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可以發現，在弗洛伊德的理論框架中，精神病是一個不吉利的東西，它無法適應資產階級的道德價值規範，有悖於現有的社會秩序。弗洛姆繼續分析道，弗洛伊德不能也不願意改變他所處的社會背景，因為他按照資產階級的方式，在金錢上斤斤計較，堅持要求他治療的所有病人必須以金錢來支付。另外，弗洛姆認為，弗洛伊德的缺陷有著其自身的原因，因為他的人格是屬於古典獨裁父權製類型的，在他的學生和病人麵前，他以絕對權威的形式出現，扮演著神一樣的角色，沒有違背隻有服從。
通過對別的心理分析家的研究，弗洛姆認為格羅代克和桑多·弗倫茨齊優越於弗洛伊德，他們的優越之處就在於治療學上的改革，通過和病人麵對麵的交談來進行分析，分析者和病人之間的關係是互動的，讓病人感覺到他和醫生處於平等的關係上。
弗洛姆也放棄了俄狄浦斯情結的理論，他認為感情轉移在治療技術上已經不那麼重要了，令弗洛姆欽佩的是，格羅代克和弗倫茨齊在報酬上沒有斤斤計較，態度比較隨便，有時分文不取。與弗洛伊德獨裁權威下的不人道的所謂的寬容相反，他們的治療方法已經超出了當代資本主義的價值規範的範圍，是為未來的新社會準備的，是與當代社會的非人道的短視目光背道而馳的。弗洛姆對弗倫茨齊的英年早逝深表遺憾，認為他的離去給心理分析學帶來了很大的損失。
1936年弗洛姆參加了由霍克海默主持的一個集體研究項目，這項研究的專著定名為《權威與家庭研究》。該著作在第一部分比較恰當地收錄了霍克海默、弗洛姆和馬爾庫塞所撰寫的長篇論文。在總論中，霍克海默定下了全書的基調，他首先陳述了研究現代社會中的文化因素的理由。他沒有反對馬克思的經濟基礎中心地位理論，但他更傾向於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築之間存在著千絲萬縷的交互作用，他以中國的祖先崇拜和印度的種姓製為例來加以說明。由於文化的滯後性，在原始的經濟因素消失後，在人們的意識、情感中依然還有著過去的留戀，如同浪花消失了餘波還在一樣。他認為隻有通過這樣的理解，我們才能充分欣賞到權威關係的精微處。
弗洛姆負責的是社會心理學部分，他把現代人放到了“手術台”上，讓人們的權威性格暴露無遺。弗洛姆不愧是一個精神醫生，他生動的分析讓研究所的同仁受益匪淺。這時的弗洛姆的內心是矛盾的，他一方麵肯定弗洛伊德的某些方法，另一方麵又對弗洛伊德的缺陷表示不滿，像一個神話的權威一樣。在這篇文章中，弗洛姆一開始就承認了弗洛伊德的作用，他認為對權威進行分析的最佳起點隻能在弗洛伊德的理論中尋找，因為他有關大眾心理和超我的理論給我們描繪了一幅現代人的圖景。
很快弗洛姆又指出了精神分析理論的不足之處，他認為弗洛伊德有時把現實原則分配給理性自我，有時又分配給超我，這樣做是混亂的，因為在一個健全的社會中，現實原則隻能屬於理性自我。同化概念給心理分析帶來了方便，在弗洛姆看來，如果把它當作超我的主要根源則言過其實了；而弗洛伊德把兒童與父親的矛盾，僅僅視為是由俄狄浦斯情結和對閹割的恐懼引起的，這實際上是錯上加錯的做法。如果脫離一定的社會經濟因素來談論權威關係，這不過是海市蜃樓式的空想，至少弗洛姆是這樣認為的。
事實上說來，本我中的本能、欲望和衝動之所以不能得到完全的滿足，原因就在於社會因素的限製。社會自身的進步，要求人們的欲望和衝動在一定程度上必須得以抑製，把危及社會的衝動抑製在萌芽狀態，以便把能量轉移到有助於社會進步的途徑上來。由於生產力的發展，人的智能有了很大的發展，相應地，人對自身之外的自然和人之內的自然控製力得到提高，這表明人類創造合理社會的能力的增長，人完全能實現理想的烏邦托，在塵世中建立美好的天國，並且這一合理的理想的王國放逐了超我，讓傳統的獨裁專製見鬼去了，解放了的自我自由自在地歌唱，他所統治的世界永遠是天堂。而弗洛伊德卻否定自我的主動作用，過分強調其適應性，結果自我成了任人擺布的傀儡。
(本章完)