作品本來是為中國讀者寫的，中國讀者不需要作者解釋1949年發生了什麼，1966年發生了什麼，或者“南人北相”這樣簡明的描寫。西方讀者讀到，就瞪眼了。
實際上，所有的中國“嚴肅文學”，譯成西方語言，主要也是攻讀中國文學的學生在讀。任何作品，都是如此。能讓公眾看到文學之妙，溢出中國研究小圈子的小說譯本，是例外中的例外。
海外學者麵臨的問題，看起來沒有作家那麼嚴重，畢竟他們的西文寫作與中文寫作的讀者，都是學界中人，或是研究中國的學生，知識結構相差不是很大。哪怕討論金庸、瓊瑤或三毛，這些作家在中國文化社區中頂級大名，在西方很少有人知道。本來無從討論起，可是學術著作不妨密密加注，西文論文隻要多注幾條，誰都能讀懂。反正對中國不感興趣者，本來就不會讀批評論文，不存在讀起來頭疼之類的問題。
但是我們現在談的不是一般的學術門類，我們談的是對文學藝術的批評。大多數文藝批評，都是對作品的文化批評。而文化批評，因批評的對象文化不同而立場各異，不可能有在任何語境下都能成立的立場。一套“政治正確”，反而加深了“階級，種族，性別”三大界限切成的八個基本學術立場。其實細分下來，立場遠遠不止八個。東方女性主義者，不願意接受西方女性主義的許多基本看法，就是近年熱鬧的一證。
沒有任何理論，可以不依賴批評的對象，批評的語境，獨自成立。以為一種理論可以用於不同的文化背景，正是近年文化批評最反對的普適論。
那麼，海外學者寫的文化批評，如何在西方文化背景上有的放矢，在中國文化背景上一樣有的放矢？與海外作家一樣，他們也有個基本的對象問題：作家不得不照顧不同目標讀者，批評家不得不麵對不同文化體製。
我不知道別人如何解決這個最關鍵問題，我自己的解決方法很簡單：我從來認為自己是一個中國知識分子。當然我不用這個標準去衡量別人，每個人對此可以各有各的想法。
我用英文寫作時，讀者對象是西方學界與學生，我隻是讓他們了解，在中國文化背景上，我如何采取我的批評立場。
因此，與國內學者相比，我們沒有任何優勢。相反，我認為海外學者隻有劣勢：畢竟不親曆對象文化，直接體驗就太少。從書本到書本，從材料到材料，做的學問不免有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