娜拉對社會的背叛和棄家出走，曾被譽為婦女解放的“獨立宣言”。然而，在素把婦女當作玩偶的社會裏，娜拉真能求得獨立解放嗎？茫茫黑夜，她又能走向何處？從事理上推想起來，娜拉其實也隻有兩條路：不是墮落，就是回來。這確實是問題的症結所在。弗洛姆認為母權的衰落，母親地位的邊緣化，同樣適合於母親的替代物，諸如國家或種族。原來母親式的信任和溫暖被父親式的壓抑、服從和獨裁道德所取代，結果背叛父親就是有罪的。
不幸的是，新教的發展又加強了父親的影響，中世紀擁有的子宮式的教堂和聖母崇拜的天主教給人們帶來的安全和溫暖，在資本主義強力麵前隱去了。顯而易見，資本主義的精神基礎是父權的，盡管資本主義自相矛盾地創造了回到母權文化的條件，然而在無限擴大的物欲的衝擊下再也沒有了回頭路。弗洛姆深情地指出，隻有社會主義才給出了回轉的出路，它承諾著未來社會的美好。
◎2．弗洛伊德——一個隱秘的權威
當事業蒸蒸日上的時候，弗洛姆沒有想到，病魔正一步一步地向他襲來，1931年夏天，31歲的弗洛姆遭遇了猝然的打擊，他因咯血而被診斷為肺結核。通過一年多的休養和治療，弗洛姆總算戰勝了死神，逃離了死亡的地獄。這歸功於他有著不屈不撓的精神。不過，當他剛擺脫病魔的威脅，另一個比病魔更凶狠的妖怪降臨在德國的上空，它就是納粹和它的頭目希特勒。
作為一個擁有大多數猶太裔成員的、公開的馬克思主義組織，按照納粹的標準，他們的存在就是一個荒謬，於是刺刀開始對準了這些所謂的“對國家的敵意”的人們，研究所的成員們不得不逃離法蘭克福，遠赴美國。
考慮到德國形勢的險惡，弗洛姆決定在美國定居下來，不久他加入了美國籍。與此同時，社會研究所在紐約重新開張，弗洛姆也很快恢複了他的成員資格。在紐約他結識了很多朋友，其中有克拉拉·湯普森、哈裏·斯塔克·沙利文和威廉·西沃伯格等，後來他們又和弗洛姆結為同事關係，在弗洛姆困難的時候，能一如既往地支持他的研究。
不過就是在這一時期，弗洛姆遠離了弗洛伊德的思想，不斷發表文章批判弗洛伊德，他與社會研究所的同仁們的關係也因理論上的分歧而逐漸疏遠了。
隨著對巴赫芬思想的興趣的增長，弗洛姆與弗洛伊德的分歧也就越來越大，對正統弗洛伊德主義的熱情不斷地減少。1935年他在《社會研究》雜誌上發表了一篇文章，公開說明他對正統的弗洛伊德學說的不滿和失望。他認為弗洛伊德作為一個資產階級學者，沒有跳出資產階級的社會文化背景，在他的思想中自覺或不自覺地受到了資產階級的道德教化和獨裁父權價值原則的束縛，因此其社會的批判力就顯得蒼白無力。
在心理分析過程中，一個分析者如果過多地注重病人童年經驗給他帶來的負麵影響，那就會出現這樣的結果：心理分析人員的注意力被分散了。如果心理分析人員沒有對社會因素有著清醒的認識，他就會不加批判地接受已有的社會價值，而這恰恰是病人致病的原因，分析者好心沒有辦成好事，反而在病人的傷口上又撒了一把鹽。另一方麵，當病人的心理需要和欲望與已有的社會道德價值原則相衝突時，作為一個社會的順從者的分析者，他不是對病人因勢利導，反而往往是傾向於激起病人的反抗心理。
話又說回來了，當然在理論上，分析人員也傾向於讚成價值中立的原則，對病人采取道義上的寬容態度，然而在弗洛姆看來，所謂的價值中立、道德容忍的理想，在曆史上它本身就有著擺脫不了的兩麵性，在實踐上，它結果都屈從了社會的要求。
隨後弗洛姆把精力主要都投在了揭示弗洛伊德父權主義的其他方麵。弗洛姆認為，正統的弗洛伊德主義進行精神分析的目標就是工作、生殖生育以及進行享受的能力。在弗洛伊德看來，前麵兩個比後一個更重要，他在文明和滿足之間發現了不可調和的尖銳矛盾，他認為個人和社會的衝突是必然的，人類曆史就是在欲望中受折磨的曆史，並且人類本身無法改變這種命運。他並不主張通過激烈的方式變革社會現有秩序，對於重建新型社會的希望嗤之以鼻，甚至對為使人類的滿足得以更好的實現而奮鬥的政治激進派，他都抱著強烈的敵意，並冠以他所生造的概念。對於激進派的所作所為，他給出了一個所謂的美妙的解釋，認為他們是對父親所做的戀母性的侵犯，是童年經驗的缺陷導致的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