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孤獨、敏感、神經質和天才(2 / 3)

◎2.不一樣的經曆

弗洛姆這些經曆足以使他對奇特而又神秘的人類行為的原因發生強烈的興趣。弗洛姆回憶說:

至今我仍然清楚地記得在我大約12歲的時候所發生的一件事情——這件事使我的思想遠遠超出了我先前所思考的範圍:10年以後,它才使我對弗洛伊德發生了興趣。

事情的經過是這樣的:年少時的弗洛姆認識了一位年輕的女子,她是弗洛姆家的朋友。這個女子的大約25歲,她既漂亮,又富有魅力,除此之外,她還是一個畫家。聽別人說,她訂婚不久很快就解除了婚約,總是陪伴在他那喪偶的父親的左右。在弗洛姆的記憶中,她的父親是一個其貌不揚、索然寡味的老人。然而,有一天弗洛姆聽到了一個令人震驚的消息:

她的父親去世了,不久她也自殺了,並且留下了遺囑,遺囑上說她希望同他的父親合葬在一起。

後來,弗洛姆談到這件事時說:

我從未聽說過戀母情結,也未曾聽說過女兒和父親之間的亂lun的固戀。但是,這件事深深觸動了我。我非常喜歡這位妙齡女郎:我討厭那位其貌不揚的父親。在這以前,我也根本不知道人會自殺。於是,一種想法便在心中油然而生:“這一切又是何以可能的呢?”一位年輕漂亮的姑娘怎麼可能如此愛戀著她的父親,以致她寧願和父親合葬在一起,也不願意活著享受人生和繪畫的樂趣呢?

顯而易見,弗洛姆當時沒有找到任何答案,但他被“何以可能”這個問題困擾著。大約10年後,當他在大學裏漸漸地熟悉了弗洛伊德學說的時候,就產生一生割舍不開的情緣,他覺得似乎在弗洛伊德學說中找到了這令人困惑而又害怕的經曆的答案。

這件事發生後的兩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了,當時弗洛姆隻有14歲,正在上中學。他後來回憶說:

如果第一次世界大戰不發生的話,也許所有這些親身經曆都不會如此深刻地、持久地影響我。正是第一次世界大戰,而不是別的任何事情決定了我成長的道路。

戰爭剛開始的時候,他像別的孩子一樣,感受到的隻是戰爭帶來的騷動,前方打勝仗所帶來的喜悅,以及自己所認識的一些士兵的不幸死亡。在他的心裏,戰爭還隻是像一個遊戲。因而,年少的他就采取了漠不關心的態度,也沒有為戰爭的殘酷無情所震動。

但是不久這一切都改變了,他的老師們的言行深深觸動了他,促使他不得不去思考。兩年前,戰爭還沒有爆發的時候,他的一位拉丁文老師在課堂曾經說過,他最喜歡的格言就是:“如果你希望和平,你就應該準備戰爭。”因此,當戰爭爆發的時候,他的這位老師十分興奮,顯得格外的高興。弗洛姆心想,看來這位老師所鼓吹的和平是假的,他不是出於真心實意的,如果一個人一向真心熱愛和平,希望各族人民和睦相處,那麼他就不會一遇到戰爭就如此的欣喜若狂,忘乎所以。自從這次經曆以後,弗洛姆開始有點懷疑了,他很難相信積極備戰能夠維護和平,盡管鼓吹和平的人有的比他的拉丁文老師更善良、更誠實。

就在那舉國上下歇斯底裏大發作的過程中,有一件事令弗洛姆終生難忘。一次上英語課的時候,英文老師給他們布置了一個特殊的暑期作業,要求他們在暑期的時候能熟練地背誦英國國歌。這一門作業是在暑假以前布置的,當時還處在和平時期,戰爭還是很遙遠的事。

開學後,他們班的男同學對那位老師說:“我們拒絕學習現在成了我們頭號敵人的國歌。”這一拒絕部分原因是出於他們調皮搗蛋的緣故,部分原因也是受到了“仇恨英國”的狂熱的民族主義的影響。那位老師靜靜地站在教室前麵,冷笑一聲,然後用平靜的口吻回答了男同學們的抗議:“別自欺欺人了,英國永遠不會打敗仗的!”這是在瘋狂的仇恨中,一個理智健全的、現實的人發出的聲音——這是一位令人尊敬和欽佩的老師的聲音。

這一切的一切對弗洛姆來說,依然曆曆在目。老師所說的那句話以及他那種心平氣和、合情合理的說話方式,深深地啟發了他,同時也粉碎了他那仇恨和民族自豪感的瘋狂模式;弗洛姆後來說:它使我感到驚異,使我陷入了沉思,“這一切又是何以可能的呢?”

隨著年齡的增長,弗洛姆的疑團越來越多了。他的一些叔伯、表兄、老同學相繼在戰爭中陣亡了;那些誇誇其談的將軍們關於戰爭勝利的預言,結果被證明都是錯誤的。不久雲開霧散,他清楚地明白了,所謂的“戰略撤退”和“勝利防禦”都隻不過是模棱兩可的欺人之談罷了。

戰爭一天一天地繼續著,這一狀況持續得越來越久了,而弗洛姆的變化也越來越大。很快地,他從一個孩子長成為一個大人了,這一切更促使他愈加迫切地尋求這個問題的答案:“這一切又是如何可能的呢?”千百萬人怎麼可能繼續在戰壕裏,或被人殺害,或去殺害別國無辜的民眾,從而造成父母、妻子、朋友們的極大痛苦呢?他們究竟為什麼而戰?當每一人都說他不希望戰爭的時候,戰爭又怎麼會發生呢?如果人們都宣稱,他們不需要征服別國,隻是希望維護自己國家的財產和領土完整,那麼,戰爭又怎麼可能繼續進行下去呢?如果雙方都想征服別人,為自己的政治軍事領導人贏得榮譽的話,那麼,成千上萬的人又怎麼可能僅僅為了雙方的某些領土,為了某些領導人的虛榮心而獻出自己的生命呢?戰爭究竟是一場無情的意外事故還是社會和政治發展的一種結果呢?社會和政治是否有一種規律,人們是否可以認識和把握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